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插图增补版)

　　《中国近代史 插图增补版》：　　林则徐死了，徐广缙离开广东打太平天国去了，在广东负外交重任的是叶名琛。他十分轻视外人，自然不肯退让。在外人方面，他们感觉已得的权利不够，他们希望加开通商口岸。旧有的五口只包括江、浙、闽、粤四省海岸，现在他们要深入长江，要到华北。其次，他们要派公使驻北京。此外，他们希望中国地方官吏不拒绝与外国公使领事往来。*后，他们要求减轻关税并废除厘金。这些要求除*后一项外，并没有什么严重的性质。但是咸丰年间的中国人反而觉得税收一项倒可通融，至于北京驻使、长江及华北通商及官吏与外人往来各项，简直有关国家的生死存亡，绝对不可妥协的。　　咸丰四年（1854年），英、美两国联合要求修改条约。当时中国没有外交部，所有的外交都由两广总督办。叶名琛的对付方法就是不交涉，外人要求见他，他也不肯接见。英、美两国的代表跑到江苏去找两江总督，他劝他们回广州去找叶名琛。他们后来到天津，地方当局只允奏请皇帝施恩稍为减免各种税收，其余一概拒绝。总而言之，外人简直无门可人。他们知道，要修改条约只有战争一条路。　　咸丰六年（1856年），叶名琛派兵登香港注册之亚罗船上去搜海盗，这一举动给了英国人开战的口实。不久，法国传教士马神父在广西西林被杀，叶名琛不好好处理，又得罪了法国，于是英、法联军来和我们算总账。　　咸丰七年（1857年）冬天，英法联军首先进攻广东，士大夫阶级所依赖的民心竞毫无力量。英、法不但打进广州，而且把总督巡抚都俘虏了。叶后来被押送印度，死在加尔各答。巡抚柏贵出来做英、法的傀儡，维持地方治安。民众不但不抵抗，且帮助英国人把藩台衙门的库银抬上英船。　　咸丰八年（1858年），英法联军到大沽口，交涉失败，于是进攻。我们迫不得已与之订《天津条约》，接受英、法的要求，于是英、法撤退军队。　　清廷对于北京驻使及长江通商始终不甘心，总要想法挽回。清廷派桂良和花沙纳到上海，名为交涉海关细则，实则想取消《天津条约》。为达到这个目的，清廷准备出很大的代价。只要英法放弃北京驻使、长江开通商口岸，清廷愿意以后全不收海关税，幸而桂良及何桂清反对这个办法，所以《天津条约》未得挽回。清廷另一方面派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在大沽布防，僧格林沁是当时著名勇将之一，办事极认真。　　咸丰九年（1859年），英、法各国代表又到大沽，预备进京去交换《天津条约》的批准证书。他们事先略闻中国要修改《天津条约》，并在大沽设防，所以他们北上的时候，随带相当海军。到了大沽口，看见海河已堵塞，他们啧啧不平，责中国失信，并派船拔取防御设备，僧格林沁就令两岸的炮台出其不意同时开炮，英法的船只竟无法抵抗。陆战队陷于海滩的深泥，亦不能登岸，他们只有宣告失败，等国内增派军队。　　咸丰九年的冬季及十年（1860年）的春季，正是清廷与太平天国内战*紧急的时候，苏州被太平军包围，危在旦夕。江、浙的官吏及上海、苏州一带的绅士听见北方又与英、法开战，简直惊慌极了，因为他们正竭力寻求英、法的援助来对付太平军。所以他们对北京再三请求抚夷，说明外人兵力之可畏及长江下游局势之险急。清廷虽不许他们求外人的援助，恐怕示弱于人，但外交政策并不因大沽口的胜利而转强硬，北京此时反愿意承认《天津条约》。关于大沽的战事，清廷的辩护亦极有理。倘使英、法各国代表的真意旨是在进京换约，何必随带重兵？海河既为中国领河，中国自有设防的权利，而这种防御或者是对太平军，并非对外仇视的表示。海河虽阻塞，外国代表尚可在北塘上岸，由陆路进北京。中国根据以上理论的宣传颇生效力，大沽之役以后，英、法并不坚持要报复，要雪耻，他们只要求赔偿损失及其他不关重要之条约解释与修改。这种《天津条约》以外的要求，遂成为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的起因。　　咸丰十年，英、法的军队由侧面进攻大沽炮台，僧格林沁不能支持，连天津都不守了，清廷又派桂良等出面在天津交涉，格外的要求答应了。但到签字的时候，一则英、法代表要求率卫队进京，二则因为他们以为桂良的全权的证书不合格式，疑他的交涉不过是中国的缓兵之计，所以又决裂了，英、法的军队直向北京推进。清廷改派怡亲王载垣为钦差大臣，在通州交涉。条件又讲好了，但英使的代表巴夏礼在签字之前声明，英使到北京后，必须向中国皇帝面递国书。这是国际间应行的礼节，但那时中国人认为这是外夷的狂悖，其居心叵测，中国绝不能容忍，载垣乃令军队捕拿英、法代表到通州来的交涉人员。这一举激怒外人，军事又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