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现场丛书 党史现场2·延安时期

1937年12月和1938年2月底至3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召开会议，讨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等问题。一般的党史著述认为，在这两次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成为抗战初期其右倾错误（或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正式形成的标志。那么，王明在这两次会议上究竟讲了些什么？其右倾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如何看待他与毛泽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诸问题上的分歧呢？ 一、毛泽东、张闻天对右倾的警惕与王明回国 1“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全民族抗战由此开始。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筑起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坚决抵抗日寇的侵略。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中央提交《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实现国共合作和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三项基本政治纲领，并郑重地向全国人民作出了四项承诺：（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8月18日，蒋介石正式宣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总指挥，统辖三个师，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指挥。8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八路军总部所属三个师的番号。 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张闻天十分关注如何在统一战线中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问题。8月9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中央及各部门负责人会议，讨论平津失陷后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张闻天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坚持同国民党合作的方针，发扬其每个进步，批评其动摇与妥协。反对急躁病，不断推动它前进，逼它前进。另一方面，合作并不是投降，反对满足、迁就的投降倾向。”“提出我党独立的积极的主张，提出保障抗战胜利的办法，来号召与团结全国群众，迫使蒋走向我们方面，使我党实际上起指导作用。”《平津失守后的形势与党的任务》（1937年8月9日），《张闻天文集》第2卷，第336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毛泽东在讲话中也认为，“红军应当实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指挥，才能发挥红军的长处，集团的作战是不行的。同时还要估计到特别的情形，防人之心不可无，应有戒心，保障红军之发展扩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第12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8月22日至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扩大会议。在22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关于国共关系问题，毛泽东指出：现在统一战线正在成熟中，但国民党还在限制和破坏我们，我们是继续有原则地让步，即保持党和红军的独立性，要有自由，而采取不决裂的方针。根据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独立性是组织的、政治的独立问题两方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46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张闻天在发言中提出，尽管国民党还有令人不满意的地方，但还是要坚持联合他。既要防止“左”的急躁病，要想尽一切办法来推动国民党，使其在日本进攻及全国人民的压力下继续前进；但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右的尾巴主义、投降主义的倾向，要认清中共有保持独立组织和批评的自由。张闻天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失掉自己的立场，不要轻易相信人家。我们只是在抗战问题上与人家联合，而内部是有矛盾的。”“目前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态度虽有基本转变，但合作还只是初步成功，并没有完全成功，完全成功还要有相当时期。总之，我们对国民党的态度是：好的赞扬，坏的批评。”《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1937年8月22日），《张闻天文集》第2卷，第339—340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24日，张闻天又在会上作了报告，分析当前的政治形势，在谈到有关方针的问题时，他再次指出：“要使大家了解抗战是一个持久的战争，中共应起决定的作用。只有中共在抗战中取得领导权时，抗战胜利才能得到保障，才能使抗战胜利后完成民主共和国的任务！”《在洛川会议上的报告》（1937年8月24日），《张闻天文集》第2卷，第34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 8月27日，中共中央召开座谈会，重点讨论统一战线问题，而且在讨论中，**个题目就是在统一战线中，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还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的问题。毛泽东在座谈会上首先发言。他说：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组织程度比资产阶级高，所以统一战线由无产阶级提出。在联合抗日的情况下，要把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贯通起来。在统一战线的长期过程中，国民党有计划地从各方面影响和吸引共产党及红军，我们要提高政治警觉性。要使农民与小资产阶级随着我党走。国民党内也有些人动摇于国共两党之间，共产党吸引国民党的条件是存在着的。“两党之间互相吸引的问题，要在斗争中来解决。统一战线建立以后，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在各方面表现出来的就是投降主义倾向，要注意对党内加强教育。”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46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第17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9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讨论中共参加政府的问题。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其主要内容是：“只有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转变为全民的统一战线的政府时，即在今天的国民党政府（甲）接受本党所提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基本内容，依据此内容发布施政纲领时；（乙）在实际行动上已经开始表示实现这一纲领的诚意和努力，并在这方面获得相当成绩时；（丙）容许共产党组织的合法存在，保证共产党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自由时，中共才能去参加。”“在党中央没有决定参加中央政府以前，共产党员一般地不得参加地方政府，并不得参加中央的及地方的一切附属于政府行政机关的各种行政会议及委员会。这种参加徒然模糊共产党在人民中的面目，延长国民党的独裁政治，（对于）推动统一的民主政府的建立，是有害无利的。”“在原有红军中及一切游击区中，共产党绝对独立领导之保持，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不许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上的动摇。”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345—34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这次会议的前三天，即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全文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认为“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今日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其过去如何而咸使其有效忠国家之机会，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革命之使命。”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上卷，第401—402页，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这个谈话的发表，实际上是蒋介石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毛泽东很快对蒋介石的谈话作出回应。9月29日，他写作了《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即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的《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文），指出：“共产党的这个宣言和蒋介石氏的这个谈话，宣布了两党合作的成立，对于两党联合救国的伟大事业，建立了必要的基础。共产党的宣言，不但将成为两党团结的方针，而且将成为全国人民大团结的根本方针。蒋氏的谈话，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团结救国的必要，这是很好的；但是还没有抛弃国民党的自大精神，还没有必要的自我批评，这是我们所不能满意的。但是不论如何，两党的统一战线是宣告成立了。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63—36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国共合作局面正式形成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再重申，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9月30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负责国共谈判的秦邦宪、叶剑英，强调在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时，以集中五分之三、留下五分之二于原地改为保安队为原则，反对国民党提出的全部集中的要求；保安队均须进行政治上的整理，反对投降主义，反对国民党派遣任何人；任何游击队区域，均须中共中央派人亲去传达改编指示，然后集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第27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10月2日，毛泽东与张闻天又致电秦邦宪、叶剑英，令项英来中央讨论南方游击队改编问题，并指出：“南方游击队万不宜集中，项（即项英，引者）在江西的做法上了国民党的当”。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第27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10月7日，张闻天起草了《关于取消“西救”的错误及处理办法的指示》，指出：“西救（即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引者）的取消是没有原则的”，“取消自己有长期斗争历史的‘西救’，这实是投降主义倾向的具体表现”。“同国民党这批老爷们没有残酷的斗争，没有必要的进攻的行动，它是不会前进的，也不会向我们让步的。”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第506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 10月13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刘晓等人，强调：“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在部分左倾领袖及党员中是在增长，主要表现在对于国民党的投降，只知同国民党统一，处处迁就他的要求，而不知同他的错误政策做斗争。”“民族统一战线不但不取消对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进行批评与斗争，而且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使统一战线充实巩固起来，使之继续前进。只有使国民党感觉到群众对于自己的不满与压迫，才能推动它在各方面的彻底转变。同国民党和平共居，只能延长他的错误政策的寿命。”“应不失时机对国民党的错误政策采取攻势的批评与斗争，主要方向首先是在改组国民党，然后及于改组政府与改造军队，这不是使国共合作分裂，而是使之更进一步的开展。”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365—36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10月19日，毛泽东与张闻天致电周恩来、朱德等，提出在山西须坚持与阎锡山合作，不参加任何倒阎阴谋，但原则问题决不让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第32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11月12日，即上海陷落的当天，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已经抗日了的缘故。”因此，“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91、392、39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1月15日，毛泽东在复电周恩来并告朱德、彭德怀等时又指出：“目前山西工作原则是‘在统一战线中进一步执行独立自主’。因为国民党及阎、黄、卫（指阎锡山、黄绍竑、卫立煌，引者）在日寇打击之下，已基本上丧失在山西继续支持的精神与能力。我们须自己作主，减少对于他们的希望与依靠，故‘独立自主’之实行，须比较过去‘进一步’，这是完全必要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第38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