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重葛与美少年

【推荐序】*后一朵的火焰：读李渝《九重葛与美少年》 钟秩维（台湾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研究员） 小说家李渝在二〇一三年夏日推出了全新的小说集《九重葛与美少年》[1]，辑录了李渝自**篇小说《水灵》（一九六五）以降，各个阶段的作品；这些作品大都历经了反复的改写，甚至重写，小说家的用心和坚持可见一斑。 《九重葛与美少年》故而可谓是一本从头、重新写起的小说集。而不论就内容本身的完整度，或者形式、叙述方法的突破性，它都堪列入今年度（二〇一三），甚至新世纪以来的华文小说中*有原创性的作品之林。 倘若要简单概括《九重葛与美少年》的特色——本小说集是一次文字和形式都高度知性化，叙述在乡愁的反思与重新记忆的政治之间辩证、推进，故事境界从而被引领至抒情时刻的领悟之小说书写——大概是再贴切不过的说法。这里所谓的“反思”与“重新记忆”包括了透过外省族群／离散／学院精英／女性的视角，回过头来述说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往事（例如《给明天的芳草》《收回的拳头 》）、 七十年代海外“保钓 ”运动的经历（《待鹤》），乃至当代台湾各种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三月萤火》和《海豚之歌》等等）。而与此同时，李渝亦频频重访其人以前的小说坐落过的场景，《九重葛与美少年》中的有些桥段甚至是由小说家过去作品的情节重新编写而来——比如《待鹤》一篇，罹患精神疾病的“我”辗转求医、屡见精神治疗奇观的历程，早期小说《夜煦》（一九八九）其实已经有颇为类似的记录——借由诸如此类的重返、反省，李渝显然很有意识地在“拉长视的距离”，以求将闪现于生活的长河中之爱的轨迹与启示，“离去了猥琐，‘转成神奇’”[2]。总而言之，《九重葛与美少年》中“重新记忆”的程序使得这部小说集核心的地景，“温州街”，成为重层的、纷纭的大小叙述相互阐发的一个“时间的地点（spot of time）”[3]；叙述游走于这些牵连在一起的线索之间，一方面向外（台湾文学，以至于台湾史），另一方面亦向内（李渝个人的写作史，乃至小说文本自身）折叠出复杂的皱褶。 而再次却顾所来径，李渝此番投注了更多的视线在比较庶民，或者说底层的面向上；比如《收回的拳头》与《似锦前程》里对于温州街的违章建筑，垃圾小山的景象和气味，与日常生活中的交通工具及面包西点等之交代。同 时叙述者也悄悄提醒读者，行走于温州街甚至可能遭遇色情危机的！包括蛰伏在角落的露阴狂，乃至公车痴汉鬼祟的揉挲等下流行径，也都是五六十年代温州街都市风景线的一拼图。同样的日常观照也作用于小说所呈现的当代浮世绘——《九重葛与美少年》的内容似乎也是**次，李渝小说的主题这样地贴近当下时空环境的动态——《三月萤火》述说流连咖啡馆的中年编辑，其人事业之失志及婚姻的失意；《建筑师阿比》揭露了美国社会对于弱裔族群的歧视，乃至于性别偏见；《待鹤》叙述者“我”在精神科诊接连遭遇的荒唐失序；《丛林》呈现今日台北都会的生活实态从粗野到细致的品味光谱；至于《海豚之歌》则是批判水族馆的机械化管理，以及百年仪典之大而不当——凡此种种都直接暴露了太平洋两岸其当前此刻的社会矛盾。而就着这份对于当代处境性的认知，李渝为《九重葛与美少年》沉淀下底气——索漠的余生、世代的速迭、意义的消殒，以及*重要的，书写的徒劳。 彰显了这层底气，始能见出李渝“重新记忆”工程的深沉寄托。简言之，小说家之意图不仅是在当代各种意识形态的视域之外，再做私家版本的温州街史料补遗；相对地，其人的志向更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对“现代史”提出另类的（alternative）认识论方案；其二则关系到当前此刻的文学处境，李渝要问的是“写作”在一切都朝视觉（化）转向的现在，它仍有什么样的可能性。李渝以小说写下一个又一个当代“传说”作为她对这两个大哉问的回答。扼要言之，辑录在《九重葛与美少年》之中的小说有一些共通的特质，包括它们都带有某种超现实的诡谲元素，或者说都沾染着“传奇”的色彩；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重新记忆”的过程中，辗转流连于不同的个体之记忆，报刊史料、研究论著等大小叙述之间，孰为“真”、孰为“假”早已模糊了界线。而处在这个失焦的点上，李渝志不在新探“真实”或／与“虚构”的老问题，也不乐意加入后现代对于本源、对经典的耍玩。对治中国艺术史的李渝来说，真真假假何尝是在当代才变得难以区辨？早在十二世纪宋徽宗的《瑞鹤图》里，纪实或者幻想就已经是疑点重重。然而“当神话和现实同时出现而无法辨分时，艺术家以真实明确的图录绘述感动”，确实“为我们留下了不朽的祝福”[4]。换言之，在李渝看来，孰真孰假不只是延宕写作——写作对其人而言，更是一种介入性的“行动”[5]——的语意游戏，它更是灵感能够启动的契机；而是假是真其实也不妨碍抒情时刻的达成，重点在于吾人是否仍信任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感动。 这份感动或可被称为力比多（libido）或者情动力（affect），在《九重葛与美少年》的小说文本中，它常以某种情感、情色，或情欲（但不同于前述的色情）——以下权以“爱欲”统称——的迷魅诱惑来曝现。例如《丛林》，这个故事一方面讲述“我”少年时曾前往美军“招待所”应征工作的叛逆行为；而另一方面，启动“我”追索这段记忆者，乃是声称来自台北林森北路的台美混血儿福克纳，故事时间的当下他刚刚抵达美国，打算寻找未曾谋面的非裔生父。又或者如《三月萤火》中的男性被叙者，与《倡人仿生》里偶人柳，其之英挺的身体感与俊美气质所激荡升起的爱欲想象，分别是激励漫长余生（前者），与接续被湮没的历史（后者）之推动力。而*能说明《九重葛与美少年》所展现的爱欲及其效果的小说当是《夜渡》。这篇小说讲的是叙述者“我”在田野现场与各种文献论述中穿梭，以求解释中国西南水域源源不绝的自杀现象之故事。小说的末尾，李渝写道—— 环绕史政经社等等论述的大道理是否触及的都是事态的表层，那内在的迹象，隐藏的冲动，其实不过来自一种天生的性情，直觉的感受，自然的生活，来自一种简单的宿命论，和由这些种种酝酿而成的抑郁症呢？[6] 但是，这样的宣称不意味客观意义上的实际从此不必认真计较，写作只要单纯诉诸直觉，或者凭借感性就大功告成。恰恰与此相反，《九重葛与美少年》不论就文字质地而言，或者从叙述的方式来看，都有一股隽永的知性力量作为其支撑。而这里所说的知性指的不单单因为李渝在行文的字里行间穿插了丰富的跨领域知识性素材，它更由写作者的李渝将这些被征引的知识与小说中的其他元素——如那股启动叙述的爱欲——综合在一起的心智的想象力来彰显。例如以下这一段来自《建筑师阿比》的文字—— 阿比设计出螺旋式升级法，用精密的数字计算出砖石向上叠高时，层与层之间可容许的细微错差，层层连续延进、相互依搭，渐次凌空而升，形成无梁覆斗形结构。[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