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爱、思考和行动

“邻人之爱”和“世界之爱” 在奥古斯丁*常被用作政治文本的《上帝之城》中，他以两种爱来区分“尘世之城”和“上帝之城”，在他看来，两种根本的人类动机支配着两种社群——“两种爱分别造成了两座城：对自己的爱构成了尘世之城，甚至发展到蔑视上帝；对上帝的爱构成了上帝之城，甚至发展到蔑视自我。一言以蔽之，前者将荣耀归于自身，后者将荣耀归于上帝。”自爱使人们竭力荣耀自己，追求自我满足，自爱表现为贪欲和统治欲，它在地上引起无休无止的分裂冲突，也促使人类出于自保的联合而建立起暂时的和平。只有基督徒出于共同对上帝的爱，才能建立真实永恒的“天上的和平”。对于奥古斯丁来说，真正让社群团结起来的力量是“爱”，对共同目标的希望和承诺把人们联系在一起，而不仅仅是出于对安全、个人权利或利益的考虑。在阿伦特的解读中，“爱”成了一个联系爱者和所爱对象的存在论纽带，不同的爱塑造了不同的人性态度和世界。“爱(渴求)连结着爱者和被爱的对象，欲爱将人变成了‘爱现世者’(dilectores mundi)，也把上帝起初所造的世界变成了欲望对象的世界。” 阿伦特认为，“邻人之爱”不能通过弃绝现世而实现，而是需要重新确立一个非欲望的共同世界，这个共同世界不是孤独个人出于生存需要的目的而建立的霍布斯式国家，也不是基督徒通往朝圣之旅的一个暂时寄居地。实际上，阿伦特认为在奥古斯丁那里，“信仰共同体”是个人和上帝关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层面：信徒之属于一个信仰共同体，不是因为独自面对上帝的个人“碰巧”在一起，而是因为他们来自亚当的共同历史起源和对处于罪中的共同命运的认识。从这些共同性中产生出一个新的“世界”，在其中，旧世界中相互需要的关系也被新世界中“彼此相爱”(diligere invicem)的关系所替代。 基督徒从自身过去的罪中所领受的对邻舍的责任，就是把邻舍带入其自身存在的明晰性当中，“把他引向上帝”(rapere ad Deum)。“他与你有相同的本性……在所有这一切上他都和从前的你一样。要承认他是你的弟兄。”这就是为何逃避到孤独中是有罪的原因，因为剥夺了他人改过自新的机会。而通过与世疏离，神圣恩典却赋予了人类归属感(human togetherness)一种新的含义——抵挡这个世界。这种抵挡是新城——上帝之城的基石。疏离本身产生一种新的归属，准确地说，产生了一种新人，他们共在和为彼此而在，在旧社会旁并与旧社会对立。这种建立在基督之上的新社会生活被界定为彼此相爱，取代了从前的相互依赖。 简言之，阿伦特论证了世界的“神圣化”或更新，奥古斯丁的“欲爱—圣爱”模式也解释了她在《人的境况》中对“世界”的双重解释：世界不能仅仅沦为由“劳动动物”(animal laborans)主宰的消费主义世界，对真正持久共同之物的爱，才能转化这个世界，让言谈可听，事物闪耀，共同世界使人们的自我彰显和行动成为可能，也使人与人之间的友爱成为可能。后来在此意义上，阿伦特把友爱(friendship)视为“政治性的”：“作为朋友，他们相互之间可以理解共同世界是如何以及以何种具体的情形呈现给对方。这种理解——从他人的视角看世界这种说法在今天听来已经很老套了——是政治上的卓越洞见。”相反，爱情是非政治的、无世界性(worldlessness)的，因为在两人之间发生的爱情容不下“居间物”(inbetween)，无法与他人和世界互动。阿伦特在晚年将自己的政治思想浓缩为一个短语“爱世界”(amor mundi)。可见阿伦特并非要用“爱世界”来取代奥古斯丁的“爱上帝”，而是唤起对世界的非占有的共享、照料。她的世界因此不是与天国相对的俗世，也不是海德格尔所谓的人在世沉沦的世界，借助爱的辩证法，她试图把“世界荒漠”重建为一个爱和归属的家园。 《人的境况》开篇就给出了使人类活动成为必要和可能的那些人类条件：诞生性、有死性、世界性。她并未解释它们来自何处，仿佛这些对读者来说是预先就有的认识。人的出生意味着一个开端的说法，在她的博士论文中首次出现。当人认识到自己是被造的存在时，也意识到自己“诞生”在一个世界中，即凭借出生进入一个先已存在的被造世界，成为一个有文化记忆的存在者。与人因诞生而来的喜悦相反的，是作为一个欲望存在者在世持续的对死亡的恐惧，她指出后者正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刻画的，此在沉沦于其中的世界。 “为了有开端，人被造出来，在那之前没有人”，这句话是她关于行动的存在论条件——“诞生性”的经典表述。阿伦特将参与政治生活视为人的“诞生”(natality)，以言行获得政治性存在的“重生”。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表述*早出现在阿伦特1958年出版的《人的境况》和同年为《极权主义起源》写的再版序言《意识形态与恐怖》中。她在1963年修订博士论文时，又在原文中加上了一段奥古斯丁关于人的“开端”(initium)的讨论，凸显了她后来浓缩为人的“诞生性”的概念产生在她博士论文的语境。奥古斯丁写道：“这个开端以前根本不存在。为了有开端，人被造出来，在那之前没有人。”……所以，在一定意义上，人被造乃是为着“新”(novitas)的缘故。只有人能意识到、了解和记起他的“开端”或起源，能作为一个开端者行动和上演人类故事。阿伦特认为，人的出生构成一个绝对意义上的新开端，在论文中，她也将对于诞生包含的喜悦，对比于海德格尔的“有死性”，在她看来后者是人作为欲望存在者在世，对死亡的持续焦虑。“换言之，决定了人作为一个有意识的、记忆的存在者的关键事实，是出生或‘诞生性’(natality)，即我们以出生进入世界。决定了人是一个欲望存在者的关键事实是死亡或有死性(mortality)，即我们在死亡中离开世界。” 阿伦特的博士论文体现了她早期对于公共性的关注和对基督教传统从公共性中抽离的批评。她认为奥古斯丁的“邻人之爱”需要一个更充分的证明，在她看来，奥古斯丁不仅是一个基督教教父，而且是一个真正懂得“作为一个公民意味着什么”的罗马人，他深知人的存在就是“处于人际之间的存在”(inter homines esse)。如果说她青年时代的思考仅仅体现了这一公共性旨趣的话，德国政治现实的急剧恶化，很快就让她明白要沉浸在“无关乎政治的理智兴趣”中已是根本不可能之事。阿伦特与奥古斯丁，一个在极权统治下幸存，一个生活在罗马帝国即将灭亡的“黑暗时代”。奥古斯丁面对罗马陷落的景象做出神学思考，表明基督徒真正的国是上帝之国；阿伦特面对20世纪人道和文明的沦丧，转而肯定人类作为政治性存在的能力和建立共同世界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