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学Ⅰ、Ⅱ:真理与方法(修订译本)(全二卷)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诠释学Ⅰ、Ⅱ 真理与方法（修订本 套装共2册）》：　　直接从历史境遇的意义来理解，则彼拉多（Pilatus）的问题“什么是真理”（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18章，第38行）是一个中立性的问题。在当时的巴勒斯坦的国家法情况下，担任约旦行政长官的蓬丁乌斯·彼拉多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要说明，由一个像耶稣那样的人宣称的真理的东西和国家丝毫没有关系。面对这种情况国家机关所采取的自由主义的宽容的态度具有某种很值得注意的东西。如果我们想在古代国家或近代国家直到自由主义时代的国家之间寻找相似性的东西那将是徒劳的。正是这种摇摆于犹太“国王”和罗马执政官之间的国家暴力的特殊国家法状况，使这样一种宽容态度成为可能。也许宽容的政治观点总是相似的；那么由宽容理想所提出的政治任务就在于建立相似的国家政权平衡状态。　　如果人们相信，由于现代国家原则上承认了科学的自由，因此这种问题在现代国家中不复存在，那是一种幻想。因为把科学自由作为依据，这一直是一种危险的抽象。科学家只要一走出宁静的研究所和受禁止入内招牌保护的实验室，并把他的知识公布于众，科学自由就不再能使他摆脱政治责任的束缚。尽管真理的观念无条件和明确地支配着科学家的生活，但是他说话时的坦率性是有局限的和暖昧的。他必须知道并对他的话所起的效果负责。这种联系极端不利的一面在于，由于他要考虑效果，他就陷入了一种境地，即他力求去说事实上是公众舆论或国家的权力利益指使他说的话，而且劝说自己把它作为真理而接受。在发表意见的局限和思想的不自由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联系。我们不想隐瞒，在彼拉多所提出的意义上的“什么是真理”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仍然决定着我们的生活。　　然而还有另外一种声调，我们很熟悉用这种声调倾听彼拉多的问题，当尼采说，新约中唯一有价值的话就是彼拉多的问题时，他就是用这种声调聆听这个问题的。按照这种声调，彼拉多的话对于“狂热的宗教徒”表示了一种怀疑。尼采指出这一点并非偶然。因为尼采对他那个时代的基督教所作的批判就是一个心理学家对宗教狂热者的批判。　　尼采把这种怀疑发展成对科学的怀疑。实际上科学与宗教狂热者确有共同之处。因为科学总是要求证明并且提出证明，所以它也和宗教狂热者一样地不宽容。如果一个人总想证明他所说的必然是真理，那他正是*不宽容的。尼采认为科学是不宽容的，因为它压根儿就是一种虚弱的标志，是生命的晚期产品，是一种亚历山大城遗物，是辩证法的发明者苏格拉底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颓废的遗产，其实在这个世界中并没有“不正当的证明”，而只有正当的自我确信无须证明地指示和诉说出来。　　这种从心理学角度对真理的断言产生的怀疑当然并不针对科学本身。没有人会在这点上跟随尼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