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外交史

宋代外交的主要对象是辽、金和蒙元三朝。宋代建立以前，契丹（辽）领袖耶律阿保机自五代初期即已建号称帝，其皇帝的地位，中原无人能够动摇。后晋石敬瑭用割地、称臣称子和进贡岁币的方式与契丹耶律德光议和，得到“父皇”的援助，取得中原的政权。而后晋成为契丹的附庸，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影响深远。宋以前的朝代曾经用贿赂的方法应付周边政权，*显著的是利用和亲政策来笼络邻邦的君长。以岁币和土地来换取和平与政治军事的支持，则是后晋对契丹首开其端。宋代君臣对后晋的称臣纳贡记忆犹新，尤其岁币在适当的时候可以作为外交的筹码。其后两宋外交政策的核心竟是岁币，并且发展为外交方面的一种重要手段。 宋太祖虽然有心缔造大一统的帝国，但当时他的重点在于先收服南方诸国。宋太宗试图以武力夺回五代时失去的燕云地区，两次北伐契丹失败后，群臣纷纷劝太宗“屈于一人之下，伸于万人之上”，他们提出的政策是用平等的国书致契丹，以金帛和贸易以及和亲来避免战争。也就是说，当时宋已经承认契丹的势力可以和中国匹敌，恢复燕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面对这样的对手，利用中原丰富的资源和物产来换取和平，即使有些委屈，却是当时宋朝君臣认为比较适当的外交政策。 宋真宗与辽圣宗订立澶渊盟约，形成“澶渊模式”，就是以外交的手段缔结和约，维持与邻邦之间的友好及和平。南宋叶适说：“以金币啖虏，本景德以来立国之素规耳。”宋朝以此模式执行外交的态度是务实和理性的，从10世纪到13世纪，约有一半的时间，两宋和辽、金、蒙元三朝维持着对等的关系。宋辽两国间的外交制度建立后，每年至少互相派遣两次使节，另派遣特使（“泛使”）解决重要问题。这样通过外交的方式建立交换信息的沟通管道，避免了误解和歧见。当然，“澶渊模式”不完全是东亚国际关系的创举，因为中国古代已经存在国际间的外交关系，历代的外交政策和制度已经具有规模。但是“澶渊模式”的内涵和与此模式相关的种种制度的建立，以及此模式在两宋和辽、金、蒙元持续运作，则是宋辽两国统治者智慧的结晶，也可以说是文明的进步。 北宋的外交以维持皇帝地位及疆土完整为主要目的，用岁币来代替割地。缔结《澶渊誓书》及《庆历誓书》两次和约的外交，虽然于建立平等关系之外，致送岁币与辽是瑕疵，但是两国间的和平维持了一百二十年之久。所以可以说直到徽宗破坏和约，北宋对辽外交是成功的。 南宋建立后，新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对金的实力不够，皇帝的地位岌岌可危，只好屈辱求和，而岁币对金人来说是一种难以拒绝的诱惑。高宗屡次遣使求和，提出岁币这个必要的条件。高宗也同意除付出作为贡品的岁币之外，如不能维持土地的完整，可以退而放弃一部分土地；甚至牺牲名分，对金称臣。高宗和秦桧一意求和的外交策略过于屈辱，是失败的，不过却也维持了宋金对峙的局面。 宋孝宗于北伐失败后，努力以外交的手段改变高宗的难堪困境，虽然尚无法完全维持“大宋皇帝”的名分，却与金朝达到近于平等的地位。直到金朝灭亡，蒙古骤兴，12至13世纪末的局势是南北分裂。 蒙古崛起，宋人对于是否联合蒙古来灭亡金朝议论纷纷。虽然君臣都知道应以联金灭辽的失败为鉴，但是南宋对金朝有靖康之难的大仇恨和大耻辱，联蒙灭金是报仇的好机会。可惜宋人在灭金之后，对蒙古的外交屡次失误。加以蒙古并不遵循两宋与辽金外交的“澶渊模式”，到了蒙古大军进逼临安之时，宋君臣仍冀图以送岁币和称臣来保全一隅之地，但既无效力，也为时已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