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第二版)

　　《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第二版）》：　　研究晚清女性史，不可回避的一个话题是“女权”与“女学”的关系问题。大致说来，晚清学界对此有明确意识，是在1904年以后。“廿纪风尘，盘涡东下”，“‘女权！女权！！’之声，始发现于中国人之耳膜”。较之戊戌变法时期的“男女平等”或“男女平权”，进入20世纪，“女权”一词已得到越来越频繁的使用，由此表现出晚清论者对妇女应得权利的强调以及将理论付诸行动的迫切要求。不过，《女子世界》创办之初，写作发刊词的金一也只笼统地将“振兴女学，提倡女权”并列提出，未多加说明，虽然这一排列次序本身已经隐含着引发此后争论的萌蘖。　　讨论“女权”与“女学”孰应在前，蒋维乔未必为**人，但《女子世界》上的争端却是由他开启的。其时，蒋氏人虽在商务印书馆，但从事教材编译，自云“直接间接皆不离教育”，“若将终身”，因此对女子教育格外看重。其考察“中国女子，五千年来沉沦于柔脆怯弱、黑暗惨酷之世界”的原因，也“一言蔽之曰：女学不兴之害也”。列举害之大端，则从有害于个人的“戕其肢体”“锢其智识”“丧其德性”，一直申说到危害国家的“亡国之源”与“亡种之源”，足见女子无教育，害莫大焉。　　既然无论女界的现实处境还是国家、种族的兴亡均系于女学，女子教育在晚清的“女界革命”中自应居于首位。这对于蒋维乔来说，本是顺理成章的推演。不过，《论中国女学不兴之害》一文只在题目的范围内正面阐述，就事论事，尚可获得新学界的普遍赞同。而其发表于《女子世界》第5期的《女权说》，在将女学**之义挑明的同时，又触及女权的位置这一敏感问题，由此引起激烈的争议，直至影响到刊物导向的变化，则恐为蒋氏始料所不及。　　尤其是蒋维乔置于开篇的一段话，极言危论，给人印象深刻：今世之慷慨侠烈号称维新之士，孰不张目戟手而言曰：伸张女权也，伸张女权也。吾夙闻其言而韪之；及数年来，考察吾国之状态，参以阅历之所得，而知其言之可以实行，盖将俟诸数十年后也。　　蒋氏作此论，多半还属于见微知著。因“谬托志士”之“奸猾邪慝”男子，假“自由结婚”之名欺骗女学生；而“本非安分”之女子，亦“借游学之名，以遂其奸利之私”。此种现象的初露端倪，被蒋氏归结为“妄谈女权之弊”，而忧心忡忡。　　在蒋维乔看来，倡言女权先需具备必要的资格。他用了一个比喻：“夫执三尺小孩，而语以自由自由，其不紊乱败坏者几希。”因而，先之以学，以“养成女子之学识、之道德”，便被其视为争女权的先决条件。他十分赞赏蔡元培论社会主义之言，特意引录以为依据：　　夫惟平昔与人交际，分文不苟者，而后可实行共产主义；夫惟平昔于男女之界，一毫不苟者，而后可实行自由结婚主义，而后可破夫妻之界限。　　否则，“诳骗”与“奸盗”便无法区分。将此言加以引申，推及自由与女权，蒋氏即得出如下界说：　　夫惟有自治之学识、之道德之人，而后可以言自由；夫惟有自　　治之学识、之道德之女子，而后可以言女权。要通过普及教育，使女性普遍获得足够的学识与道德，自然须假以时日。其将女权实行的日期延至几十年以后，原因在此。　　不难看出，蒋维乔并非女权的反对者，他只是认为，在条件不具备的时候空谈女权，结果必然是弊大于利。以提倡者而论，蒋氏均肯定其用心可嘉，指出这些“成材之士”，“夙昔受国粹之学说，旧社会私德之陶铸，故可代昔日之私德为公德，领略新学说而无障碍”。但当其将“目前所创获者，骤施之未尝学问之青年男女”，却忘记了个人素质、学养之不同，错误因此发生，“亦何怪其主张自由，主张女权，有百弊而无一利也”。在这里，旧道德可以作为女权论者的根基，因其可转化为新道德，而无道德者则应与女权绝缘，因为那意味着权利的滥用。　　看来，问题并不在于女权本身，那是个好东西，关键还在提倡的条件是否具备、时机是否合适。蒋维乔的担忧是：“吾所以言之长太息，而知女权萌芽时代，不可不兢兢，恐欲张之，反以摧之也。”对女权的爱惜之心分明可见。只是，其说落在容不得对女性权益有丝毫侵犯的柳亚子眼中，蒋氏的立场便受到了强烈质疑。　　柳亚子对现实的判断是，女性的权利已被剥夺殆尽：“寰宇之中，法律一致，言论一致。安有一片干净土，为女子仰首伸眉之新世界乎？”即使欧美与日本，“固以女权自号于众者，自我支那民族之眼光视之，亦必啧啧称羡，以为彼天堂而我地狱矣”。而实在的情况是，女子“选举无权矣，议政无权矣。有（面见）面目为半部分之国民，而政治上之价值，乃与黑奴无异”，“所谓‘女权’者又安在也”？欧美、日本女子虽无公权，柳亚子仍肯定其私权完全；并此而一无所有的中国女性，于是成为世界上*可怜的人群。因此，今日中国志士的亟亟提倡女权，即被柳亚子认定为具大同情，乃势所必至，理有固然。并且，在女性应该拥有的诸种权利中，属于私权的教育权尚在较低层次，柳氏更看重的无疑还是参政权，所云“欲恢复私权，渐进而开参预政治之幕”，揭示的正是其心目中妇女解放实行的步骤。　　将获取完全的女权置于**位，柳亚子对任何有损于女权的言行便表现得高度敏感。倘若发现这种声音来自新学界内部，其反应更是加倍激烈。无怪乎有感于蒋维乔之论而写作的《哀女界》，采用了极为严厉的口吻：　　吾恶真野蛮，抑吾尤恶伪文明。吾见今日温和派之以狡狯手段，侵犯女界者矣。彼之言曰：女权非不可言，而今日中国之女子，则必不能有权；苟实行之，则待诸数十年后。呜呼！是何其助桀辅桀之甚。设淫辞而助之攻也。　　视温和派为顽固派的帮凶，有失公允；认其“比顽固党还要可恶”，更有敌我不分之嫌。但这大半仍属激愤难抑的痛心之言，若论其学理，柳说倒颇多可取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