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教育史研究中的领军人物

后记 凯特·鲁斯玛尼埃 (Kate Rousmaniere) 教育史是一个很特别的循环式领域(circular field)：我们研究过去教育的发展进程和模式，却受到我们自己作为学生、教师、父母或者社区成员的经历中产生的问题驱使。我们在学术机构中生活和工作，教授那些关注教育问题的课程，并且在观察当前教育的同时研究过去的教育。不可避免的是，我们关于教育史的学术问题，螺旋式地回到了我们作为学生和教师的经历： 教育是如何帮助我或者没有帮助我的？我那些没有获得成功的朋友，他们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是这位老师或者这本书对我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教育一开始为我播下一颗种子，后来却成长为一颗我不断试图去砸碎的坚果，这是怎么回事？ 由于我们的工作有着持续不断的反思性，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很少倾听同僚们的教育经历。作为历史学者，我们经常从别人的学术研究中开始我们的分析，并把历史文献作为组织材料，但很快就会转移到对基本文献的分析上来。虽然有时候，在前言和致谢中会表露出个人的动机，但我们总把故事留给历史自己去述说。作为学者，我们往往身处我们的事业之外。 本书把我们日常的做法颠倒了过来。在这里，教育史领域的这些开创性学者坐下来，静静地和我述说他们的思想历史，追寻他们在教育史领域的个人发展和专业发展的历程。他们通过自画像折射出他们的学术事业，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个体在这个领域的发展以及20世纪后半叶关于教育的一个更广泛的故事。这些回忆录既是传记，也是历史，它们为历史学者和教育学者提供了很多经验教训，尤其为正准备规划自己事业之路的年轻学者提供了指导。 首先，这种回忆录的方式让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看到，一个研究者一直到退休，其学术事业所具有的特质和复杂性。书中呈现的主题都很普通，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这个领域的偶然性： 我们跌跌撞撞通过不同的偶然机遇进入到这个学术的角落，然后惊讶地发现了大量作品和很多人物，它们直接提出了很多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我们受到他人的引导：导师、老师、朋友以及众多读者。我们在高度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和专业模式中工作，在历史与教育以及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寻找平衡。我们的脑力工作包括教学和研究，还包括不那么明显的在编辑事业、教育管理、教授治校，以及参与社区、政治和学校活动等方面的服务。 同样有趣的是，要注意到历史背景对我们这些同僚的工作和生活的影响。历史学者受到历史的影响不比我们研究的那些人物小，324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事件对人的事业和生活的影响。比如，《国防教育法》提供的机遇以及对高等教育的资助，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和教师工会的兴起，选择性教育和进步主义教育、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和平运动和国家战争。年轻学者可能还会注意到这些问题的永恒性： 找工作，本领域的发展情况，对出版、终身教职的普遍焦虑，挤出时间做研究。 同样值得注意的还有一些普遍的经验： 好的研究总是要花费很长时间，要经过不断的修改，*后也会吸引很多读者。*好的作品总是经常被评论乃至被批评、批判的。合作著书、同学之谊、同僚之情激励着我们进行合作研究。教育史学会和其他组织成为我们整理思路、寻求指导以及反过来指导他人的地方。 这些回忆录的一个共同点是，作者们对这个领域的学术主流有深入的了解，这提醒我们，书写历史的*好方法是去读历史。*好的历史会提醒我们与当前具有共鸣的重要问题，所以一所现代学校中，一位教师对学生与学校疏离这一问题的处理，受到了一项对殖民地时期新英格兰学校教育不平等的研究的启发。至少在20世纪60年代，历史系的学生们就把当时关于公共教育失败的一些报告运用于他们面对的一些历史问题中，从而反转了过去和现在的联系。无论如何，*好的历史就是与现在进行对话。 这些回忆录闪耀着个人心智成长的激动时刻，同时凸显了美国教育史学会成立的头50年间产生大量作品和形成学术规范的共同努力。身处教育史这个领域形成阶段的这些开创性的学者，他们的叙述引发了我们对这个领域“黄金时代”的浪漫化想象，在这个“黄金时代”，学术工作朝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但是，对过去这种齐心一致的想象是靠不住的。确实，过去是有一些教育史学者形成了一个很小但很和谐的群体，他们的回忆录往往是指向自己的，指向相互联系的人际网络和充满活力的赞助性流动。但是，也有一些偶尔的冲突来推动这个领域向前发展，比如为新的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方法的合理性正名，批评传统的学术范式，以及在教育政策的重要性，理论的作用，历史分析中阶级、种族、性别背后的政治意味等问题上的争论。在塑造该领域的所有这些论争中，与修正派的论争可能是*广为人知的，尽管这一事件作为一个令人振奋的时刻而被铭记，但它也标志着一个激烈的个人和专业分化的时代。致力于共同事业的学者社区中，同样会有内部冲突。 我作为一名中间代学者，是很多这些开创者的学生，也是另外一些人的同事。这些回忆录让我能够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感激过去为我的事业奠定的基础，也铭记那种为了新观点和新问题进行争辩的热望。325我记得，当我还是一名博士研究生的时候，我就开始明白，如果要进一步推进我的研究事业，我就必须超越甚至批判我的导师们。我还记得，同样是那些导师给予我谆谆教诲，他们给了我勇气，他们是我的行为典范，是他们让我明白，创新是一种建设性的努力，而不必成为一种思想上充满敌意的取代。从我自己的专业发展生涯中，我也懂得了，*终的目的不是单个人的成就，而是不断积累的事业，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研究路径之间既有交叉，也有离散。 这些历史学者不可思议地引领着个体和集体的生活，这些生活的动力来自我们在书桌上埋头于档案文献的孤独工作，当然，我们同时还要借鉴他人的学术成果，并依傍同僚们的意见和批评。正如这些回忆录所深刻揭示的，教育史学者都有“第三只眼”，它从我们自身教育经验的意义出发，审视真实的教育世界。在这些回忆录中，“第三只眼”所作的阐述已经证明它在指明作者在事业发展过程中遇到强大挑战时所具备的敏锐性，尽管这些挑战并不是一定要去克服的。我自己这一代以及后来者还要继续面对这些挑战，以及未知的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