秦封泥与官制研究

绪 论
秦封泥与官制研究
秦世短祚，关于秦史的资料，秦末曾有记载，如“萧何尽收秦丞相府图籍文书”。“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臧之。沛公具知天下阸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图书也。”“丞相御史律令图书”是秦律令的相关图书，涉及职官组成及运作，是“汉承秦制”的存在依据，秦史、职官制度等竟无留存，或在项羽入主咸阳、烧秦宫室后不复存在。“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而《史记·秦本纪》《秦始皇本纪》成了唯一能代表秦史的资料。研究秦官制，需要先明确，战国秦和秦代官制变化除新职官名称设立外，基本沿袭战国。可以说，秦统一六国，是以战国秦职官、度量衡及改良后的文字等来统一全国，秦官制研究是战国秦及秦统一后职官的研究总称。自班固《汉书·百官公卿表》以来，“汉承秦制”的观念就一直促使我们以汉职官制度逆推秦制，且大多准确如一。但《汉书·百官公卿表》的对象为汉代官制，在反映秦官制时仍有不足。《汉书·百官公卿表》的缺憾，王国维有精确论断：“若夫扶风（班固）《列表》，司马（彪）《续志》，成书较后，颇有阙遗。……班《表》亦仅列官府之目，未详分职之名。此关于官制者二也。”《汉书·百官公卿表》对汉代官制已然如此，遑论秦代。陈直认为：“汉书所据则为*后官制，对六百石以下之官吏，沿革每漏而不纪，令长下之丞，只纪有几丞，而不纪某丞之名。”封泥对官制研究的作用，历来深受重视。清代徐珂认为：“可考见古代官制，以补史乘之缺，一也。可考证古文字之有裨六书，二也。刻画精善，可考见古昔工艺，三也。”罗福颐认为：“传世封泥多官印，其校正史志之功更广。”李学勤说：“我认为秦封泥的研究价值，首先在于对秦职官制度的认识。中国历代职官结构，前人多上溯于汉唐，而汉承秦制，秦人的职官实开后世传统的先声。但秦制真相如何，哪些地方与汉制有所异同，前人尽力钩稽，如马非百先生《秦集史》的“职官志”，由于文献有限，所获仍然不惬人意。现在有了秦封泥的出现，始知秦代职官规模庞大，超出以往所能想象。”袁仲一说：“相家巷秦封泥的史料价值是多方面的，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其中比较重要的还是有关秦的职官制度问题。……此批封泥的出土极大地丰富了秦职官的内容，有中央职官、地方职官、宫苑、马政、乐府，以及手工业、农业等多方面的官职名称。有些职名见于史籍，有些则文献失载，更具有特殊的价值，使我们对秦的职官制度获得许多新认识。”封泥对秦官制意义重大，自相家巷封泥出土以来，已形成封泥研究职官的高潮。
1.秦封泥研究及学者
自20世纪90年代，西安北郊相家巷村出土了大批秦封泥，封泥的职官内容是战国秦及秦代官制的直接反映，一方面证实了《汉书·百官公卿表》的部分记载准确，一方面带来了新的机遇，扩充秦官制的认识面，使得以封泥研究职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到现在，以封泥研究官制的学者有王国维、陈直、李学勤、袁仲一、傅嘉仪、周天游、张懋镕、王辉、周晓陆、路东之、孙慰祖、王伟等。《简牍检署考》《汉印文字征》《秦封泥汇考》《秦封泥集》等各类成果集中涌现，这些著作积极吸收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并有所提升，此亦是后辈们应积极追求并不断为之奋斗的。
2.秦封泥的价值及意义
诚如李学勤先生评价道：‘这次发现极为重要；在一定意义上，它不亚于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发现；这是秦汉历史、考古工作者做梦都不敢想象的收获，我这不是夸大之辞，因为秦享国年短，这批封泥实在太难得、太宝贵了！’诚如袁仲一先生评价道：‘这是秦汉历史学、考古学以及中国古代职官、地理研究的一次里程碑式的极其重大的发现，其中大量问题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好好消化、研究。’”秦封泥的意义无须赘述，前辈学者的评价已充分说明。时至今日，秦封泥出现已二十余年，经历了一两代人的不懈努力，已为秦官制研究汇集了一些成果。
（1）研究提升空间。近二十年学者对秦封泥官制的研究成果丰富，涵盖官制的各种类型和领域，仅是以史验物，以物证史，缺少系统梳理秦官制，特别对某一职官属官及属官之属官和具体职能范围的探讨。素以研究秦汉官制闻名的《秦汉官制史稿》，立足于《汉书·百官公卿表》，探讨秦职官属官，又因成书于相家巷秦封泥出土前十余年，其与《百官公卿表》面临同样不能适应官制研究的缺憾。
（2）研究思路。以秦封泥为主、出土秦文字资料为辅，二者相结合研究秦封泥与官制。《汉书·百官公卿表》是迄今关于汉代官制*为系统的研究范本，其中遗留的“汉承秦制”已全部体现，以《汉书·百官公卿表》为底本探讨秦官制，可以避免走弯路。同时，《汉书·百官公卿表》反映的汉代官制与《后汉书·百官志》相比存在或多或少发展、演变的痕迹，对揭示职官职能有参考价值；历来研究秦官制的学者，都明了《百官公卿表》存在缺憾，但首先肯定它是*原始、*真实记录秦汉官制的文献，是秦官制研究不可逾越的史料。如王国维《齐鲁封泥集存·序》：“窃谓封泥与古玺印相表里，而官印之种类则较古玺印为尤夥，其足以考正古代官制、地理者，为用至大。”王辉和程学华的《秦文字集证》将中央官制按照职能划分，分为皇帝玺、丞相印、宗庙礼仪官印、宫廷事务官印、宫廷宿卫侍从官印、民族事务官印、谷货之官印、工官印、武官印、司法刑狱官印、府库官印、厩苑官印、田官之印、交通运输官印等。《秦封泥集》《秦封泥汇考》等研究蓝本仍采取《汉书·百官公卿表》体例。
（3）研究方法。官制研究不仅仅是史料论证所能完全解决的，出土金石文字（包括铜器、兵器、陶器、漆器、石器铭等）、竹简及其他类型的秦文字资料等所含的职官信息，同样可作为秦职官系统的参照和佐证，对明确职官及属官系统是重要补充。以传统史料为基础，与出土秦文字资料结合，正是王国维先生“二重证据法”在秦官制研究的一次实践。孙慰祖认为：“1995年陕西出土大批秦封泥，又使这一门类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拓展。秦代的官印封泥，不仅弥补了过去秦官印遗存不多，秦官制和秦代郡县制记载疏略造成的研究资料短缺，而且为秦文字书体研究补充了一大批丰富的材料，理所当然成为封泥研究中的一个新热点。”
（4）创新性。二十年多过去，秦官制内容有所增加，出现新机构不断增大，但《汉书·百官公卿表》依然是研究秦官制的不二选择。形成专属于战国秦和秦代的“百官表”，成了几十年乃至两千年来仍未能实现的梦想。在秦封泥出土至今二十多年来，一直存在浮于表面的研究现状，即学者研究多是就某封泥是九卿之一的属官便停止，缺乏对其属官、属官之属官的系统整理、职能归属、机构运作等，在前辈学者基础上，以现有公开发表的秦封泥、秦印为主体，参照秦简牍、青铜铭文、陶文及其他各种秦式文字，组建了一套秦官制的“百官表”，*大程度的还原官制面目。
（5）局限性。以史料和秦封泥为基础，金石文字资料为补充，梳理秦官制系统，本着*大限度追求原真的原则，对暂时不能确定隶属关系的职官，其职官内部可以分出上下级，具体的中间系统未完全理清的职官暂时空缺，待以后出土更多资料时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