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局时代:春秋全史

尾声　诸神的黄昏 三百年的春秋史，霸业为先。 从郑庄公牛刀小试，驰骋中原始，一代代的霸主，你方唱罢我登台。真正的霸业，肇始于齐桓公，他高举“尊王攘夷”的大旗，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开创春秋霸业的模式。然而真正的重头戏，却是晋、楚百年争雄，这两个国家均人才鼎盛，明君辈出，势力此消彼长，实力不分伯仲，晋国的杰出君主有晋文公、晋襄公、晋悼公等，而楚国亦涌现楚武王、楚成王、楚庄王等一代枭雄。晋楚争霸，将春秋之勇武精神推向极致。 弭兵之会终结两强相争的格局，齐、吴、越的相续崛起，打破了长期以来北晋南楚的局面。齐景公狙击晋国的霸权，而吴王阖闾则以气贯长虹之势，捣破楚都，几灭强楚，吴国之霸业由此树立。越王勾践则上演*精彩的谢幕之剧，从而登上春秋霸业的*末班车。 这是个混乱的时代，这又是一个自由的时代；这是打破旧秩序的时代，这是建立新秩序的时代；这是铁血与权谋交织的时代，这也是文明与智慧发展的时代。 春秋开启了诸侯间的兼并战，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而这又为战国时代更大规模的兼并战打下基础。与战国相比，春秋时期更富有一种古代武士的浪漫色彩，在血腥厮杀的同时，又披上一层文明的袈裟，虽然战争频繁，但绝少后世的残酷与灭绝人性，礼义精神仍是此期战士们坚守的道德底线。 霸业渐近尾声，我们来看看诸神们在春秋舞台上的*后演出。 内斗不断的晋国无法捍卫自己的霸主地位。自晋文公、晋襄公之后，晋侯与周王一样，丧失领袖的权威，大权在握的卿家成为政坛的核心力量。卿家与君主、卿家与卿家之间的斗争，构成一部晋国史的主旋律。家族之间的分权与竞争，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破坏性的一面。从积极的意义上说，竞争机制使得晋国存在某种贵族民主制的色彩，优胜劣汰的达尔文法则确保政治领袖由*优秀的人才担任，历任执政者几乎没有一个属于庸才，新陈代谢维持着晋国政治的新鲜血液。 可是破坏性的恶果又是显而易见的。流血政变充斥着晋国的宫廷，晋灵公与晋厉公先后被弑，曾经盛极一时的狐氏、先氏、郤氏、栾氏等家族纷纷消失在政治的舞台。大浪淘沙之后，晋国六卿成为知、中行、范、赵、韩、魏六大家族的专利。从物理学上讲，三脚支撑*具有稳定性的平衡，是否受此影响，西方近代政治学也提出三权分立，并以实践证明它的有效性。倘若这个由物理学与政治学推衍出的理论有某种正确性，显然晋国的六卿制仍隐藏着巨大的不稳定。 果然，范氏与中行氏率先发难，*终却使这两个家族遭遇灭顶之灾。赵鞅以坚忍的意志，铲除叛乱集团，这样辉煌的成就，理所当然令他在知跞去世后，接任晋国执政。范氏与中行氏的覆灭，六卿制变为四卿制，赵、知、韩、魏四家垄断国家权力。明争暗斗的传统并没有改变，实力较弱的韩、魏两家只能当陪衬的绿叶，红花主角则是赵氏与知氏二家。 赵鞅在执政十七年后，于公元前476年寿终正寝，权力的轮盘由赵氏手中又传递到知氏。知瑶又称为知伯或知伯瑶，他坚强勇敢、崇尚武力、雄心勃勃，同时又狂妄自大、盛气凌人。在知瑶专政的时代，晋国的中原霸业回光返照，公元前472年与前471年，两度讨伐齐国，捍卫晋作为军事强国的地位。 知瑶执政期间，赵氏仍不动声色扩充自己的力量，赵鞅的继承人赵无恤于公元前473年兴兵灭代国，代国之地遂成为赵氏的私家地盘。经历无数次的内斗与相互倾轧，卿家之间没有信任可言，知瑶与赵无恤的性格堪称两个极端，知瑶飞扬跋扈，而赵无恤隐忍负重，这似乎注定两人只能是对手与竞争者。 大权在握的知瑶占有先手的优势，权力被他滥用于对他人进行人身侮辱与攻击。他居高临下，口无遮拦，曾当面羞辱赵无恤：“你丑而无勇，何以成为赵氏的继承人呢？”另一次在酒宴之上，知瑶借着醉意向赵无恤灌酒，不知有意还是无意，还拿着酒樽打他。士可杀不可辱，赵氏家臣们愤怒了，群情激昂，不惜与知氏决一死战。赵无恤深知时机未成熟，此时发难，无异以卵击石。他的隐忍功夫堪比勾践，只是淡然地说：“先父立我为继承人，只因为我能忍辱负重。” 忍辱负重在嚣张的知瑶看来，只不过是胆小鬼的托辞、懦夫的借口。强势的赵氏都甘拜下风，韩氏与魏氏，知瑶又岂放在眼里呢？ 野心急剧膨胀的知瑶，终于干了一件看似精明实则愚蠢的事情。公元前455年，知瑶狮子大开口，同时向韩氏、魏氏索地。实力不如人的韩虎、魏驹夹起尾巴做人，将一部分土地拱手相让。尝到甜头的知瑶不知收敛，反倒得寸进尺，又索地于赵无恤。土地乃是生存之本，忍无可忍的赵无恤断然拒绝知瑶的无理索求。气急败坏的知瑶诉诸武力，率韩、魏之师讨伐赵无恤。 寡不敌众的赵无恤退守晋阳，知、韩、魏三家合兵围困。晋阳之围持续三年之久，苦苦支撑的赵氏孤立无援，生死存于一线之间。知瑶为迅速解决晋阳，引汾河之水灌城，城中巢居而处，悬釜而炊，财食将尽，士卒病羸。关键时刻，“多行不义必自毙”的传统格言似乎再次得以印证。为扭转危局，赵无恤兵行险着，游说韩、魏两家，晓以唇亡齿寒的道理。知瑶的恶行终于得到报应，韩虎与魏驹的突然倒戈，令战场形势发生不可思议的逆转。赵、韩、魏的联手，使知瑶眼看就要到手的胜利演变成大溃败，这位独断专行的晋国执政竟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家底雄厚的知氏从此在晋国消失，曾经煞费苦心经营的地盘，成为赵、韩、魏三家瓜分的战利品。虽然晋国还顽强地存在半个世纪之久，但“三家分晋”的格局已基本定型。公室的地盘已被压缩到仅有绛、曲沃等地，而赵、韩、魏三家势力盖过晋侯，并*终成为战国时代七雄中的赵、韩、魏三国。 与晋国的命运相仿，齐国的卿家势力也盖过公室。 齐景公之死是齐国政治之转折。即便是他统治的半个世纪里，陈氏家族（即田氏）仍然是左右齐国政局的一大势力。当年陈无宇联合鲍氏家族打垮栾、高二氏，归政于齐景公，这种以退为进的明智选择确保了陈氏家族在齐国的声望与影响力。 作为外来移民的后裔，陈氏家族自公元前672年由陈国迁居于齐，到齐景公去世这一年，即公元前490年，已整整过去一百八十二年。**代移民陈完因为受赐田地，故而又称“田氏”，对于这一家族，史书有时称为陈氏，有时称为田氏，名不同而实相同。时间的流逝淡化了陈氏家族外来移民的色彩，如果说陈无宇还认为在齐国的根基尚浅，那么到其子陈乞时，陈氏家族已经深深扎根在齐国大地上了。 陈乞延续父亲的策略，施恩惠于百姓，这为家族赢得良好的口碑。齐景公去世后，国政却仍然由国氏、高氏等老贵族把持。到新旧交替的时候，作为新贵的陈氏要从老贵族那里争取更多的政治话语权。凭借着陈氏家族在齐国民众中崇高的声望，陈乞振臂一呼，国人响应，驱逐执政的国夏、高张，立齐悼公，而陈乞出任齐相，独揽大权。 权力场上的高歌猛进，却不能掩饰对外战争的羸弱。公元前485年，吴王夫差大举伐齐，惊慌失措的陈乞竟然谋杀齐悼公以谢吴师，君主成为权臣手中可随时撕毁的纸牌。然而妥协并非制胜之道，在第二年的艾陵之役中，齐国仍然一败涂地。唯一让陈乞感到幸运的是，勾践在南方发动的攻吴战争，不经意之间拯救了齐国。 陈氏家族在政坛上一手遮天，俨然已是无冕之王。陈乞的儿子陈恒，重演父亲弑君的“壮举”，公元前481年，齐简公成了陈氏家族的又一牺牲品。比之晋国，齐国的君主显然更有如坐针毡的不安全感，从齐襄公到齐桓公，从齐庄公到齐悼公，如今又轮到齐简公，弑君游戏的流行，显然暗示着权力悄悄地转移了。 由于习惯的因素，我们把陈氏改称为田氏，陈恒改称为田恒，他的另一个名字叫田常。田恒是田氏*终得以代齐的关键人物，他执政齐国二十九年，并延续陈无宇、陈乞的惠民政策，减轻剥削，争取民众，杀尽公族中之强者，扩大田氏封邑，封邑面积大于齐国公室，终使齐政皆归田氏。 半个多世纪后，到公元前391年，田恒的曾孙田和终于捅破薄薄的窗户纸，迁齐康公于海上，田氏由是独占齐国。这已是战国时期的事了。 我们再来看看南方楚国的艰难复兴。 自从吴王阖闾攻破郢都后，曾经盛极一时的楚国在鬼门关口绕了一圈又生还，大难不死的楚昭王知耻而后勇，痛定思痛后走上重振雄风之路。楚昭王深知无法与吴国做正面对抗，便将矛头对准邻近的诸侯与蛮夷部落。公元前496年，楚国将顿国从地图上抹去；公元前495年，楚灭胡国；公元前491年，讨伐蛮夷，俘其君臣，大获全胜。经历阵痛后楚国人又重新寻回扩张的激情， 楚昭王将复兴的大棒交到楚惠王手中，可是一场兵变差点让楚国陷入灾难之中。兵变主角白公胜（即熊胜），是前楚太子熊建之子，当年与伍子胥一同逃亡到吴国。多年之后，楚惠王特许他回国，并封为白公，算是对太子熊建所遭遇的不公正待遇平反。熊胜的父亲死于郑国人之手，他与伍子胥一样，身上流淌着复仇的血液，为报父仇，多次要求出兵讨伐郑国，然而令尹子西不仅未应允，还与郑国缔结同盟。 恼羞成怒的熊胜将一腔怨气倾泄到令尹子西身上。在雇用刺客刺杀子西失败后，熊胜不惜铤而走险，以政变的方式来取对手的人头。公元前479年，熊胜找到一个进军郢都的机会。这一年，他打败吴国人的入侵，便以献捷为由，挥师入郢。楚惠王迎来的不是卫国英雄，而是一群叛逆者。熊胜的军队迅速控制首都，杀死楚令尹子西、司马子期，并劫持楚惠王。 庆幸的是，自幼漂泊他乡的熊胜在国内缺乏深厚的根基，而楚国向来不乏智勇双全的英雄。叶公沈诸梁成为稳定国家的中流砥柱，他率军队进入郢都，王师的到来得到国人的鼎力支持，势单力薄的熊胜终于败走，走投无路之下，他只有绝望地选择自杀。 总有人不自量力，小小的陈国借楚国内战之机，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冒冒失失地进攻楚国。趁火打劫的结果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实际上陈国不仅是蚀把米，而是葬送了整个国家。楚国在平定熊胜之乱后，立即挥舞武士之刀，杀气腾腾地劈向陈国，这雷霆万钧之势，是陈国人无法招架的。公元前478年，陈国成为楚国利齿血口下的又一牺牲品，陈闵公成了刀下之鬼，国家也随之被楚国所吞并。 在之后的三十年里，楚国表现出令人不可思议的低调，几乎在国际舞台上消失，既不与晋、齐争雄中原，也不与越国角力东方。楚惠王是长寿的君王，统治楚国超过半个世纪，他韬光养晦，似乎与世无争，只是埋头于闭门造车，超然于竞争之外。直到三十年后，楚国才又让天下人眼前一亮，再度出鞘的宝剑比以往更加寒气逼人。 公元前447年，楚惠王即位四十二年后，开始他一生*辉煌的扩张。楚国的战车践踏蔡国的土地，这个在西周初便建立、历史悠久的诸侯国，又被楚国人括入囊中。两年后，又一个古老的诸侯国被楚国所吞并，这便是以“杞人忧天”的故事闻名的杞国。屡屡得手后的楚国，继续向东扩张，目标直指江淮以北之地。在越国灭吴后，勾践未能尽征服该地之各部落，楚惠王以一往无前的意志，武力征服，东拓领土至泗水之上，尽有江淮以北之地。 此时距吴楚柏举之役，已整整过去六十年。曾经的敌人吴国早已如云烟散去，而奋斗不息的楚国人又回来了。楚惠王以半个世纪的艰辛打拼，打造出一片新天地，这也使得在战国时代，楚国仍是七雄之一。 不是每个国家都有楚国的幸运，春秋*后的霸业是勾践创造的，但越国的霸权只是昙花一现。 平心而论，越国只是僻处东南的小国，地小人稀，文明落后，难成气候，越国的奇迹只是因为有勾践这样的旷世英雄。灭吴之役，使越国迅速取代吴国而成为军事力量*强的国家，勾践不失时宜地会齐、晋诸侯于徐州，并致贡于周，开始将东南夷国的影响力渗透到中原大地。全然落魄的周元王封勾践为伯，这意味着周王室承认越为诸侯之长，只是这种任命象征性的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是勾践慷慨的施舍仍然赢得诸侯们的尊重，他以淮上之地与楚，归还吴国所侵占的宋国土地，将泗水以东六百里之地划给鲁国。这样大手笔的赠送，巩固了越国在江淮东部的霸权地位。 自灭吴之役后，越国衰落的征兆初显。首先是**谋士范蠡悄然离去，他辅佐勾践二十余年，功劳赫赫。这个明智的人深知“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至理，越王复仇心愿以遂，称霸之业已成，功成名就之后，能共苦的人未必能共乐。盛名之下，难以久居，他急流勇退，云游四方，*后落脚于齐国陶地，开始他人生第二次创业。精于政治谋略的他，在经商上亦有超人的天分，竟然在商场上所向披靡，富甲一方，号为“陶朱公”。 另一名大功臣文种则下场悲惨，他的好友范蠡曾写信给他，提醒说越王“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文种却自恃功劳甚大，不愿像范蠡那样洒脱而去。果然如范蠡所料，勾践的猜忌心日甚一日，当年文种为灭吴提出九策，而勾践仅用其三策便大功告成，他不能不提防着文种以同样的手段来对付自己。勾践的一席话暗藏杀机：“当年你的九策，仅用三策就破强吴，还有六策尚在，希望你到九泉之下，用这些计策对付吴国的祖先。”并赐送一柄属镂之剑，文种明白越王欲置己于死地，*终只得以伏剑而死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生命。 越国的人才与勾践的意志，是这个东南小国得以威慑天下的原因所在。当这两大元素不复存在时，越国走向衰弱似乎是必然的趋势。公元前464年，一代伟人勾践与世长辞，我们不能奢望他的继承者有着他因坎坷而磨砺出的坚强品质，能小心翼翼地维持国祚已属幸运。 进入战国时代的越国失去与诸雄抗衡的资格，在公元前306年，终亡于楚国人之手，这时离勾践去世已经过去一百六十年。 春秋史是从平王东迁的公元前770年始，然而何时结束，却有不同争议。一般的看法是结束于公元前476年，不过这个时间段的划分并没有特殊的历史事件，只是以周敬王去世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考虑到春秋后期周王实际毫无作用可言，这种划分时代的方法显然只有某种政治上的象征意义。也有人认为春秋应划到公元前453年，这一年晋国赵、韩、魏三家颠覆知瑶，为晋国三分奠定基础。如果以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划分法，则是在公元前403年，赵、韩、魏被册封为诸侯、以“三家分晋”为跨入战国时代的标志。 众说纷纭，笔者无可适从，窃将春秋结束的时间，将传统的公元前476年略延长至公元前473年，是年勾践灭吴，这使得春秋后期*重要的历史事件不于因人为因素而尴尬地被分割在两个不同的时代。总的说来，春秋大约延续三百年的时间，而战国则大约二百五十年，这样略可以说春秋与战国是平分秋色吧。 春秋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这个变革是全方位的，也是意义深远的，同时也充满探索、创新的精神。“天无二日”的一王独尊局面被彻底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以霸主为主导的政治新格局，在春秋霸主中，*著名的有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等，除此之外，郑庄公、楚武王、楚成王、晋襄公、晋景公、晋悼公、齐景公等也有过不俗的表现。春秋的亮点在于君王并非绝对的主宰，贵族阶层对国家的影响力时常超过君王，如晋之六卿、郑之七穆、鲁之三桓，还有宋国华、向二族，以及*后夺取齐国的田氏（陈氏）家族，均为强势之贵族。国与国之间有力量之角逐、霸业之更替，国家内部则是君臣之争、贵族间的倾轧。 与后来乱世如南北朝、五代十国不同，春秋时期混乱的表面下，实际上是饱含生机与活力，君与臣、臣与臣之间的相互牵制，反倒形成一种平衡机制。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权力有了制衡的力量，这种机制具有非独裁性的色彩，因此整个社会未脱离文明的框架，绝不似其他乱世时代，暴君横出，践踏人性的尊严。在三百年的春秋史中，国家林立，涌现的君主与权臣不计其数，但真正称得上暴君的，非常少。传统的礼仪文化虽然衰落，但仁义的精神仍被奉为圭臬。 如果我们做一个不太贴切的对比，春秋时代略近于近代欧洲，各国为生存空间而战，既有野蛮的一面，亦有文明的一面，新的思想层出不穷。春秋时期的法、道、儒三家对中国影响至深至远的思想，已初步确立。管仲与子产的重法精神，比起战国时期的商鞅、韩非子，多了几分理性与人性；老子留下五千字的真言，成为博大精深的道家思想不朽的源泉；孔子的儒学思想虽然在他生前未能大放光芒，但却成为其后两千年中国政治思想的定海神针。 春秋是开放的社会，华夷之辨，不在血统，而在文明。华夏族的开放心态，使其可以融合诸多少数民族，楚、吴、越这些蛮夷之国，*终都成为华夏文明的组成部分，这也是华夏民族大发展的时代，更呈现强势文明之优势。勇敢与坚强成为这个大民族奋发进取的力量来源，春秋的史诗，无处不写着勇敢的字样，他们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完全不亚于荷马诗章下所歌颂的英雄，赵氏孤儿、伍子胥复仇、勾践卧薪尝胆等脍炙人口的故事，是春秋血性浓缩的写照。 春秋之史事，有终结之时，这本小书也将曲终收拔。以短短数十万字，要收藏三百年之震荡曲折之故事、百十号英雄人物的非凡人生，势必是挂一漏万，所以坚持者，盖以为能做些许投石问路的粗活、抛砖引玉的铺垫。笔者深信不疑者，故事有结局，而那勃勃生机之时代所孕育的精神之光，却没有停泊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