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元勋的领导艺术

周恩来领导于“无痕” 1943年4月，周恩来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提纲中阐述了“领导群众结交朋友”的五点方法： （一）领导党的方式和领导群众的方式是不同的，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 （二）领导群众的基本方法是说服，决不是命令；只有在多数已经同意而少数尚不同意的情形下，必要时可用多数的意见强制少数执行。 （三）领导群众和结交朋友，领导者自己要起模范作用。 （四）领导者在必要时应忘记他所受的侮辱。 （五）领导者切勿轻视自己的作用和影响，要戒慎恐惧地工作。 也阐述了两点“领导艺术”：“列宁、斯大林论领导艺术，不可跑得太前，也不可落在运动后面，而应抓住中心一环，推向前进。同志论领导艺术，要照顾全局，照顾多数，以及和同盟者一道干”。① 让群众“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即领导于“无痕”状态，没有居高临下，没有强制命令，要说服教育，要模范带头，要戒慎恐惧，要团结多数，要不后也不太前。简短的提纲蕴含了多么丰富的领导力内涵和待人接物艺术。对这些道理和方法，知道，并不容易；做到，就更不容易。让我们通过两三个场景回顾一下周恩来是怎么做的。 周恩来在重庆期间，与留居那里的进步的学术工作者保持着密切接触。皖南事变后，沉闷的政治空气压得许多人透不过气来，周恩来神态自若地对他们说：“形势不利于大规模地搞公开活动，但这也是一个机会。有研究能力的人，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坐下来搞点研究，抓紧时间深造自己，深入研究几个问题，想写什么书，赶快把它写出来”，他爽朗地说：“等革命胜利了，要做的事情多得很呢。到那个时候，大家就更忙啦，你们想研究问题、写书，时间就难找啦！”② 周恩来的话，使很多人顿时豁然开朗，开始埋头从事研究和著述，侯外庐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等便是在这段时间开始写作或完成的。 据侯外庐先生回忆：周恩来还经常参加进步学者的读书会，“有时，因为形势不利，与会者显得不活跃的时候，周恩来同志出现在大家面前，总是谈笑风生，甚至讲点笑话。当我们讨论热烈的时候，他则通常是静听不语。在我的印象中，周恩来同志与会时，读书会的成员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问什么就问什么，大家丝毫不觉得拘束。有时，他也发言，那是一种完全以平等身份发表意见、探讨问题的发言。事实上，周恩来同志的意见只要一经提出，总被大家接受、采纳，奉为原则。他的意见能有这样的力量，并不是由他的地位决定的，而是由他在大量的学术问题上，就如同在政治问题上一样，都有着敏锐的洞察力、透彻的分析力、准确的判断力所决定的。”③“在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的心脏所在地——重庆，周恩来同志，把我们一群渴望为抗战出力，有志于研究而困难重重的学术工作者组织起来，充分调动了每一个人的积极性，还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学风正派、方向明确、大家同舟共济、人人脚踏实地的研究环境。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如果说，我一生还曾取得一些成绩的话，一个极重要的原因便是，我受到过周恩来同志的指导，我在那个环境中得到过支持，得到过锻炼。”④ 如果你是部下，愿意在这样的领导下工作吗？毫无疑问，百分百愿意！周恩来那是在领导吗？那分明是在帮助朋友！苦闷时，他开启愿景；谈话时，他专注倾听；沉闷时，他活跃气氛；交流时，他平等参与； 这就是领导于“无痕”！领导者的重要使命是创造环境，在自然界有强力、弱力、电磁力和万有引力等四力，在有人际互动的场合，就有一种独特的“第五力场”，即人文环境，有了良好的第五力场，就会有良好的行为和习惯，就会有良好的结果和成效。 邹韬奋是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他所主办的《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在全国，特别是青年中有着极大的影响。周恩来在武汉次同他见面，就好像是遇到老朋友一样。他对邹韬奋说：“我们还没见面的时候已经是朋友，好朋友了。救国会的抗日主张和我们是一致的，爱国七君子的风节我是很佩服的。”谈话中，周恩来关切地询问他出狱后的身体和家庭情况，向他分析抗战的形势和任务，指出：“现在我们一起奋斗，以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将来，我们还要共同努力，以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临别时，周恩来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请你们记住，爱国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有什么要求，请随时提出来。”周恩来的热情强烈地感染了邹韬奋。他后来不止一次地对别人说：“周恩来先生的确是我们的‘良师益友’，‘是可敬佩的朋友’。”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十分关心被困香港的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不惜任何代价、不怕困难、不惜牺牲，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抢救出来。安排邹韬奋夫人及子女暂住桂林，邹韬奋本人暂时避居在广东梅县，后经过上海转移去苏北解放区。1944年7月，邹韬奋因病在上海逝世。在延安的周恩来获悉噩耗后，万分悲痛，立刻向中共中央建议：在延安召开追悼会，由《解放日报》发表追悼文章。在追悼会上，周恩来说：“我国有两个青年领袖，一个恽代英，他已经去世了；另一个就是邹韬奋，他现在也逝世了。这是我们党的损失。”“多年来，韬奋同志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攘外必先安内’的专制政策，奔走呼号舌敝唇焦，动员人们起来救亡图存，赢得了广大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的拥戴和热爱。他是承继恽代英同志的真正的青年领袖。” 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第二个月，周恩来就特地致信邹韬奋夫人表达慰问： “粹缜先生：在抗战胜利的欢呼声中，想起毕生为民族的自由解放而奋斗的韬奋先生已经不能和我们同享欢喜，我们不能不感到无限的痛苦。您所感到的痛苦自然是更加深切的了。我们知道，韬奋先生生前尽瘁国事，不治生产，由于您的协助和鼓励，才使他能够无所顾虑地为他的事业而努力。现在，他一生光辉的努力已经开始获得报偿了。在他的笔底，培育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促成了现在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国人民一定要继续努力，为实现韬奋先生全心向往的和平、团结、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不懈。韬奋先生的功业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永垂不朽，他的名字将永远是引导中国人民前进的旗帜。想到这些，您，亲切地了解韬奋先生的人，一定也会在苦痛中感到安慰的吧！您的孩子——嘉骝，在延安过得很好，他的品格和勤学，都使他能无负于他的父亲，这也一定是可以使您欣慰的事吧！谨向您致衷心的慰问，并祝您和您的孩子们健康！”⑤ 这三百多字的慰问信，字字含泪，句句深情，这是朋友对朋友的深切的怀念，是对朋友家人真挚的慰问和牵挂。 周恩来对知识分子关怀如斯，对文化不高的小战士也特别宽容。新四军军部警卫班长李德和为周恩来副主席煮面条，煮成了面糊糊，被叶挺军长严厉批评，脸都红了,又羞又悔不知怎么办才好。周副主席走进伙房,看到李德和一副紧张委屈的样子和锅里的面条后,不禁哈哈笑起来,说：“面条能吃,面糊糊也能吃！我的胃口好,树皮草根都能消化,还怕面糊糊不消化？快,大家都来吃!”一句话把紧张的空气化解了,大家都笑了起来。李德和端起饭碗,感激地望着周副主席,喉咙里却好像被卡住一样。周副主席香甜地吃完面条,走到警卫班长身边，亲切地说：“煮面条要等水烧开后,再把面条放下去。吃一堑长一智,煮几次就学会了,下次我还要吃你煮的面条!”⑥ 周恩来领导他人于“无痕”，化解他人尴尬于“无痕”，一切都那么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