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简史

　　古代解剖及其理念 古埃及精密复杂的葬礼习俗使得那时的埃及人拥有更多和尸体接触的机会。入殓师可以很熟练地定位器官，并将它从身体的孔洞或狭长的切口中取出。埃及的图画类作品虽然不是写实风格，但从雕塑中还是可以看出其外表与内部结构的微妙联系。与入殓师和艺术家不同，古埃及的医生反而没有表现出对解剖学的了解。 我们对于埃及医学的了解来自少数一些记录着手术相关信息的莎草纸画。埃及人认为呼吸是生命的精髓，这使得他们对于病例的解析似乎偏向于生理学。在古埃及，血管是假想出来的，并非实际研究发现的。器官也只有少数几个与具体的机能相互关联。还有一些器官被和某些神灵联系在一起，并以象形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比如分娩女神的一种象征—一个形象化的子宫符号或“sa”。因为这个符号是新月形的（有两个尖角），所以学者们认为这个符号*初的原型是动物而不是人类。心脏是灵魂的象征。在《死亡之书》（古埃及陪葬的圣典）的插图中就体现了这一点，死者的心脏需要与真理之羽放在秤的两端，两端相平的死者灵魂才得以进入极乐世界。 古希腊雕像都反映出了基于表面解剖学的精细肖像描绘，并且对基本的肌肉和骨骼的雕刻也很用心。生病的人们去神庙祈求健康时，会携带奉纳的祭品。这些泥制或石制的祭品会被做成患病处的器官形状—子宫、乳房、膀胱以及四肢。从这些祭品上甚至可以观察到一些解剖学上的异常状态，比如静脉曲张。 虽然希腊艺术家们对解剖学展现出了卓越的观察力，并在艺术方面有着显著的影响，希腊的医生们却对解剖学敬谢不敏—切割尸体是绝对禁止的，葬礼也以火化为主。所以对于希腊医生来说，机能较之结构显得更为重要。病理的解析主要基于四元素（土、风、火和水）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人体内的四种体液。由于法律与入葬习俗的限制，古希腊人没有很多机会可以了解人体的内部构造。但是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医学派有一些关于骨折和脱臼的论述，表明他们在骨骼及关节方面掌握了丰富的知识。 眼见为实是解剖学教学的根本，所幸尸体切割的禁令对动物并不适用。哲学家与生物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 4 世纪似乎曾大量运用图解来教授动物的比较解剖学，但是很可惜的是，并没有原稿幸存。 大约公元前 300 年后，亚历山大城开始允许解剖研究罪犯的身体，不论罪犯是否死亡。这种公示既是为了威慑，也是为了研究。解剖练习只能用在罪犯身上，这点反映出了当时社会对解剖的矛盾情绪，因为解剖可能被视为亵渎神圣。希罗菲卢斯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这两位亚历山大城居民曾描述过一些人体的细微结构，比如乳糜管 a、脑膜和窦汇这类血管结构。如同其他早期图解一样，他们的手稿并没有留存下来。本书对他们事迹的讨论依据是其他作者的记录，包括生活在晚于他们时代四百年左右的盖伦的记录。 盖伦于公元 129 年出生于如今土耳其爱琴海岸的帕加马王国，但他一生中的极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罗马。盖伦对法律禁止人体解剖这一点表示谴责。他众多的著作中至少有三篇是专门讨论人体解剖学的，并基本被亚历山大城的人们理解了。盖伦曾是角斗士的医师，所以他可能通过裂开的创口观察到了内部结构。盖伦是位杰出的实验者，他对动物—尤其喜欢用猪和猴子作为实验对象—进行活体和死体解剖。他从动物的身体和人体推测构思出了一系列包括解剖构造、血液流动、生命的起源与维系等方面的复杂理论。盖伦的一些观察对动物来说很准确，但是放在人身上就对应不起来了。比如，他认为肝脏有五叶，并将颅内血管网称为奇网。 盖伦的著作有其权威性，也有吹嘘之处，并且他的目的论的视角使得他有可能为了得到特定的结果而特意构建这些人体结构。这种自信的人生观很符合基督教的观点。正因如此，一千多年来，他的著作一直是医学文本的首选。盖伦的直系继承者们可能做过一些人体解剖，但是在他之后，解剖的普及率也大大降低，解剖的性质也变得更像是因为崇拜盖伦而进行的仪式性练习，而非为了追求真理。 发现于 1957 年的罗马地下墓穴（拉丁大道）中有一幅公元 400 年作成的壁画，记录了一堂解剖课。画中的讲师离尸体相当远，并且他和他的学生们都没有触碰尸体。躺在地上的尸体被一根长杆刺穿，仿佛是在强调它已经死亡这件事。 现存*古老的解剖相关图解可追溯到中世纪早期，由波斯与阿拉伯的学者们所作。他们将古希腊作者们的著作保留下来并进行传播，为了解释著作文本而设计了这些图解。图解中的人物用像青蛙一样的姿态蹲坐着，露出部分外生殖器与四肢的内侧面。通常一组由几幅图构成，包含诸如以下五或六个系统：血管、肌肉、神经、器官和骨骼。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了中世纪的欧洲。德国医学史学家卡尔??萨德霍夫曾研究过上述这类图解，并推断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中，也是用同样五或六个图解一组的形式来描绘当时的希腊人的。 解剖学开始融入医学 19 世纪初，医学技术和疾病概念的重构改变了医学对解剖学的态度。叩诊（percussion）和听诊（auscultation）技术为胸腔内结构变化的检测创造了机会。疾病的名称和概念从体现单纯的主观症状，如咯血和气短，转变为体现相关的解剖病变，如肺积液、肺实变和肺气肿。 随着疾病与解剖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医学不得不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突然之间，解剖学不再只是有趣的研究，而是医学教育中必不可少的课题。曾经独立授课的解剖学教授也变成了每一所考究的医学院的**元素。病理解剖学紧随其后：在 1828 年和 1835 年，罗伯特??卡斯韦尔和让??克吕韦耶分别成为英国和法国历史上**位病理解剖学教授。到了 1848 年，美国大约四十所医学院中已有二十五所开设了解剖课程。 由于尸体供应有限，新的问题很快就出现了。解剖虽然已经被学者们接受，但普通大众并不愿意看到亲人的尸体被解剖并用于公开授课。能通过合法手段获得解剖材料的地方少之又少。在一些拥有大型救济院和公立医院的城市，比如革命后的巴黎和新奥尔良，无人认领的尸体会被直接交给医学教育工作者。而在其他地方，尸体通常来自墓地或秘密交易。随着新鲜尸体的需求市场日渐壮大，“盗尸者”这一充满传奇色彩的新职业出现了。各种流传于世的诗歌和故事都记录了他们应市场需求提供新下葬的普通公民尸体的事迹。富人们的尸体被名为“守墓牢”的铁笼保护起来，以防范盗尸者。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触怒了公众，他们将矛头指向了盗墓者的客户们。在美国，医生们的住所和医学院遭受围攻和焚烧的情况时有发生。墓园都被看守了起来。富有的市民们还会在葬礼之后布置岗哨，以保护家族墓园不受侵犯。加拿大医学教师约翰??罗尔夫曾因参与了 1837 年加拿大叛乱而被暂时流放到纽约州的罗彻斯特。这期间，他曾让他以前的学生将解剖研究所需的尸体装在威士忌酒桶里，从多伦多经由安大略湖运给他。为了避免产生中间人经手费用，医学院的学生们对盗墓开始变得驾轻就熟，尤其那些位于安大略省金斯顿的学生们，更是臭名昭著的贵族墓园掠夺者。有些附近有墓地的医学院，充斥着竞争残酷的人体交易。 接下来，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为了贩卖尸体而引发了谋杀案。有多少弱势人群因此毙命，一直以来都是个未知数。医学生和教授们很可能已经猜到了这些尸体的来源，因为它们看起来格外新鲜又健康。然而，由于迫切地想要解剖又想维持尸体的稳定供应，他们选择了视而不见。在 1823 年的著名案件中，苏格兰人威廉??伯克和威廉??海尔谋杀了至少十六人，并把尸体卖给了爱丁堡一流医学院的解剖学家—罗伯特??诺克斯。 诺克斯一收到尸体，就开始不辞辛劳地移除尸体的头部和其他识别性特征。伯克和海尔先是对伯克家贫困的老房客下手。然后，他们又谋杀了一个医学生们都熟知的妓女，但这群小伙子们未置一词，并愉快地解剖了她的尸体。直到伯克和海尔绑架了一个当地有名的智障男童—詹姆斯??威尔逊（“愚蠢的杰米”）时，才引起了怀疑。几天后，在解剖学家的实验室里发现了一名据报失踪的健康女性尸体—马杰里??多切蒂，伯克和海尔被指控谋杀了她。海尔因为指证同伙而获得了赦免，伯克则被处以了绞刑。他的尸体被公开解剖，遗体被数百名观众围观。他的命运表明，解剖仍然是一种恐怖的“残酷的回报”，是谋杀的同义词。诺克斯和他的学生都没有受到指控，但这位教授的职业生涯从此毁于一旦。 不久之后，立法限制了尸体的销售，并允许医学院从医院、监狱与救济院获取无人认领的尸体。18 世纪末，法国、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相继制定了相关法律。在伯克和海尔事件九年后，英国通过了《解剖法案》。马萨诸塞州在这方面也很早就采取了行动，但美国大多数州在内战后才通过立法，这也暴露了他们在这一问题上长期的矛盾心理。加拿大的解剖学立法来自有趣的医学先驱威廉??“老虎”??邓洛普的专题研究。*近有学术研究考察了亚洲医学教育中获取尸体的复杂性，因为西方医学似乎与亚洲的文化和宗教信仰有所冲突。日本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西式医学院有所发展后才开始接受尸体捐赠，并于 1983 年通过了一项相关律法。 解剖逐渐为公众所接受，解剖学课程的场景也不再阴森可怖，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肃穆的气氛，这也象征着医学本身的严肃性。贮存技术的改进和血管注射技术提高了尸体的寿命和效用。19 世纪后期，女性开始踏足医学界，性别问题也随之而来。许多学校认为，女性过于柔弱，无法面对尸体或赤裸的男性尸体，尤其是有活着的男性在场的时候。有些学校为女性免除解剖课程或规定她们单独上解剖课。尸体研究材料的供应问题仍然存在。解剖学相关的法律通常更适用于那些因贫困或种族而处于弱势的人。为科学捐献尸体的想法尚未完全成形，而且，由于喜欢拿尸体和骨骼开玩笑，医学院学生落下了不尊重标本的坏形象。在第三帝国时期，成千上万被谋杀的犹太人尸体被送到医学院，宣称是为了满足教学和展示的需求。1998 年有调查显示，至少有一千三百七十七具尸体从纳粹集中营被送到维也纳，被爱德华??佩尔纳科普夫教授用来制作他复杂精妙并被广泛使用的解剖图谱。这本书颇具争议，关于如何恰当地使用它以及它是否应该继续存在的问题，解剖学家、历史学家、图书管理员和伦理学家仍然争论不休。 渐渐地，解剖的污名消散了，人们开始愿意将自己的遗体留给科学—这是一种新的社会认可的慈善形式。在 20 世纪的后几十年，随着器官移植可能性的增加，器官及遗体捐赠受到了政府和公众的主动推广。历史学家们认为，这种身体捐赠行为的推广，从一定程度上指向了人们对科学、教育和死亡态度。如今，大多数学校每年都会以充满感恩和尊重的仪式来纪念这些捐赠。女王大学的医学院在当地的墓园为这些捐赠者的遗体特别保留了一块专有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