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1982年9月，当我到北京进行为期一年的研究时，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十二大）正在北京召开。**次造访故宫博物院时，我站在紫禁城中央的太和殿台基之上，向南望去，我想古代帝王们在重大场合上也是如此。从这金瓦红墙轮廓线外，我能瞥见远处红旗招展的大型公共建筑像升起的一座座山冈：右侧是人民大会堂，中共十二大正在这里召开；左侧是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从我所在的位置，看不到由帝国遗迹和带有鲜明社会主义色彩的建筑所包围的一片空旷地，那是天安门广场，广场上耸立着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主席纪念堂。（天安门是皇城及其内部紫禁城的正南门，广场在天安门南面。） 从天安门北面的明清时期宫殿群以及南面的庞大建筑里，人们可以清晰地分辨出帝制的北京（终于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与社会主义的北京（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虽然遗迹林立，但是民国北京——作为本书主题的这座过渡性城市，却越来越难以寻迹。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一面，一块汉白玉浮雕上刻着1919年在天安门外爆发的五四运动学生抗议的场景。浮雕中英雄式造型所表现的学生爱国主义义愤，矛头直指准备接受《凡尔赛条约》，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的政府。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内，陈列着1919年示威活动的照片，同时陈列的还有1927年在北京绞死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的绞刑架。 民国北京作为对革命历史的脚注被刻在了当代的纪念碑上，在博物馆的展览品中也只是一闪而过。稍微离开市中心，就能从那个时期的建筑中找到一些民国遗迹，如铁狮子胡同内的前执政府。铁狮子胡同是1926年三一八惨案的发生地，手无寸铁的抗议者就是在这里遭到了军阀政客段祺瑞卫队的机枪扫射和刺刀砍杀。这里却没有纪念牌。但是在城市东北郊，离北京大学新校区不远的圆明园旧址，有一座铁狮子胡同的死难者纪念碑。这座小小的纪念碑树立于1929年，是北京仅存的几个民国时期纪念碑之一，除了惨案纪念日之外，这里几乎无人问津，纪念日当天学校的孩子和他们的老师会送上花圈纪念罹难者。 想了解民国北京，需要留意那些涵盖这一时期的帝国时代和社会主义时代的纪念性工程。但若要重构这段时期，就需要对中国人如何从臣民变为公民，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等现代意识形态如何开始抓住人们的想象力，政客和官员们*初如何应付人民主权理论和现代政府等棘手问题进行还原真实细节般的观察。读者们会发现，许多众所周知的民国伟人，如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等人，本书没有提及，或者只是谈及崇拜、痛斥或无视他们的群众的观点。相反，我侧重的是那些生活在伟大建筑和伟人阴影之下无名之辈的集体或个人传记。我希望这样的视角，能让城市生活和芸芸众生的内在的自然光芒驱散一些阴影，那些遮蔽了民国作为大众和地方的创造物同时也是精英与民族的创造物的真正面貌的阴影。 1920年代的北京很容易就能对此做出解释，它投射出了一幅宏伟与袖珍的双重影像：宽敞的街道与狭窄的胡同、雄伟的宫殿与朴素的四合院、国家政治的舞台中心与行会及街坊的古老礼仪。作为一个构想，我选择了袖珍的而不是宏伟的一面，即“人力车之北京”，因为人力车这种单人乘坐的小型运输工具是1920年代北京生活中极为寻常的东西，而且它糅合了新旧、人机、中西等元素，蕴含了北京在民国时期的窘况。从时间和空间上来说，中华民国被夹在了多重世界之间：中国帝制时代的过去和中华民族的未来之间，中国文化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化之间。 民国北京为若干精英和国家层面的杰出政治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背景。然而，从这些描述中所警见的城市景观的内涵尚未得到很好的定义。总统、部长、军阀、知识分子入木三分的形象背后，是从剪影中依稀可辨的背景——环绕着古老城墙的首都。穿行在城内鳞次栉比的楼阁房舍中，整座城市就像一件古老的道具，用以把现代政治的色彩反衬得更为鲜明，或是与那些盘算着恢复帝制的人的复古思想更好地融为一体。 对这座城市物质和人文层面的阐释也会迫使人们改变看法。1920年代，与军队和政党伴生的政治角逐者们一个个“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国家政治，而不是当地社会，缺乏清晰度和连贯性。虽然城市居民对这一幕幕“城头变幻大王旗”饶有兴趣，但他们对自己的生计和安全忧心忡忡也不难理解。至1923年，北京政府因腐败而声名狼藉。各省已经不听首都的行政管辖，有的甚至公开反叛。在民国四分五裂的政治残骸中，军阀和帝国主义者各自抓住手上的一点权力：这边是职能部门、官营铁路，那边是海关税务司。同时，当地居民则通过群众集会表达他们对主权独立共和国的观念诉求，当地精英分子则努力维持着社会秩序。这些要素组成了现代中国政治秩序这块尚未完成的大拼图的一部分。虽然许多中国人非常期望不久就能有人有实力夺取政治中心并把这块拼图全部完成，但是一块块小拼版却等不了大拼图的重建。正如本书中各章节所描述的“市民”那样，警察、商人、资本家、工人、市民领袖以及政治干部将他们自己及其组织嵌入了被地方政治所占据的拼图一角。在此过程中，零碎的政治与社会发展也在步步进行，尽管*后赢家的身份和*终完成的政体性质如何还是个谜。 接下来的章节将按照五四运动之后10年内政治意识和参与度提高的时间顺序来描述市民。**章概述了本书的中心主题，即城市对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折中反应。警察、政党、商会和工会等新组织开始产生并逐渐发展，而行会、水会、民团、善会、工帮和精英调停等旧组织也得以幸存且欣欣向荣。在这个新旧的大杂烩里，市民能用上的政治策略和战术也是花样不断翻新。第二、第三章，将人力车作为混乱年代的象征，并以人力车夫作为一个具体实例，考察北京作为一个区分阶级、发展不平衡又被同一种城市文化所拉动的社会是如何运转的。尽管这一行业有其特殊性，人力车夫依然可以被视作城市劳苦大众中不那么沉默的大多数的代表。 第四、第五章集中讨论警察和商会，这可以说是城市中*重要的两个维护秩序的机构。什么样的“秩序”才可以且应该被维持？在协调这一问题所引起的价值观和利益的竞争与冲突时，警察和商会都经历了大量内部纷争。第六章分析了技术革新对城市生活的影响。一套预示着进步与盈利的新电车系统，激起了围绕着“民生”观念的政治对立。 尽管有着像电车这样壮观的另类存在，北京大部分经济本质上依旧处于前工业化状态，因此大多数工人与现代机器或生产关系几乎没有直接接触。第七章中讨论的罢工、斗殴和长期斗争揭示了受传统束缚的工场中的矛盾与合作是如何反过来抑制和促进现代工会主义的形成的。 贫穷作为一种推动警察管理城市生活的新动力，提高了团体和阶级意识，变革的希望和资本主义的威胁也让市民有充足理由参与政治。因群众民族主义的迅猛势头而形成的新兴公共领域也为人们提供了途径。第八章追溯了五四运动式群众政治的发展过程——从学生带头，直至成为一个涉及范围更广的特殊城市现象。 虽然群众性民族主义周期性地为城市敞开政治之门，但军阀主义也以同样的频率威胁关闭和切断城市生活的正常功能。第九章概括了战争对城市社会与政治所产生的多重影响。研究这种围城状态，是为了从中找到应对军事危机而产生全市领导权的相关证据。 到1920年代末期，又一轮战事使城市政治的改组成为可能。国民党分裂成左右不可调和的两大派系，左翼党干部于1928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群众动员计划，他们同转向右翼的南京中央和桀骜不驯的华北军阀之间貌合神离。第十章主要讨论这些外部压力，再加上内部派系纠纷是如何推进城市工会运动，之后又是如何脱轨的。*终，一个始于五四运动理想主义的、与精英分子休戚与共的激情十年，却在一场几乎毁灭整个电车系统的人力车夫暴动中落下了帷幕。在1929年的电车风潮中，之前章节中着重指出过的所有要素——人力车、城市贫民、警察、商人政客、电车公司、公共舆论、士兵、无产阶级和政治干部——统统登上了舞台，再加上佛教僧侣等其他角色的登场，表现了民国时期现代城市政治的复杂性与生命力。高潮一幕中的卢德主义色彩，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来反思中国对城市现代性的特殊贡献的能量和脆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