泱泱汉风:两汉的兴衰

理想与现实之间——知识分子的两难抉择（节选）
东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年），河内郡人张成的弟子牢脩向皇帝上书，控告司隶校尉（首都特区长官）李膺等人资助太学（国家*高学府）中的学生和访问学者，结交各地士人，相互串联，结成“部党”，诽谤朝廷，破坏社会风尚。桓帝震怒，下令各地逮捕这批“党人”，并且将他们的罪行布告天下，全民共讨之。案子送交三府（太尉、司徒、司空）审理时，太尉陈蕃拒绝署名受理，还上疏极力为他们申辩。桓帝更加生气，就将李膺、范滂等人关押到由宦官主管的黄门北寺狱刑讯逼供；又以推荐任用人员不当为由免了陈蕃的职。党人的供词牵连到陈寔等二百余人，也一律逮捕。其中有的人已经逃亡，都悬赏捉拿，全国通缉，朝廷派往各地办案的官员络绎不绝。中国历史上**次对知识分子集团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就这样开始了。
此事的起因与汉桓帝不无关系。原来桓帝当蠡吾侯时，当过甘陵国人周福（字仲进）的学生，等到即位后就提拔他当了尚书（内阁常务官员）。而同郡人房植（字伯武）担任河南尹（首都所在郡的长官），在朝廷颇有声望。于是本地人编了两句民谣：“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房伯武不愧是天下的榜样，周仲进当官不过是沾了当老师的光。）房、周二人的幕僚、门客、学生相互讥讽，制造舆论，又各自拉帮结派，逐渐势不两立，开始被称为“党人”。以后汝南郡太守宗资重用功曹（秘书长）范滂（字博孟），南阳郡太守成瑨也委任功曹岑晊（字公孝），这二郡中也流传出这样的民谣：“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真正的汝南太守是范孟博，南阳人宗资只管签字划圈。南阳太守也是岑公孝，弘农人成瑨只要坐着嚷嚷。）当时太学有学生和访问学者3万余人，郭太（字林宗）和贾彪（字伟节）名声*大，他们与李膺（字元礼）、陈蕃（字仲举）、王畅（字叔茂）等人互相赞誉提携，太学中又传出了几句话：“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此外还有渤海人公族（姓）进阶、扶风人魏齐卿，都爱发表直率的意见和深刻的议论，揭露豪强时不留情面。连朝廷的高官也害怕他们的批评，吓得到他们家去时连车也不敢坐。
事件的导火线是几年前李膺杀了张成的儿子。张成有打卦算命的本领，平时以此广交宦官，连桓帝都信他几分。据说张成推算出皇帝将要大赦，就让他儿子杀人。当时李膺正任河南尹，将他儿子收捕。不久果然颁布了赦令，张成的儿子在释放的范围，李膺更加气愤，竟将他定罪杀了。所以张成的弟子就作了诬告。
由于连太尉陈蕃都已碰了钉子，朝廷百官没有人再敢为党人说话。新息县长贾彪到洛阳活动，说服了尚书霍谞、城门校尉（首都卫戍司令）窦武于次年六月上书为党人鸣冤。窦武以皇帝丈人的身份指责“陛下所行，不合天意”，并同时称病辞职。当时，连年水旱灾害严重，中原地区百姓饿死的近一半，绝户的也不少，南匈奴、鲜卑、乌桓及“盗贼”蜂起；36岁的桓帝虽然在上一年立窦武之女为他的第三位皇后，却一直没有儿子，因而对“天意”不能不有所顾忌。加上李膺等的供词中也涉及不少宦官子弟，宦官怕受到牵连，劝桓帝顺从“天意”加以赦免。于是桓帝大赦天下，将党人们释放回乡，终身管制，他们的名字都由朝廷记录在案。
但党人们从此声名大噪，范滂等人获释后刚离开洛阳，汝南、南阳二郡的士大夫迎接他们的车已有数千辆。此后各地的士人更是推波助澜，互相标榜，把天下名士都收罗起来，定出各种称号：*高的是窦武、刘淑（宗室，任侍中，相当于皇帝顾问）、陈蕃3人，称为“三君”，即当代领袖。李膺等8人称为“八俊”，即士人中的精英。郭太等8人称为“八顾”，即能以自己的德行引导别人。张俭等8人称为“八及”，即能够指导别人向领袖们学习。度尚等8人称为“八厨”，意思是能以钱财救济他人。
当年冬桓帝死后，因无子，窦武主持迎立解渎亭侯刘宏（灵帝）继位，被封为大将军，总揽朝政；陈蕃出任太傅、录尚书事（首相）。窦武与陈蕃策划清除曹节、王甫等长期弄权、祸国殃民的宦官，任“八顾”之一的尹勋为尚书令，刘瑜为侍中，冯述为屯骑校尉（禁卫军司令），又下令征召被禁锢的李膺等党人进京，并请“八俊”之一的荀翌、陈寔担任幕僚，共同商定计划。天下士人都知道了他们的意图，纷纷准备效力。第二年（建宁元年，公元168年），陈蕃敦促窦武采取行动，但窦武一味依靠其女窦太后，而太后却处在曹节、王甫等宦官的包围之中，不愿下手。直到八月，窦武才从其党羽开刀，准备收捕曹节等人，但计划泄漏，曹节、王甫等抢先行动，占据皇宫，劫持了13岁的灵帝和窦太后，以他们的名义下诏逮捕窦武。窦武召集军队对抗，失败后自杀，陈蕃、刘瑜、冯述等均被杀，刘淑、尹勋等在狱中自杀，他们的家属都发配到日南郡（今越南中部）或其他边疆地区。这是对党人们的沉重打击，不仅“三君”身亡，政治势力被扫荡殆尽，而且招来了宦官们的疯狂报复。
建宁二年，在中常侍（皇帝身边的机要官员，多由宦官担任）侯览的指使下，山阳郡人朱并首先发难，上书控告张俭与同乡24人结成死党，“图危社稷”（阴谋颠覆国家），灵帝立即下令缉拿归案。大长秋（皇后宫内的主管官员，多由宦官担任）曹节也授意有关部门上报，将“钩党者”虞放、杜密、李膺、朱??、巴肃、荀翌、魏朗、翟超、刘儒、范滂等百余名中高级官员逮捕法办。14岁的灵帝不懂“钩党”是什么东西，曹节解释说：“‘钩党’就是党人。”灵帝问：“党人干了什么坏事，非杀他们不可？”回答是：“他们结成一伙，企图干不轨的事。”小皇帝还是弄不明白：“‘不轨’又怎么样？”曹节说：“那就是要推翻你，自己做皇帝呀。”灵帝这才准奏，结果被捕的党人全部非刑处死，家属流放边疆。其余的党人有的已在此前死亡，有的闻风逃亡。一些人趁机泄私忿，将仇家列为党人。地方官迎合朝廷的意图搞扩大化，以至根本与党人无关的人也遭祸害，因此而被杀、被关、被逼逃亡的有六七百人，受到牵连的更不计其数。
熹平五年（176年），永昌郡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鸣冤，言词相当激烈。灵帝大怒，立即命令当地将曹鸾用囚车押解进京，送监狱活活打死。又下令各地清查党人的学生、下属和父子兄弟，凡是当官的一律免职管制，处罚范围扩大到他们的五服之内。光和二年（179年），上禄县长和海提出：按照礼法，同一曾祖父的堂兄弟如果已经分居，就属于疏族，党人株连五服以内不妥当。灵帝才将追究范围限于三代之内。
中平元年（184年），以张角为首的黄巾起义爆发，中常侍吕强向灵帝进言：“党锢时间长了，人们的怨气很大。如果一直不予宽大赦免，这些人与张角合谋，叛乱会越闹越大，到时就后悔不及了。”灵帝这才感到害怕，遂对党人实行大赦，将被流放的家属放回故乡。历时二十多年的政治迫害运动至此结束，但东汉王朝的*终崩溃也为时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