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定爱读的中国战争史:隋朝

尉迟迥的末日 尉迟迥拉拢不了并、幽二总管，形势很是不利。相州的地形很不妙，位于今华北平原，四面都没有重关险隘可供防守，而并州通过太行八陉（xíng），可以随时渗透进平原袭击尉迟迥的腹地，幽州据燕山之利，处于易守难攻之地，于翼又是善于用兵的高手，所以尉迟迥必须时刻防范这两家兵马袭击后方，根本不敢拿出全部兵力直捣关中。 那么尉迟迥为什么就比不过杨坚，争取不到中间派联盟呢？ 原因之一，尉迟迥另立了新主。 杨坚在关中所立之静帝宇文阐具有无可争议的正嫡地位。如果尉迟迥打清君侧、尊周帝的旗号，不仅政治上无可指摘，也给军事行动增添了合理性。尉迟迥误就误在另立赵王之子为主，这是公然作逆，令人不测其心。谁知道你起兵是为了恢复宇文氏的尊位，还是拿着赵王之子当幌子，行自己夺位之实呢？相形之下，反倒是对诸勋贵更客气的杨坚显得人畜无害。反正勋贵倒向哪边，都不免是政治投机，都难保宇文氏正位，那么还不如选一个更有亲和力的人。 原因之二，尉迟迥的做派让人不敢放心。 问题的根源就在他的军事安排上。如果行的是尊王除奸之策，那么就该倾其全力直入长安，而不应固守老巢有所保留。天下人不会管你怎样权衡前线与后方，怎样安排进攻与留守，而只看你起兵的目的是什么。尉迟迥一方面留重兵在邺城持重不动，一方面唆使各股响应者四处攻略城池，这哪里是什么尊王除奸，分明是假公济私，为自己改换江山做准备。 原因之三，尉迟迥有里通外国之嫌。 尉迟迥起兵之时，与盘踞在营州（治所龙城县在今辽宁朝阳市）、平州（治所肥如县在今河北卢龙县北）一带的故齐余孽高宝宁勾连，通过他与北周的死敌突厥联系，企图联手对抗杨坚。他又与南方的陈朝通气，希望能联手对付杨坚，并许诺事成之后把江淮之地割让给陈朝。 了解了这些，大致就能明白，为什么杨坚明明是个欺负孤儿寡妇的不义之人，却仍有人选择站到他那队。 尉迟迥的做派，也素来令关中人颇有看法。尉迟迥长于军事而短于政治，他手下有一个叫崔达拏（ná）的长史，尉迟迥让他充当谋主。崔达拏是北齐名士崔暹（xiān）的后代，虽然文如乃父，但政治上却没什么见解，提出的各种建议多不合章法。 笔者且作事后之假设，尉迟迥阵营中但凡有一个能和李德林、高颎相提并论的谋主，他一定不会搞成这个样子。可惜，尉迟迥既无政治能力，也无识人之明，这就决定了他的政治天花板处在很低水平。政治层面既然定了高低，军事上的较量就是按既定轨道推火车，若没有突发情况，一般都会导向一个结局。 八月十七日，官军抵达邺城，尉迟迥整军十三万人背城结阵，与韦孝宽等对垒。尉迟勤在青州闻知官兵到来，率五万人来救邺城，为了赶时间，他又自率前部先锋三千骑兵先到，与尉迟迥合兵一处。 尉迟迥长年治军，麾下特地编设了一支一万人的亲军，他们待遇优厚，戴绿巾，穿锦袄，军中称之为黄龙兵，都是精锐敢战之士。尉迟迥自己也不含糊，虽然已经六十多岁，仍然能披重甲上马。尉迟迥部下士兵大多是关中人，战斗力非常剽悍。韦孝宽率军接了一仗，失利，于是暂时后撤。危急时刻，行军总管宇文忻献了一计。 邺城百姓爱看热闹，见两军恶战，纷纷在旁围观，人数竟多达数万。宇文忻遂建议袭击这些百姓，让尉迟迥阵后大乱，扰乱其军心。韦孝宽和高颎同意此计，宇文忻便率骑兵绕到尉迟迥阵后，对着邺城百姓一顿射箭，百姓死伤无数，大呼着奔回城门。前面的尉迟迥大军还不知道什么情况，一听有呼喊之声，以为后军败了，军心大乱。官军乘势发动攻击。十几万人的大军，前后极难相顾，一旦军心乱了，后果就极其可怕，哪怕主将再厉害，也无法再实施有效指挥，再加上韦孝宽等人的战场反应极其灵敏，一旦军事平衡被打破，结果就注定了。尉迟迥无法抵挡，被杀得星落云散，只好逃入城中固守。 官军乘势追上，不等尉迟迥喘息就发动了攻城。攻城过程失载，想必也没经过什么大的战斗，邺城便破了防。尉迟迥披甲混战，*后被逼到城楼上。官军行军总管崔弘度直追上楼，尉迟迥引弓要射，崔弘度却摘下头盔，大喊：“还认得我吗？”原来崔弘度的妹妹嫁给尉迟迥之子为妻，两家是姻亲。崔弘度劝尉迟迥投降，尉迟迥长叹一声，掷弓于地，大骂杨坚后自杀了。一代枭雄、北周元勋、倡乱之首，就此死去。崔弘度见此情景也颇为不忍，没有上前割下尉迟迥的首级立功，而是让弟弟崔弘升去割首。 尉迟迥从起兵到战败身亡，只有短短六十八天。邺城会战，双方都投入十多万人，本身只是一场普通的大战役，对杨坚来说，并不足以决定什么，但对尉迟迥来说，是赌上身家性命的命运之战。很明显，尉迟迥没有准备好。 从战术角度说，他的战役调度太简单，没有充分利用相州总管府辖下诸城，包括东郡、黎阳等沿黄河的要津。他的兵力并不少，如果梯次部署于南部诸城，可以很好地阻滞官军，但他统统付之阙如。战术安排上也相当潦草。比如野马冈设伏，野马冈位于邺城之西，是太行山余脉，山势虽然不高，用来据险设伏却已足够了，但尉迟迥只派出区区三千精甲阻击，阻击是怎么设计的尚不清楚，从史书的记载来看，宇文忻只率五百骑就击溃了这支伏兵，并且还夸张地“斩获略尽”。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除了从尉迟军的漫不经心上找原因，估计也别无他因了。 这场大战，从头到尾，尉迟迥似乎都是这么漫不经心。或许在他看来，自己既占尽政治优势，还拥有强大的军队，并且自己的军事经验足以傲视北周军界，随便打打就能赢。可是军事规律不惯毛病，你投入多少努力，就注定有多少回报。作战双方都不是靠运气吃饭的愣头青，都是抓住一个蚁穴就能打成黄河决口的超级高手。你敢疏忽，那自然是自寻死路。 那些期待着能看一场北周府兵内斗惊天大戏的人，鼓起了很高的兴致，却没想到等来的是这样一场速决战，连对峙的过程都省略了，直接上演大结局，怎不叫人惊叹？ 当尉迟迥起兵传檄天下之时，北周的附庸国西梁内部发生了争论。有人认为北周内乱，正是萧氏脱离北周之时，不如举兵响应尉迟迥，共同讨伐杨坚。时任西梁国主萧岿胆小不敢，拖来拖去，还没*终定计，尉迟迥居然已经兵败身死。萧岿不无戏谑地对诸臣说：“要是听了你们的话，国家已经守不住了！” 屠城、强拆 纵然尉迟迥如此不经打，杨坚也被这场大战深深地吓到了。尉迟迥败死后，杨坚宣布了两项政策：杀光叛军，拆毁邺城。 邺城是魏晋以来数百年的名城、河北的政治中心，曹操曾以邺城为其根本，十六国时邺城与中山双雄并峙，至东魏、北齐时又成为国都，影响力非常大。尉迟迥之乱引发山东连片响应，故齐之地反应尤其热烈，杨坚深恐邺城再成策乱之源，于是下令将这座数百年的名城拆为废墟，改在安阳（今河南安阳市西南）建新城。 与拆城相比，屠城才是真正令人发指的事。 据《周书·韦孝宽传》载，乱军余众悉数被坑杀于邺城游豫园外。尉迟迥军队人数多达二十万，战争中损耗的大概只数万人，被坑杀者应在十万以上。这场坑杀由于太过残忍，《周书》《隋书》记录的细节极少，但《周书·尉迟迥传》记载的“余众，月余，皆斩之”也可说明一定问题。前后对比，尉迟迥军战俘之死，与长平之战的战俘差不多，也是先被杀死或重伤后再被掩埋。 但是这还是让人困惑。如果是分批押出，那被俘的十余万人眼睁睁看着同伴被处死，在长达一个月的漫长时间中，为什么不进行抵抗或逃亡？毕竟十余万人聚在一起，就算是赤手空拳，力量也不可小视。尉迟军的军官也有足够的时间去组织和串联，为什么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抵抗了呢？ 正史中找不到任何资料，倒是一部佛教寺院历史无意中保留了杨坚这段丧心病狂的屠杀的史料。 成书于唐朝的《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上）》（作者是僧人道宣）记录了邺城一座伽蓝寺的建造历史。而建寺的原因，正是当年屠杀尉迟迥叛军过于残忍，引起了当地百姓的不安，隋文帝为了安抚人心，假惺惺地下诏说当年罪责止于尉迟迥本人，过多地屠杀俘虏真是不该。这段史料中透露了一个重要的细节：“拥俘虏将百万人，总集寺北游豫园中，明旦斩决。围墙有孔，出者纵之，至晓便断，犹有六十万人，并于漳河岸斩之……”百万、六十万云云都是虚指，杨坚并没有对邺城民众进行无差别屠杀，屠杀对象基本还是俘虏或是尉迟迥的官属。笔者推断，俘虏被扣留在游豫园中，高大的围墙断绝了他们的出路，这使得乱兵冲突无法实现，只能无奈地被杨坚军队控制着，而能时时逃出的围墙孔，以及守军看似松散的看押，又巧妙地卸去了大部分俘虏拼死抵抗的决心，等他们意识到只有死路一条时，俘虏日渐减少的人数和所处之逼仄环境，又使他们失去了*后的主动性，故而酿成*后惨烈的大坑杀。 邺城会战结束后，尉迟迥的其他响应者都陆续被官军消灭，山东、河南一带暂时归于平静。杨坚以一场干净彻底的胜利巩固了执政地位，但他并没有急于夺位称帝，因为还有两股实力派并未消灭，各方也都在观望，看看杨坚究竟能否真正取得绝对统治地位。另外两家叛乱的，分别是益州总管王谦、郧州（治所安陆县在今湖北安陆市，郧音yún）总管司马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