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百年——中国共产党在杨浦图史

杨浦，成陆于唐末宋初。其名源自纵贯于地境中部的杨树浦（即今杨树浦港），又因地处上海中心城区的东北部，而被习称为“沪东”。明清以降，有着水道之便、舟楫之利的杨树浦吸引了众多外来移民来此聚居开垦。在杨树浦及其主要支流沿岸还曾出现过引翔港镇等些许颇具规模的市镇，封建小农经济繁荣一时。 1843年上海开埠后，随着美租界的设立及英美租界（后改称“公共租界”）的不断扩张，杨树浦一带逐渐被蚕食，成为公共租界的“东区”。杨树浦区域依江傍水、交通便捷、水资源丰沛，加之地价低廉、廉价劳动力充足，吸引了大批中外商贾纷至沓来。于是，从19世纪70年代起，农耕时代的杨树浦就以惊人的速度被不自觉地拖入了工业化进程中，联排成片的厂房拔地而起，机器的轰鸣声日夜不绝于耳。 这里先后诞生了中国*早的机器造纸厂，中国*早的自来水厂，中国*早的机器纺织厂，远东*大的火力发电厂……到20世纪20年代，杨树浦已发展成为工厂林立、码头集中，以纺织、卷烟、机器、造船为主，市政公用设施相对完备的综合性工业区，被誉为“近代上海工业的摇篮”，也是中国近代工业的重镇。据不完全统计，彼时杨树浦一带的产业工人约有10万，占上海全市产业工人总数近三分之一。当年杨树浦工业繁盛的景象从李次山撰写的《上海劳动状况》一文（载《新青年》第七卷第六期“劳动节纪念号”，1920年5月1日出版）即可见一斑：“近来杨树浦一带，可称为工业社会，每天早晨和傍晚，马路上都是手里提着饭篮、来来往往上下工的人。”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工人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他们深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与剥削。旧时沪东曾流传着一句民谚：“若要苦，杨树浦。”它深刻地揭示了沪东工人苦难的生活境遇。 延长劳动时间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主要手段之一。除普遍采用“六进六出”工作制（即从早晨6点工作到晚上6点，或从晚上6点工作到次日早晨6点）外，资本家还在用工制度上费尽心机，采取包身制、包工制、直接雇佣制等手段压榨工人，获取剩余价值。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早在19世纪60年代，沪东工人就开始了英勇的反抗斗争。这些早期的罢工斗争主要聚焦于经济利益的诉求，基本上是自发的、局部的。虽然多数罢工以失败告终，但凸显出了中国工人阶级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在这场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是年6月5日，杨树浦日资纱厂等处的数万工人举行罢工，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举动，抗议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9日起，上海的罢工斗争进入高潮，瑞镕船厂、杨树浦发电厂、美商慎昌洋行等杨树浦一带的企业工人高呼“毋忘国耻”“内除国贼，外争主权”等口号，成为全市大罢工的中坚力量。至此，杨树浦地区的早期工人运动由过去单纯的经济斗争开始转向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现今的秦皇岛路32号东码头园区里有一座秦皇岛路码头，码头内保留至今的部分老建筑中，氤氲着红色文化气息，沉淀着百年厚重历史。这里曾是老上海赫赫有名的黄浦码头。1908年至1910年间，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购下这片东起大连路、西至秦皇岛路、北依杨树浦路的沿江滩地，委托日本邮船会社建筑码头与仓库，并代为经营。1913年，经过改建的黄浦码头专门停靠北洋航线（主要为上海至大连航线）以及欧洲远洋航线的船舶。 1919年至1920年，黄浦码头是留法勤工俭学生离沪的重要出发地之一。据统计，其间共有20批、约1600名勤工俭学生从黄浦江畔乘船前往法国。其中的6批、共650余人从黄浦码头出发，投入轰轰烈烈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他们中就包括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向警予、聂荣臻、陈延年、陈乔年、蔡畅、何长工等老一辈革命家。1920年11月7日，青年周恩来在黄浦码头登上“博尔多斯”号，启程赴法。这一天恰好是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爆发三周年的日子，这一天也开启了周恩来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转折。在法期间，包括周恩来在内，留法勤工俭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在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和考察欧洲工人运动的基础上，抛弃了工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牢固树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留法归来，周恩来已是信仰坚定的共产党人了。他在给觉悟社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在黄浦码头扬起信仰之帆，他们留法带回的坚定信仰、开放眼光、国际视野和博大胸怀，指引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如今，黄浦码头这个初心的启航地已经成为人们追寻革命前辈足迹、感受信仰的力量、振奋干事创业精神的重要场所之一。它为上海、为杨浦留下了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