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欧洲再次伟大-(旧力量、新未来)

　　问题是我们不知道特朗普会做什么，正是这种不可预测性才变得更加危险。大国的意图越清晰，越能将全球政治带上更为稳定发展的道路。由于其巨大的自负、强烈的冲动和缺乏深度（城府不足），特朗普被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相比，后者因为其欠缺考虑的结盟和挑衅将他的国家拖入**次世界大战。威廉二世一将帝国的设计师首相俾斯麦解职，就很快开始将国家带往错误的道路，并开始将自己想象为战略大师，而“巫师之徒”特朗普却在没有俾斯麦或基辛格指导的情况下就启程了。　　特朗普政府的不可预测性不仅是因为总统的个性，还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白宫内部至少有三个派系。它们持续相互矛盾，在某个时刻谁能发挥*大的影响也不甚明了。　　首先是以白宫前首席战略师班农为首的理论家。这股势力被委婉地归为美国“另类右翼”，班农和他的党羽应当以其本质属性被命名为极右翼。班农已被解雇但其他人仍然留了下来。副总统迈克尔·彭斯也属于政治光谱的极右派，这一政治立场的见证是其担任印第安纳州州长时以积极限制堕胎权和对抗LGBT群体（性少数群体）著称。如果特朗普被弹劾，这是很多欧洲人希望的，我们将肯定会迎来一个更有礼仪感的总统，但在政策层面他将如特朗普一样远远偏离欧洲主流。　　在班农之流的影响下，特朗普是**位对欧盟本身的存在表示反对的美国总统。他的很多前任会怀疑欧盟成事的能力，特别是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这一点无可厚非。但他们都意识到，欧洲大陆的稳定是美国的核心利益，而正是欧盟确保了这种稳定。美国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提倡者之一，推动的方式是将“马歇尔计划”之下的经济支持与欧洲合作联系起来。然而在“马歇尔计划”推出70周年的2017年，特朗普表达了对英国退欧的欢迎，并希望更多国家效仿英国退出欧盟。在2017年7月访问华沙期间，特朗普好像在给波兰政府加油打气，鼓励其对于布鲁塞尔官僚的勇敢抵抗。欧盟不能对此置之不理：我们*重要的盟友如此登峰造极的（负面）态度确实非常危险。　　除了理论家，还有专业人士，首先是将军们：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赫伯特·麦克马斯特（Herbert McMaster）[接替另一位将军弗林（Flynn）]以及白宫幕僚长约翰·凯利（John Kelly）。特朗普上台时，马蒂斯得到了很多人的特别举荐，因为他被视为理性的声音，能够避免总统冒险。但在一系列对叙利亚、阿富汗和朝鲜秀肌肉的行为后，我们还能确信这一点吗？指望一个绰号是“疯狗马蒂斯”的人充当内阁中*理智的人，这从一开始就希望不大。这些人可能自视能约束总统，但他们其实与总统在很多观点上是一致的，特别是在伊朗问题上。我们不要忘了小布什总统身边也有很多经验丰富的部长和顾问，这些人当时建议他人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而结果如何我们都已经很清楚了。埃克森一美孚前首席执行官、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起初不常露面，后来也加入了积极的专业人士群体中。随着他地位的上升，也开始对他自己的部门大刀阔斧，削减了国务院30%的预算。一个美国退休外交官好友告诉我：很快，将不会有人愿意留下来追随蒂勒森，*后估计就只会剩下那个为他冲咖啡的女士。　　然后是他的家人。在这个白宫中，总统的家人对于决策似乎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特别是总统的女儿伊万卡和女婿贾瑞德·库什纳。这两人都被正式任命为总统顾问。这使欧盟及其成员国更难找到一种合适的方式来与特朗普政府打交道。　　在特朗普到访欧洲之前，彭斯、马蒂斯和蒂勒森都被派往欧洲参加2017年5月25日的北约特别会议。三人传达给欧洲人的是我们想要的消息：美国会继续支持欧盟和北约，但他们很快给所谓的声明增加了限制条件。彭斯告诉欧盟，得做出艰难的经济决定，无论这事实上可能意味着什么。马蒂斯告诉北约，如果欧洲人不在防务上投入更多的钱，那么美国可能觉得有必要节制对北约所做的贡献。这可能是特朗普政府**次在某一议题上展现出“节制”的态度，而在此之前都是相当极端的。特朗普在到访欧洲期间确认了这一点，在欧洲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眼前展现了他野蛮的风格。但部长和总统言辞不一的例子相当多。没人能说清，副总统或者部长所做的声明是否得到了总统的首肯，总统甚至不认为应受自己声明的约束。他今天说的话可能第二天就被他在推特上推翻了，这也加剧了白宫的不可预测性。　　然而引起关注的不只是不可预测性。一个只会将所有脏水泼向外部世界、相信美国不需要任何人就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将媒体攻击为人民公敌、给所有不赞同的人扣上“坏美国人”的帽子、给家庭成员安排公职的总统：如果这件事发生在美国以外的另一个国家，我们会说这些都是独裁正在形成的明显迹象。但因为这关乎美国，我们于是努力寻找相反的证据。即使美国无疑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但美国人仍对自身抱持忧虑，（美国人）对于违反宪法和基本道德规范的决定有着强烈的抵抗，尤其是来自法庭的抵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