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第十四章
儿童与世界 1 新式教育有两根智识上的基柱：对科学的运用（或者说滥用）以及对约翰·杜威教育哲学的援引。二者之中，杜威的哲学重要得多，因为它不仅在内部拥抱了那种运用科学力量来说明教育思想的信念，而且为教育者提供了一种无所不包的宏大世界观，满足了他们博爱的情感和让教育为民主服务的要求。杜威的贡献在于他对儿童持有的特定看法，这些看法在 19 世纪末不断得到强化，他还将其与实用主义哲学和日益增强的要求社会变革的呼声联系在一起。这样他便在新的儿童观与新的世界观之间搭建起了令人满意的桥梁。
任何关注新式教育的人都必须考虑到新式教育对杜威思想的应用。我在一个反智主义研究中探讨此问题，可能会不幸被看作企图将杜威简单描绘成一名反智分子 — 对一个像他这样坚持要教孩子如何思考的人而言，这似乎很不公平。这种探讨还可能被看作为美国教育的过失“追责” — 虽然也确实不可避免会呈现出这样的色彩。然而我的目的并不在此：我意在审视某些观念的发展趋势与*终结果，而杜威则对这些观念给出了迄今为止*具影响力的表述。
考量这些观念的局限与滥用不应被当成对进步主义教育的全盘否定。正如劳伦斯·克雷明褒贬有度的历史研究显示的那样，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包含着好几股思想潮流和各种各样的发展趋向。尽管名声遭到其外围的极端主义者无端的破坏，进步主义教育的核心仍旧包含着明智且重要的内容。如今，或许是由于许多“保守的”学校有所取舍地借鉴了进步主义改革方案，我们可能会轻易忘记老式保守主义教法通常是多么阴郁沉闷而扬扬自得，它是如何接受乃至利用了学生的课堂被动性，赋予了过度主导教学的老师多么大的空间，又是多么依赖于死记硬背。进步主义教育的主要优势在于其方法的新颖。它试图调动孩子的兴趣，充分利 用其对活动的需要，使教师和教育者更恰当地关注孩子的天性，建立起教学法则，给教师施加压力使他们不至成为武断的权威，并发展学生的表达能力和学习能力。它功劳巨大，在很多人认为所有真理业已确立的教育领域，它带来了实验性。在一所实验学校里，我们可以找到经过挑选的学生和教师，给他们注入特殊的奉献精神与激情品质，从而有可能得到超凡的结果，正如许多进步的学校已经做到并且仍旧在做的一样。 1不幸的是，我们不能期待对特殊实验情境下得到的结果进行推广，无论它多么具有启迪意义。
进步主义的价值在于其实验性和面向低龄学生的教育；其弱点在于它对理论进行传播并普遍化的尝试以及在评估自身项目的实际操作限度时的无能为力，当然*重要的是其解除课程规划的倾向。这一倾向在大龄学生的教育中*为严重，尤其是在中学阶段，当学生需要一个复杂系统的学习体系时，课程的问题变得尤为尖锐。在此之前我有意避免提及教育中的进步主义，而是去谈我愿称之为“新式教育”的某种更宽泛、更概括的现象。新式教育将某些进步主义原则阐释为一种信条，并试图将其在大众教育系统中的应用说成是无所不包的；它将主要面向低龄学生的实验扩展为面向所有年龄层的公立教育模式，并以“进步主义”的 名义对系统性课程和通识教育逐步发起攻击。所有这一切从头到尾都离不开对杜威思想的持续援引。他的术语和理念在 1918 年的《基本原则》中已清晰可辨，之后似乎更是出现在每一份新式教育的文件当中。新式教育者赞扬他的立场，转述他的思想，重复他的话语，讨论他的观念，神化他的地位，有时甚至朗读他的作品。
人们通常认为杜威遭到了误读，并反复指出他*终一定会抗议以他的名义开展的一些教育实践。杜威的意图或许遭到了广泛乃至经常的曲解，但是他的作品确实很难阅读与阐释。他的文字写得十分模糊，极具可塑性，威廉·詹姆斯曾经称其为“该死的；甚至可以说是挨天杀的”。杜威的文风使人联想到远方军队的炮轰：人们可以断定在遥不可及的地方某些不祥之事正在发生，却无法断定究竟是什么。这种风格在杜威*重要的教育著作中表现得*为明显，也许具有代表性，表明他作为教育代言人之所以有巨大的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正是源于我们无法理解他确切的含义。形形色色的教育思想学派可以从他的著作中解读出自 己的意思。尽管人们喜欢说新式教育*反智的代言人只是粗读了杜威的著作从而误读了他，但是更为公平的做法似乎是承认，即便是那些提倡生活适应的教育者也能通过对杜威的作品进行真实而聪明的解读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劳伦斯·克雷明曾说，“从《民主主义与教育》（ Democracy and Education）到生活适应教育委员会的公告，中间的智识线索无论多 么迂回曲折，总是可以被找到的”。 2
我们可以怀疑，这条线索是否真的过于迂回曲折。文风上的重大缺陷极少是“简单的”文风问题；它代表了思想上的困境。与其认为杜威遭到其愚钝或过于热情的追随者的执意歪曲，更有可能是，杜威著作引发的难以下定论的解释问题体现了其思想上真正的含混与漏洞，反映了我们的教育理论和文化中的某些难点和尚未解决的问题。无论是否得到了杜威的认可，他的许多追随者所做的不过是对指导与引领教育的理念以及文化与反思性生活的价值发起攻击，转而推崇某种自发性、民主性和实用性。这样看来，他们其实是在教育领域重复着政治平等主义、宗教福音主义和商业实用主义的一些主题。在试图审视杜威的理论是如何 服务于这些用途之前，让我们首先关注这套理论的主要观点以及产生它的智识背景。 2
杜威教育理论的目标与他的整体思想紧密交织，构成了一系列崇高的追求。杜威首先是在试图设计一套关于智力发展和知识作用的教育理 论，这套理论将与达尔文主义完全相符。对于他这样一个与《物种起源》同年诞生，并在进化论科学的繁荣时期接受智识教育的思想家而言，现代教育如果不具有科学性将一文不值。
杜威先是将个体学习者看成是用自己头脑作为工具来解决环境提出的各式各样问题的人，接着发展出一套理论，将教育看作学习者的生长。杜威认为，现代教育系统必须在民主、科学、工业化的时代运作；教育应该努力迎合这一时代的要求。*重要的是，教育应该抛弃那些基于前民主和前工业社会的做法，摒弃悠闲的贵族阶层对知识的看法，即将知识看作对确定真理的沉思。杜威认为他和他的同代人如今必须克服从过去继承下来的一系列人为的二元论。其中*重要的便是知识与行动的二元论。在杜威看来，行动包含在知识当中，这并不是像一些不得要领的批评者指责的知识服从于行动且不如“实践”，而是说知识就是一种行 动，而行动则是获取与应用知识的一个条件。
与此同时，杜威还在试图寻找与民主进步社会相对应的教育模式。如果仅以现有社会为样本对儿童进行塑造，我们又如何能够创建一套教育系统，从根本上避免延续现有社会的所有缺陷呢？如果民主社会真的想要服务于所有成员，它就必须设计出这样的学校，其中所有孩子在童年的萌芽阶段就能够发展他们的能力，不仅是去复制广大社会的特性，而是学习如何对其加以改进。正是基于这一理念，杜威将教育看作社会重建的重要力量。简单来说，如果社会要重建，人们必须首先寻找孩子能够为社会作出的再造性贡献。杜威认为，除非将孩子置于学校的中心地位，除非以孩子自身发展的兴趣与动力代替教师僵化的权威和传统的课程压力，否则这一切无法达成。在成年人温和的指导下调动孩子对学习的动力和兴趣就是对学习过程的促进，同时也可以塑造与社会改革相适宜的品格与思想。
这只是对杜威理论的一个极其简短的概述，但是它至少能够向我们展示杜威如何陈述他的问题，并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解决这些问题的核心人物 — 儿童。我们的讨论可以从这里开始，因为儿童的概念居于新式教育的核心位置，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有助于智识的建构，而且它也是 一系列深刻的情感投入与情感要求的焦点。为了给后续详尽的阐释做一个铺垫，我想先说明的是，由杜威与其同时代学者塑造并汇入新式教育潮流的儿童概念，与其说是后达尔文主义的，不如说是浪漫主义和原始主义的。这一儿童概念以及关于儿童自然发展的相关假设，使得杜威和他的追随者更加难以解决他认为应该解决的二元论问题。而且，尽管杜 威一再努力澄清，他却很难使儿童的核心地位与教育中仍旧必要的秩序与权威相协调。*后，环绕在儿童形象周围的神性光芒则使人们难以现实地谈论民主在教育中的作用。
为了理解杜威及其同代人对儿童的情感投入，我们有必要在某种程度上重塑世纪之交的智识氛围，杜威这一代人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启了他们对美国教育的改造。此时，美国和欧洲都掀起了对儿童的兴趣，而在那些从事与儿童相关工作的人中间也出现了新的情感转向。正是在 1909年，瑞典女权主义者爱伦·凯（ Elley Key）写下了她那有着非凡标题的著作《儿童的世纪》（ The Century of the Child），代表了那些感到儿童已经重新被发现的人的期待。但是这类表述正变得十分普遍。 1900 年，在国家教育协会的年度会议上，乔治亚州的公共教育督导宣读了一份名为《这将是什么样的儿童？》（“What Manner of Child Shall This Be?”）的鼓舞人心的报告。在这篇报告中，他声称： 3 如果有人问我什么可以算作这个世纪的伟大发现，我会掠过人们用木材、石材、铁料与铜料锻造的所有非凡造物。我不会去翻阅登记着印刷机、纺织机、蒸汽机、蒸汽船、海底电缆、电报、无线电报、电话和留声机的专利册。我不会仰望星空，找出被划入到我们太阳系中的某一颗行星。我不会诉诸有望为人类大脑和身体的研究带来革命的伦琴射线。我将掠过所有节省人力的机器与设备，纵然它们使这个世界的工作速率奇迹般地翻倍。在所有这些之上，世界进步的指针在时间的洪流中准确无误地指向了小小的儿童，他才是我们这个快速走向尽头的世纪的一项伟大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