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神话的故乡

《山海经》的内容 《五藏山经》为一份中国古老的藏宝图卷，分别记录了中国境内及边区的山川宝藏，每一卷各记一方，卷中因为资料多寡不同，按照需要分篇，其中主要的依据，是调查探勘者依据简单的山脉的概念，各山与各山之间自相连属，有首有尾，组成一群山汇、或一组山脉。其中叙述向某方几里，部分是以河洛京畿为主的《中山经》作为调查、记录方向的标准，譬如《西山经》是自东而西、《北山经》是自南而北等。因此，《山经》所记的不是一座座孤立的山，而是隐有关联的素朴的山脉系统。其中每座山的叙述，先标明山名、水源，属于地理形势的记载，为近代研究古代地理的中外学者极力推崇，认为保存了很古的地理情况，是*有价值的古地理书。其次叙述山川宝藏：包括草木等林产、金属矿产以及动物生产，其中特别精彩的为奇特动、植物的记录。 中国版图地大物博，南、西、北、东以及中原地区，兼蓄各色各样的物产，记录下来可作为政府秘藏的档案。林产方面着重记录了一些较有实用价值的良材，和具有医药功能的草药。前者为研究中国古代林业状况的宝贵资料，后者为本草医学的前驱。动物（包括禽鸟、兽类、鱼类及昆虫等）也是这样，较为人熟知的都只是简单记下其名称而已；至于较为奇特的，也就是具有医疗的科学性与神秘的巫术性的，不仅详细描绘其形状特征，还特别注明功效，其中也含有所谓的迷信成分，《山海经》被认为是史巫之书，这是*明显的证据。不管是植物或是矿物、动物，依据巫术性思考方法，均能产生巫术性的医疗、养生作用。据弗雷泽（Frazer）《金枝》（The Golden Bough）所说的交感原则，交感巫术（sympathetic magic）有两种基本形式，就是模拟巫术（imitative magic）和接触巫术（contagious magic）。《山经》所述的奇形怪状的动物，或者颜色鲜艳的矿石，以及香气浓郁的植物，本身就在实际医药成分外，具有浓厚的巫术色彩。而服用的方法，是经由模拟或接触等律则发生神秘的关系：其一为作为服佩、服饰，属于外服，像佩带一雌多雄的鹿蜀的皮毛，可多产、宜子；悬佩狏的怪羊的皮、角，可以恶治恶，吓阻邪恶。其次为服食，属于内服，可防御火、兵、雷等灾乱；又可治疗各种内、外疑难杂症，尤其是精神官能症。另一为巫术性的预示征兆的功用：吉凶、禨祥等均可得到象征性预告。凡水灾、旱灾、风灾、火灾、蝗灾，以及瘟疫、兵灾等自然或人为之灾均有征兆，所以被认为是察禨祥的指南。 《山经》中每篇篇末，详载各山区的诸神及祭法，实是各个群落单位的图腾神物，和各祭仪单位的祭祀方法—与《周礼》多能相通。大概南方多为鸟、龙综合的图腾神物，西方多为人兽合形，北方多为人蛇等合形，东方也多兽形神，而《中山经》显示一个鸟、兽、蛇龙诸图腾神物混淆的地区，均能与各方地理环境、动物分布相符，可称为中国*早的人文地理志。 《海经》《荒经》部分就是《山海经》被正统知识分子认为荒诞不经之书的主因，但却是保存了中国古代历史、神话，以及记录了原始边裔的地理志。依据神话系统，应该先叙述自然神话，再叙述文化神话，至少屈原《天问》的次序就是这样安排。但《海经》的编次，乃以地理方位的次序为主，依照各方调查、搜集所得而记录，因此没有自然神话先于文化神话的系统。有些学者认为我国着重于人的文化，与西洋着重物的文化形态不同，这种看法有部分道理。中国古代神话的特色之一，就是历史化的倾向，依据人类进化的历史，又巧妙结合了五行运转的历史哲学，成就了古史传说的系统。因此，许多自然现象就被统御于古史传说之中，像日、月的神话，就目前的神话资料，是被当作帝俊的妻子所生产的。又如水、旱灾，也出现于黄帝一统天下的大战中。类似的情形，使得先安排比较有秩序的古帝王世系神话成为首要工作，当然，《山海经》的世系只是多种古史世系中的一种。帝王世系先粗略建立起来，再叙述边裔民族，因为许多奇特的部族与古帝王有密切关系；*后才进入神话世界，了解中国人古老的梦境。 《海经》《荒经》叙述的帝王世系神话，为长久时间保存在各民族共同记忆之中，后来才记录于简册，成为各部族的“圣史”（Sacred history），其中包括了种族的来源—始祖神的诞生、创业，以及英雄俊杰的丰功伟业等。当然，长久口传的神话传说，难免附上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环境的遗迹，但仍然保留了许多口传文学的原型。帝王世系的神话就是所谓的三皇五帝，都具有些共同的性质；始祖神的奇特造型，常以人兽合形的形象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其实这是图腾神物，人类社会在长期生活中，取一种与自己群落有神秘关系的动物作为象征物，始祖神的感生神话，及其形象就是这样：伏羲的诞生，为华胥女子“履”雷泽中的脚印而感生，履是在高禖求嗣，随着神尸行履的舞蹈，然后与神尸坐息感生的仪式，雷泽神为龙身人头，所以伏羲也是蛇身人面。炎帝、黄帝以及东方的帝俊等，都有属于自己的图腾，或以兽、以云、以鸟，形成不同的群落。后来经过长久的融合、互相通婚、势力消长，“龙凤呈祥”象征着中华民族的成长；而黄帝、蚩尤的大战，也表现出一种痛苦的血泪凝成的历史。至于传承的英雄系谱中，排难解纷的除害工作，像后羿射日除凶；创造发明的物质进步，像神农耕种生产；还有制作乐器、发明文字，都将蒙昧中的人类走向人类文明的黎明期，成为启蒙英雄。 远方异国之篇，叙述边裔的民族，《淮南子??地形训》有三十六国的记载，就是根据《海外四经》的叙述，再补充《大荒经》的资料以后，早期在中国边区活动的部族形象就可勾勒出来。《山海经》对他们不称氏，而称为国或民，是表示其不同于中原或境内诸族。而对于四方诸国，几乎全以人兽合形的形象作为代表，大概是由于图腾神物的叙述，或者不同的服饰习惯，及体质特征的夸张、误传的现象。其中有些是居于中国人的民族优越感，对于非我族类有些歧视心理或敌对意识，像对穷奇、饕餮诸西北草原地带的凶悍民族，加以凶兽化，表现了对他们又惧怕、又轻视的复杂情绪。但也有些国度成为战乱中中国百姓“适彼乐土”的一种理想与愿望，像羽民、臷（zhí）民诸边区民族被乐园化；肥沃的土地、饮食自有，还加上和平自由的人兽关系，也表达了一种向往、企慕的心理。 总之，中国人对于边裔所怀抱的，虽有以文化为评价标准的倾向，但大多能保持客观、宽容的胸怀；有时还保持了相当关注的态度，因此能出之以趣味盎然的笔调。另外边裔与中原部族的关系是密切相连的，四方部族中，有不少是帝王的后裔“降”居于较偏远地区，繁衍了新的一代。例如南方有三身国、季釐国，属于帝俊一系；季禺、伯服属于颛顼系。其中有些系谱分明，显然不是自附于圣王、名族的造假。这种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王民的记叙方式，显示早期民族迁徙的历史，复杂而有密切关系。因此，阅读边裔民族志，启发后世子孙不该盲目地仇视夷狄，而过度标榜华夏，都是曾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我族与他族的狭隘观念不应存在。所以，除了卧游之乐，博知远方异闻，还可体会到老祖先要万族共和、一齐自由自在地生活、和平安乐相处的伟大胸怀。 《山海经》公认为蕴藏丰富神话的宝库，近代研究中国古代神话的学者大多从其中寻找材料。神话既是历代传承，经由叙述一件事情的始末，表达自然或人类文明的历史，时间长久，自然显得零星片段、不相统属。《山海经》中的神话传说尤其散见于各篇中，因此将它整理成一个体系确是必要。但在整理、分析时，常会发现一个神话有所改变的情形，或增添或减少，但只要“母题”（motif）相类似，都可循线寻找出神话与神话之间的关系。 初民既然是以一种庄严的态度来叙述，视为真实，因此，他们叙述神话所具有的特质就值得注意。神话具有解说性：企图解释或说明宇宙间的万事、万物的起因或性质，例如天有十日、十二月，与天文历算中的旬日计历法、十二月令有关。为了解释其中的关系，就以帝俊的妻子羲和、常仪作为产生者。其次为人格化：即依据对人的想法，联想万物也同具生命、性格，万物有灵，自然被人格化，像相信四方之风各有一神掌管，风神有属于自己方位的性格，这些素朴的泛灵信仰（animism），后来在《尧典》中就被儒家合理化，解释为百姓适应季节的不同动作。其次为野蛮要素或原始要素，其中以变化说*能代表，现代人相信物类各有一己的范畴，古人的观物方式却认为生命是流动的、可变化的，万物一样平等，同禀于大自然中的生气。因此，动物可变为植物，人可变成动、植物，而生命仍然赓续不绝，这是原始而朴素的观物方式。 人类学大师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主张神话与仪式需要合观，两者都利用象征方式表达人类心理或社会需要：仪式为行动象征，借戏剧化行动表达；而神话为语言象征，借语言符号以支持、肯定或合理化仪式所表达的同一需要，神话与仪式互为表里，如能合而观之，一定更能了解古人的意愿。像浴日、浴月，郭璞说是“作日月之象而掌之，沐浴运转之于甘水中，以效其出入旸谷虞渊”，就是一种模拟法术。至于祈雨时作应龙的形状、驱魃时先开水道，然后念咒语，都明显为一种仪式性动作，配合神话的流传，相信超自然力的灵威作用。 神话为集体潜意识的反映，在原始共同体的社会，个人的存在与性格是安顿在团体的生命中的，群族的生存关系着个体。因此，共同的理想与愿望常借着神话表达出来—正如同个人的梦一样，都是一种象征符号。《山海经》的神话，依据较有系统的分类和它本身所具有的材料，可分为自然现象神话、大地神话、山岳信仰与乐园神话、动植物变化神话，以及神尸变化神话和文化英雄神话。这些神话都曾经是古老的梦境，表达了民族隐蔽在深处的理想与愿望，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这一理想与愿望。生命终将趋于完结，迫促于死亡的危机，那么经由变化，成为植物或动物，这就是经由神话的幻想与象征，获得部分的满足。现实生活的艰困，天灾交迫、国事困厄，那么，一个昆仑乐园或远方乐土，满足了个人的长寿永生与社会和谐安乐的意愿；个人处境受逼于环境；时间的匆迫、空间的狭隘，那么，神话人物的叛逆、不屈与永不妥协的神性，将使年轻的心灵、创痛的灵魂走向成长；给予挣扎的生命以振奋的力量。因此，神话中的人物将是“道德观念的保护和加强者”，不但护卫了当时的人类，也将是后世本枝百世的后嗣据以生存下去、奋斗下去的守护者、引导者，经历无数的试炼，终于走向成长与成熟。因此，重温旧梦，现代中国人需要，也将要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现代神话。 精卫神话 精卫鸟又叫誓鸟，或志鸟，又叫冤禽，而东海海岸附近，民间习称它为“帝女雀”—据说是炎帝女儿的亡魂所化生的一种海鸟。 原来发鸠之山上有一种鸟，形状有点像乌鸦，而花脑袋、白嘴壳、红脚爪，会发出“精卫—精卫”的鸣声，就叫做“精卫鸟”。原是炎帝的小女儿，名叫女娃，有一次到东海上游玩，忽然海上起了暴风，她就溺死了，永不能再回来。这一缕冤魂很不甘心，就化身为精卫鸟，她悲悼自己年轻的生命让不测的风暴给毁灭了，就发誓不喝这里的水，同时立志，每天用口衔了西山的小石子、小树枝投到东海里，想要把大海填平。 或许“精卫填海”的神话只是海边民族一则悲壮的神话，精卫鸟扮演的就是荒谬的角色，以海鸟的渺小、木石的细微，对比着海涛的汹涌、东海的浩瀚，这是一种极具震撼性的悲剧感。因此，神话的本身，并不在乎精卫能否填平东海的结果，其意义完全表现为一种持续不绝的意志力，将精卫鸟叫做“志鸟”的旨趣在此。精卫填海的神话，透过一只渺小的生物，显示它对命运的叛逆，对死亡的憎恶，以及对生命的热爱，使一件看似毫无成就的事情，迸射出一种庄严的意义。陶渊明《读山海经》诗说：“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就不是两句叙述的诗句，而是一种心灵受感动后的赞美。在人类所遭遇的情境中，死亡是一种冷酷的事实，无穷无尽的时间与空间之中，而人却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宇宙里，因此要求超越时间、空间的呼唤，回声袅袅不绝。它使纯朴的海滨人们在传诵精卫的传说时，体会到生命从未面临过所谓不可能的窘境；也曾使身在忧患中的五柳先生深深感受到生命是永无止境的，只要仍然有一个誓愿，有一种意志，坚持下去、清醒地坚持下去，这就是生命的本质。神话的效用就是给想象力赋予生命，也许原先只是东海边上所常见的海鸟口衔树枝的景象，附丽在女娃溺海而死的传说之上，经历长远的时间后，就糅合进了海滨民族的想象力。我们可以在想象中，看见一只逆风飞翔的海鸟，衔着小树枝，投入波涛汹涌的大海中，一阵猛浪，树枝已被卷走。然而那只鸟发出“精卫—精卫”的叫声，又挣扎着飞向西山，坚决地飞着，用它弯曲而果断的翅膀。 龟与龙的神话 四兽为中国人传说中的灵兽，为吉瑞的象征，因为它们都是居于各种兽类中的*崇高者：凤凰为羽虫之精，龙为鳞虫之精，麒麟为毛虫之精，龟为介虫之精。汉代铜镜中有一种四兽镜，将这些灵物熔铸在一起，配合了方位，给予适合方位性格的一种美名，作为祈求吉祥的装饰物，也是避邪的巫术物。 《山海经》中，除了对凤凰特意描摹之外，其他诸灵物少有记录，像麒麟、龟，而出现极多的龙，却少有描摹形象的。龟因它的长寿，成为长生的象征，古人依据模仿巫术原理，而有龟息的养生方法，再加上它的造型，所谓“上圆法天，下方法地，背上有盘法丘山，玄文交错，以成列宿”（《尔雅??释鱼疏》），神龟之象成为大地的象征。它的灵异性使古人相信龟有巫术作用，用为预示性的龟卜，成为殷商大宗的龟甲文，也成为民间崇龟求寿的风习。本来海上仙山与龟的浮海性格有关，但《山海经》仅简略地记录，所以神龟没有上场。至于殷商龟卜，一定也有些神话附丽其上，但也缺乏记载。虽然如此，龟为灵物，其他古籍中广泛传述它的灵异性，而且也表现在文物上，成为一种深具巫术性的图案或装饰。 龙的形象，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山海经》虽没有具体地描绘出神龙之象，但后世的“龙的传人”却能在想象中浮现一种造型奇特的形象。或许汉人王符《潜夫论》所描述的，可代表汉代图谶哲学中的新造型，其中龙的形象：“头似驼、眼似兔、耳似牛、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其背有八十一鳞、口旁有胡须、颔下有明珠、喉下有逆鳞、头上有博山，又名尺木。”这样集多种生物之长的综合体，当然不全是汉人创造出来的，而是根据先秦流传下来的龙的神话、文物，熔铸成一种灵异之物。 龙应该是一种图腾神物，象征古老中华民族的一页民族融合的历史。闻一多曾解释龙：因原始的龙（一种蛇）图腾兼并了许多旁的图腾，而形成的一种综合式的虚构的生物。这综合式的龙图腾团族所包括的单位，大概就是古代所谓“诸夏”，和至少与他们同姓的若干夷狄。他们起初都在黄河流域的上游，即古代中原的西部，后来，一部分向北迁徙的，即后来的匈奴；一部分向南迁移的，即周初南方荆楚吴越各蛮族；留在中原的一部分，虽一度被商人征服，政治势力暂时衰落，但其文化势力还继续屹立，且发展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龙为与蛇有关的图腾神物，依据《山海经》所叙述的，是一种精辟的见解。伏羲为“人首蛇身”的神，但神话中他的母亲却是感雷神而生下他的，雷神为“龙身人头”，因此《左传》说大皞氏“以龙纪”，伏羲实在也是蛇、龙图腾的帝王，在中原地带发展着以龙为纪的图腾文化。但后来龙与云结合——云龙成为一种复合的图腾，象征着黄帝族由黄土高原向广阔的中原发展的历史。黄帝一族原生活在气候干燥的黄土高原，也就是轩辕之丘（昆仑之丘），“以云纪”——云、圆、昆仑、轩辕同为发音相似的名称，入主中原之后，结合原先龙图腾文化，而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 《山海经》中作为图腾神物出现的龙，就是四方之神常见的“驾两龙”。龙为御驾之物，而且数目为二，有人说是“两部制”社会的象征，后来成为神话中的服驾。另外一些与龙有关系的神话人物，像“应龙”为能蓄水致雨的神，应黄帝的召请前往攻打蚩尤，应该也是龙图腾部族。另外就是西北钟山的主神“烛龙”，也是人面蛇身，为“风雨是谒，是烛九阴”的高原部族，应龙、烛龙都和水、风雨有关，所以龙成为主雨的神物，与古代畜牧社会、农业社会有密切关系。 龙与云、与水的结合，也表现在实物上，成为图案装饰，像龙旗、云旗、旌旗的斿，都是一条或多条长长游动的带子，*能具现龙的形状，所以《周礼》说“交龙为旂”。夏旗子的特征就是两条斿，龙旗大概指那种长条飘动的旗，也可能有龙的图案作装饰，与云旗同是一种原具有神话象征意义的饰物。 龙在四灵中，配列于方位为“东”，颜色属“青”，五行属“木”——成为苍龙，因为大皞就是东方之帝，这种配列也很合于五行哲学。而天象中，东方的星宿，也就称为苍龙之宿，本只是东方七宿，连房、心等东北曲十二星也属于龙，龙星十二颗，而旌旗也有十二旒，成为富于神秘性的饰物。“龙”在中国人的思想中确实有深远的影响，成为一种龙的文化，一种具泱泱之风的中华文化的表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