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振常文集补编

这案子翻不得 《文汇读书周报》第三六〇号摘载一文，题曰《毛泽东与刘大杰谈古典文学》。文末写道：“于是，刘大杰就在一九七六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二册）中，提出了‘韩愈并不是醇儒’的看法，这在我们今天看来并没有什么新鲜，但在当时一片臭骂韩愈、扬柳抑韩的声浪中，也算是有一点儿突破、不很容易的事了。”着墨不多，用词似乎也很谨慎，突破的程度只是“一点儿”，做此事也只是“不很容易”。但是，凡读过刘大杰先生《中国文学发展史》一九七六年修订本并略知此书在评法批儒中所起赫赫作用的人，都知道刘先生“臭骂韩愈”*烈，在“扬柳抑韩的声浪中”调门*高，因而也就明了这个“一点儿”、“不很容易”的分量之重。一部以儒法斗争贯穿全书的作品，一部把自己一九五八年原作的论点颠倒过来的作品，也就是说，一部全然不顾历史事实的作品，变成了坚持历史、敢于逆风而为的作品了。 我在一九七八年写过《可怜无补费精神——评修订本〈中国文学发展史〉关于韩柳的评价》一篇长文，文载《中华文史论丛》第八辑，可以复按，在此勿烦具揭修订本《中国文学发展史》对于韩愈所作的违反历史的评论，这种旧账原可不必再算。刘大杰先生是一位学者，历史已予评论。刘大杰先生又是一位文人，我不愿意引用顾炎武的“一自命为文人，便无足论”这句话。评法批儒之时，虽不能说举世滔滔，毕竟搅得一片混乱，当时耐不住寂寞，以后其事澄清，其情未始不可原。刘先生作古多年，其事寝矣。所可虑者，后人不明当时之究竟，或作本末之颠倒。为此，不得不有所言。 诚然，《中国文学发展史》修订本有韩愈非醇儒之说。其说非创自刘大杰先生，《旧唐书》作者刘昫等人早见及此，该书《韩愈传》说：“然时有恃才肆意，亦有盭孔孟之旨。”王船山谓：“王通之所以不得为真儒也。况杨雄、韩愈之利欲熏心者乎？”（《读通鉴论》卷二十《唐太宗》）自然离“真儒”更远了。至于理学家程朱斥韩愈非醇儒的话就更多了。韩愈身上，儒墨法思想兼而有之，以儒为主。这在古代任何一个思想家，都不足为异。柳宗元亦何尝不如是，柳比韩只是易墨为佛，他自称志在“统合儒释，宣涤疑滞”（《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来个一刀切，是不可能的。刘先生在从根本上痛斥韩愈之余，说几句韩愈非醇儒的话，又何足异。出乎刘先生原意的是，如此一来，却反证了儒法斗争说之不通。 试看刘先生评论韩愈非醇儒所举例证，共六条（也都是上举这篇文章所曾举出的），一半是说韩愈赞扬了法家，一半是指韩愈亦有“离经叛道”之处。（一）韩愈《进士策问十三首》之第五问，举管仲、商鞅之功，发一问：“而后代之称道者，咸羞言管、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而不责其实欤？愿与诸生论之，无惑于旧说。”刘先生以是评论说，“其（按指韩愈此文）称赞法家和其针对当时政治的现实意义，十分清楚。”（二）韩愈有《读鹖冠子》一篇，对这部“杂黄老刑名”之作加以赞扬。刘先生引论说：“这和他推崇管仲、商鞅的精神是一致的。”可是，扬柳抑韩、尊法反儒的刘先生却忘了，柳宗元有一篇《辩鹖冠子》，说是“读之，尽鄙浅言也”，完全不提，一提不就不能加柳宗元以法家的帽子吗？（三）称赞韩愈的《后汉三贤赞》赞扬了“王充、王符、仲长统这三位富于法家思想倾向的人物”。于是，刘先生下结论说：“从上面三点来看，在他的思想中确实有一定的同情法家的倾向。”那么，可见儒法并不是总斗争的。 以下还有三个例证，一举韩愈《读墨子》之不赞成孟轲辟墨，二举韩愈名文《讳辩》，“从上面的两点看，说明他在儒家内部确有‘离经叛道’的地方”。这是众人所知之事，不得不尔。*后一个例证，举韩愈的《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谓与“儒学背道而驰”。谈韩愈此二作，尤其《毛颖传》，必与唐代传奇的兴起，古文运动的丰功伟业相联系，刘先生对韩作《毛颖传》，只是从柳宗元加以赞扬这个角度去评价，对韩愈在古文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和卓然功绩，则一反他自己一九五八年的评价。抹煞、颠倒，甚而创造了古文运动中的保守派这个无中生有之词加于韩愈之身，以与其所谓革新派的柳宗元相对立。这就完全荒谬了。韩愈为古文运动的倡行者，柳宗元与之并肩战斗，韩柳于此，纯然相倚，绝无所谓对立。唐代传奇的兴起，和古文运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韩愈既为古文运动之不易领袖，复写《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为传奇开先导，其作较之此后盛行的传奇，甚至同时而稍后的《莺莺传》、《长恨歌传》，虽相差远甚，然登高一呼，身体力行，其功不可磨灭。唐人行卷、温卷，多以所作传奇之类投献，其原因如赵彦卫《云麓漫钞》所记，“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韩愈以古文大家，诗才、史笔、议论均所擅场，倡之为文，影响所及，不可估量。陈寅恪先生于此所见*深，是以先生论古文运动与传奇关系及韩愈之所以为领袖*切。刘先生见不及此，且不论，谬为儒法斗争之说，力贬韩愈，不能不说是违心之论了。学者刘先生何以出此，我们不必推究所以。旧文《可怜无补费精神》的结束语于此曾有论述，不赘。 上述文章还说，刘先生在动笔修改《中国文学发展史》之前，曾写一信给毛泽东主席，提出韩愈非醇儒之理，毛复信赞同。我在一九七八年写评《中国文学发展史》修订本之时，曾有好心的朋友提醒，说毛有一信，对刘书有评。为免越“凡是”之范围，我请人查阅原信，得回复说，不过寥寥数语，未涉具体观点。此文记载毛对刘谈古典文学事，对读者有益。然文末带出旧事，以为揄扬，则是本末之倒置。这个案子是翻不得的。 写到这里，应该结束了，想到一事，不免赘语数句。多年以来，人们常引“君王圣明，臣罪当诛”句以斥责韩愈，这完全是断章取义的错责。我在《可怜无补费精神》文中，已揭载其事，近来还见时文中如此说。韩愈其人其思想，自有可批评处，但这句话却不可评。韩诗此句见于《拘幽操·文王羑里作》，文王拘于羑里，愤而作《幽拘操》，原诗为：“殷道溷溷，浸浊烦兮。朱紫相合，不别分兮。迷乱声色，信谗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幽闭牢阱，由其言兮。遘我四人，忧动勤兮。”明显地怨殷政，怨纣王，诉自己无罪。韩愈感其事仿其意而作《拘幽操》，并明标《文王羑里作》为副题，诗意与文王操琴之辞相似，而更为尖锐、深刻和形象化。韩诗曰：“目窈窈兮，其凝其盲。耳肃肃兮，听不闻声。朝不日出兮，夜不见月与星。有知无知兮，为死为生。呜呼！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是那么明显的攻击时事之混乱颠倒和纣王之无道。“呜呼！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明显的是微词，是反语，是极愤怒的咒骂，又是艺术性的语言，断章取义地以此斥责韩愈甘当奴才，不亦谬乎！读书不求解，与不读书而人云亦云，同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