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有什么用?

现在的新闻还能信得过吗？ 你刚在公众号里读到一篇让你愤怒的文章。你正要分享它，但这个时候你突然停下来：这条新闻是真的吗？似乎曾有一段时间，“新闻”只是对时事的转述，但是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越来越多耸人听闻且来源可疑的故事扑面而来，其目的不是要向我们传输信息，而是操纵我们的情绪并利用我们的成见。在这个充满“后真相”、“替代性事实”、阴谋论和“假新闻”的新世界中，我们该怎么辨别新闻的真伪？然而，这些情况古已有之，太阳底下并无新鲜事。 当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导师苏格拉底（Socrate，公元前469—前399）接受审判的时候，他为自己没有准备精心打磨的辩词而向陪审团道歉，如果他在回答中时有磕绊或停顿，他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原谅。这样的道歉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似乎很奇怪——真相比风格更重要，不是吗？但是，尼尔??波兹曼告诉我们，对于苏格拉底的雅典听众来说，情况恰恰相反：重要的不仅仅是说了什么，怎样说也很重要。关于出色演讲的研究被称为修辞学。听到这个词，我们现在想到的是诗歌中出现的修辞手法，或者是政客和魔鬼传道者的惑众妖言，但是对古希腊人来说，修辞学的意味要广泛得多。对他们而言，善与美，真理与雄辩都是同一事物的不同侧面：真理也应该看起来是美的。苏格拉底以丑陋和不循规蹈矩著称，对礼节也几乎不关心，因此他的同辈人认为他有罪（“败坏雅典的青年”和“拒绝承认神灵”）也许不足为奇。尽管现在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这些指控都属于诬告，但是就苏格拉底试图摆脱传统的思考方式而言，当时的雅典人确实尚未做好放弃它们的准备。 柏拉图和**位“后真相者” 在深爱的老师去世后，柏拉图感到极为悲痛，他开始捍卫老师的声誉，并继续老师的斗争。柏拉图的大部分作品都采用“对话体”形式（哲学小品剧，其中许多对话的主角都是苏格拉底），而且他攻击的对象常常就是致其导师身亡的罪魁祸首：腐化哲学的修辞术。柏拉图认为，错误是由诡辩派导致的，而所谓诡辩派是一类专门研究修辞术的自由职业导师。由此传统催生出一种犬儒的虚无主义哲学，而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公元前486—前411）则是*杰出的早期诡辩派之一，他因宣称“人是万物的尺度”而闻名，意指世间没有独立于人类主观性的价值观或真理。 与普罗塔哥拉同时代的诡辩派高尔吉亚（Gorgias，公元前483—前375）也有类似言论，他宣称“无一物存在”，而且即使有物存在，我们也对其一无所知。此外，即使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某物可以为我们所知，我们也无法将它传达给别人（我想这可以被称为“双保险”）。所有这些难道不是某种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终结论？真理即使到你手中也转瞬即逝。所以我们可以说诡辩派是*早的“后真相者”。柏拉图正是在这样的观念环境下，将他的大部分哲学生涯用来证明真理确实存在，它可以被认识、被传播和被理解。但是，由于真理难以获得，也难以理解，所以它也就给无耻之徒留出了空间，他们总会制造令人舒坦的谎言，并利用人们怠惰、不求甚解的思考方式。 从政治宣传到假新闻 在现代，政治宣传经常与极权主义政权联系在一起，例如，纳粹德国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1897—1945）控制下的国家媒体，其任务是传播纳粹的反犹主义并证明它的合理性；又或者是苏维埃官方报纸《真理报》。但是，政治宣传实际上可以指代任何推广政治或党派事业的信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也大肆地使用了政治宣传。据估计，美国空军在德国和日本的城镇投下了约60亿份小册子，主要目的包括散布虚假信息，敦促敌方投降，以及破坏敌国士气，等等。英国人甚至策划了一套虚假的《诺查丹玛斯预言》，希望信奉这位法国占星师的德国高级司令部成员能够为其所动，推翻希特勒（参见埃里克??豪的《诺查丹玛斯和纳粹》，1965）。甚至，我们还有过宗教的“政治宣传”，实际上，“政治宣传”*早起源于天主教，意指“传播信仰”（在拉丁语里写作“propaganda fide”）。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宗教上的政治宣传和真正的政治宣传的核心联系在于，它们都试图借助偏见、恐惧、信念或者情感，传递回避理性甚至超越理性的信息。 在2016年，“后真相”一词进入了牛津英文词典，其定义是“后真相意指一种情景，在这样的情景中，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比客观真相更能影响公众意见”——如果这都不叫政治宣传，我们又该叫它什么呢？传统的政治宣传与现代的“虚假新闻”的差异，可能源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兴起及其强大的影响力。显然，互联网带来了积极的影响，让人们得以获取更为广泛的信息和事实核查的资源。但是，许多政治评论员认为，在近期的美国、英国和法国大选中，泛滥成灾的含有虚假和误导性“新闻”的文章可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脸书、谷歌以及其他传播渠道都发誓要对抗这股潮流，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它们自己应该为此受到指责。有多少次，当你“百度了”某项内容，径直点开了**条链接，或者只浏览了搜索结果的**页内容？如果搜索结果的“排序”由百度负责，那么百度就对结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做出了判断。同样，微博首页也不仅仅集合了你关注对象发布的内容，而是已经由微博算法根据“热门”或“你喜欢的内容”进行了“编辑”。此类网络服务具有强大的力量，能够过滤和管理我们看到的信息，这对政治进程的威胁无疑是令人担忧的，而这还不仅仅是因为它很可能会被极端或者反民主的人，甚至敌对国家所利用。 “制造同意” 但是，我还需再次强调，我们不应该被近年来的事件误导，进而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传统媒体或大众媒体就不会从事这种有意识的操纵。实际上，报纸和电视新闻通常都是带有偏见的——他们可能倾向左派或右派，带有民粹主义或精英主义的色彩。但是总体上来看，这种偏见是可以相互抵消的。尽管《华盛顿邮报》的编辑可能与《华尔街日报》的编辑有不同的看法，他们之间的差异是言论自由的不同表达形式，因此整个媒体圈就呈现出各式观点齐全的光谱，读者可以从中进行选择，决定同意哪一方的观点，又与谁保持不同意见。 然而，诺姆??乔姆斯基和爱德华??S. 赫尔曼（Edward S. Herman，1925—2017）提出了“政治宣传模型”，对这一传统领域发出了质疑。他们指出，主流媒体实际上并不是自由的，而是代表了现存机构（国家的执政阶层、军事组织、公共组织、核心企业和其他既得利益集团）的观点。所有这些现存机构都直接或间接地运用五类过滤器来控制新闻：（1）所有权：大多数新闻机构都下属于拥有特定商业利益的大公司——真相只能排在第二位；（2）广告：广告主可以通过威胁终止合作来影响新闻；（3）控制信息源：政府和各类大型机构都整合了非常多的信息，它们可以限制“不友善”的媒体，阻止它们获得信息（重要的数据，关于政策和项目的信息）；（4）抨击：各类机构可以通过反例、政治演讲、投诉、起诉等方式攻击“负面”新闻；（5）恐惧：现存机构可以利用真实或想象出来的共同敌人，借助恐惧来统一大众舆论，并将批评者斥为境外势力，由此将他们边缘化。 因此，哪怕我们的社会不存在直接的胁迫或者明确的审查制度，但是只要触及了利润这条底线，各类新闻仍然能够被高效且间接地炮制出来。而报纸一旦失去广告商，获取信息资源受限，或者遭人起诉，很快就会面临营收和利润下降的风险。如果乔姆斯基和赫尔曼所言不虚，那么他们就对政治民主提出了毁灭性的批判：媒体和政治中所谓的分歧实际上只是粉饰表面的琐屑之事：一旦事关重要议题（商业、战争、税收），无论是什么政党或报纸，现存机构永远都站在同一阵线。 抉择时刻 新闻和政治宣传的区别并不如我们希望的那么泾渭分明。怀疑论者、诡辩派和后现代主义者都对真理的存在或价值提出了质疑，而我们即便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也可以承认所有观点都多少带有一定程度的偏见。所以我们必须掌握分析新闻报道的技巧：新闻的来源，新闻是否登载在“线下”媒体上，新闻写作是否平衡，写得好不好，等等。但是，如果所有主流媒体在某种程度上都搞政治宣传，我们又如何能通过互相比对进行核查呢？好吧，正如乔姆斯基的回答，既然新闻都是人在写，那么即使主流媒体也广泛存在政治宣传的倾向，你仍然可以在其中找到真实和相对公正的报道——你只是得睁大眼睛仔细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