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分裂与统一的280年

对立的王朝—— 1318 年，后醍醐即位 本书**卷（ 即《日本史： 律令国家的兴衰与武家政权的建立》）已经详细论述了后嵯峨以来两大皇统（持明院统与大觉寺统）之间的皇位继承之争，但为了清楚起见，本章仍对其中的一些主要特征进行概述。 两大皇统之争始于后嵯峨死后的 1272 年， 并一直持续到后醍醐即位的 1318 年。后醍醐即位后，这一问题暂时得到解决。但到了 1331 年，皇统之争再起，此次还引发了日本长达 50 年之久的内战。1272 年至 1318 年的皇统之争如此持久和激烈，以至于镰仓幕府不得不介入其中，干涉皇位继承以维持和平。除非幕府同意，否则任何关乎天皇及其继承人的决议均无效，而幕府在这一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上采取了中立态度，其方法便是在两大皇统之间轮流选择皇位继承人。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取悦双方，但正如可预见的那样，*终结果是双方都不满意。尽管如此，因为有废帝后鸟羽的前车之鉴（1221 年后鸟羽对抗幕府，结果招致幕府对京都的武力反扑，后鸟羽*终被流放），当时的朝廷仍须遵从幕府的决定。 幕府执权的地位很高，但在对待皇统之争时他们意外地显得非常耐心，不像执权北条义时，义时当时果决地严惩了反抗幕府的后鸟羽。义时两三代以后的继承人，作为幕府将军的代表，在掌控各国武士以及领导京都的公卿贵族一事上，显得非常缺乏自信。毫无疑问，幕府意识到了在地武士以及朝廷对他们自身以及他们所制定的规则的反抗，但他们却因不知如何解决问题而感到茫然失措。确实，幕府的力量被削弱了，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过错，而是因为长达半个世纪对抗外敌（蒙古）入侵的惨痛经历。幕府的经济状况很差，御家人的忠诚度岌岌可危。但这些理由并不足以解释幕府的衰弱，幕府的衰弱不仅仅是地位上的，同时也是财富和力量上的。 毫无疑问，幕府13世纪末的衰弱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执权北条时宗 1284 年死后其后继者的无能。贞时（1284~1301） 有能力但懒散。高时（1316~1326）过于放荡，在一部对他不太友好的史书中被描述为卑劣无耻之人。继任执权时高时还只是一个被许多腐败的谏言者掌控的弱小的孩子，是这些腐败的谏言者在经营幕府事务时以御家人那种不平衡的心态意图摧毁北条家，并鼓舞了朝廷中一直企图重新树立天皇权威的反幕府势力。 毫无疑问，这是京都方面的普遍愿望。然而，当时的朝廷还没有联合起来以支持一位皇位继承人，也正因为如此，当时天皇的力量弱于两大皇统哪怕暂时性地达成合议之时。事实上，正如其中一位皇位竞争者——花园天皇所指出的那样，两大皇统之争是*不合时宜的。花园天皇是一位敏锐且没有偏见的观察者，他在 1318年被迫让位于后醍醐。在 1325 年 1 月的日记里，他描写了为了推进各自的主张而竞相驰往镰仓的两方的使者，时人戏称之为“赛马”。皇位继承人还在祈祷与咒术方面相互竞争。他们在神社和寺院宣告对方有罪，毫无疑问导致了神灵的混乱。 经过一段长时间的争论后，后醍醐于 1318 年即位。出乎幕府意料的是——或者说令幕府不快的是——后醍醐表明他有意打破后嵯峨死后一直被遵循的天皇登基后马上退位的模式。他非常清楚地表示他不会让位给一个婴儿，或者更准确地说——让位给任何人。他是一个 30 岁的男人，他想在有生之年一直统治这个国家。他有自己想要实行的改革计划，并且开始重新组建政府。后醍醐治世早期的一个经历加深了他对幕府的怨恨。他于1318 年 4 月即位，在他父亲——退位的后宇多——的指导下治理国家。年末的公卿任免会议之后，当时的关白辞任，一条内经继任。幕府显然不同意这一由后醍醐主导的任免。因此，可以想见的是，出于对幕府的恐惧，不会有公卿参加即将举行的关白就任仪式。后醍醐天皇送信给后宇多寻求意见。后宇多非常愤怒，在回信上潦草地写道：“岂有此理。”后宇多提议传唤某位地位较高的公卿参加就任仪式，但没有回音。关白就任仪式还是如期举行，但无公卿列席。毫无疑问，幕府这类侵害皇权的行为加强了后醍醐反抗幕府的决心。 在这里追溯后醍醐计划进行的改革的细节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几年以后，后醍醐就遭到了流放。当时他的支持者在与北条军作战。但对他的改革内容做一个简单介绍是很方便的，因为1333年得以重新执政后，后醍醐延续了当时设想的一些改革措施。他的**个改革措施是废除院政。从白河院开创院政以来， 院政便是诸多政治问题的根源。1086 年至 1129 年，白河院形式上退位，但仍然是事实上的君主。后醍醐于1321年在他父亲后宇多院的首肯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321 年，后宇多院为表明自己的态度，停止了院政并开始隐居。幕府得知此事后接受了这一事实。然而这一举措表明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完成了—— 一个有利于天皇亲政的变化。 此举之后，一些政府机构的改革变得很有必要。院厅，包括建筑与其机能，均在天皇自身的主导下转移到了新的持有者（天皇）手中。后醍醐举行做出真正决定的公卿会议，恢复并扩大之前的记录所，使之成为一个能同时处理土地纠纷（庄园问题）与一般诉讼的法庭。这种安排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院政时期，重要的公务往往由院的秘书（文殿）处理（有时非常简单化）。 当时的文书很好地说明了后醍醐的改革，赞美了他的智慧以及他对仁政的热忱，但他的新政并未能经受住时间的严峻考验。因为在废除院政到与幕府决裂的十年间（1321~1331 年），想必后醍醐及其近臣在规划倒幕一事上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后醍醐清楚地知道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就必须对抗幕府，但由于没有通过争论改变幕府政策的可能，所以他不得不考虑使用武力。后醍醐的这一想法似乎在他即位前就已经形成了。就在即位后的几年之内，在幕府显现疲软迹象的鼓舞下，他密谋推翻幕府。密谋的故事及其所涉及的刺激的风险书写了一段激动人心的历史，并揭示了京都生活的本质及其特别的愚蠢之处。其*令人惊讶的特征在于幕府看不到显而易见的证据。一个事件足以说明密谋者的轻率以及武士的短视，这或许正揭示了一个普遍规则，即所有国家的密谋者都为自己的事业感到骄傲，以至于他们无法做到保守秘密。 1324年，京都的主要密谋者们组成了一个名为“无礼讲”（也称破礼讲，意味着在这个聚会上不需要讲礼节）的秘密结社，参加者来自不同的阶层，他们过去经常参加—— 说得委婉些——打破阶层壁垒的各种聚会。这种聚会的好处在于有着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可以毫无保留地相互交谈。他们坐着喝酒，穿着随意，不戴帽子，披散头发，衣衫凌乱，而那些和尚则丢掉了长袍，坐在他们的长衫上。他们被一群大约 17 岁的妙龄女子侍奉， 这些女子穿着轻薄的纱裙，为他们提供各种美食以及倒上宛如从甘泉中汲取出来的美酒。但在所有这些放纵的快乐中，他们只讨论一件事，那就是如何打倒“东国的野蛮人” ——幕府的武士。 这些轶事被记载在《太平记》——一部伟大的历史演义—— 中，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其真实性。可能会有人疑惑，这样一种特殊的聚会是否会引起密探的注意。而很显然，退位的花园天皇确实觉察出了蛛丝马迹。在他的日记中，他描述了所听到的有关“无礼讲”的一些情况。他写道：“‘无礼讲’的参与者半裸坐着饮酒，而且他们通过邀请一些对他们的目的一无所知的学者，以营造出一种严肃的学术氛围。”他认为京都的人们已经意识到这不是普通的聚会， 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幕府设在京都的六波罗探题对此有所察觉。 幕府似乎已经失去了它那种历来的协调性以及务实的智慧。作为失败的情报员，六波罗探题却因为完全不重要的事件与京都方面发生了冲突，并因此惹恼了朝廷。不论“无礼讲”密谋者的真实情况如何，1324 年，京都的六波罗探题确实发现了相对比较明显的针对幕府的密谋活动，一些“无礼讲”成员卷入其中。六波罗探题快速采取了行动，逮捕了相关头目。但他们接受了后醍醐的抗辩及其密使藤原宣房的申诉。尽管幕府方面清楚地知道后醍醐肯定参与了此次密谋，但他们还是接受了后醍醐对此事并不知情的说法。毋庸置疑，幕府方面对 一些嫌疑人施以了严刑拷打希冀获得相关证据，但他们只惩罚了其中一两个嫌疑人，而且并未加以非常严苛的惩罚。这种妥协很难解释。有可能是因为幕府在提高警惕的同时希望平息而非升级这一事件，遵循的是不升级冲突的政治智慧。然而更有可能的是，他们的决策与其说是一种良好的判断，不如说是因为缺乏决心。 无论如何，后醍醐天皇尽管担心了一段时间，但仍没有放弃推翻幕府的希望。他坚决抵抗持明院统施加给他的退位压力。他积极寻求他的倒幕计划的支持者，主要依靠一些大的寺社给予他精神力量和一些军事支持。他不能指望任何有力量的武家宣布站在他这边，尽管他很可能希望在取得一些早期的成功（尽管可能是非常微弱的优势）后，能说服其中的一家或者几家武士加入推翻北条家的行列。毫无疑问，许多武士首领认为参与内战是一次重新积累财富的机会。北条家掌握的大量庄园诱惑着他们，而他们也已经不再尊重北条家。 因此，后醍醐继续执行他的计划，直到1331年春，藤原定房（后醍醐信任的三位顾问之一）告发了他们。随后，幕府派遣御家人前往京都，逮捕了参与此次倒幕计划的重要僧侣及相关人等。这些人被送往镰仓接受审问，阴谋败露。后醍醐匆忙召集兵将准备攻打六波罗，然而在此举实现之前，镰仓方面迅速派遣兵员逮捕了首谋者，其中包括日野俊基 —— 在 1324 年的“ 无礼讲”密谋事件中被逮捕的两位廷臣之一。 事件发生在 1331 年 6 月，但当时幕府仍然没有采取决定性的措施，原因也许是高时与长崎（一位不道德的顾问）之间的分歧。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此次反叛的规模，也不认为日野有什么重要性，在他们看来，真正的叛国罪是那个身处高位的男人所犯下的。相信确实有一些内部的分歧导致对京都方面没有一个决定性以及统一的措施，而这毫无疑问鼓励了后醍醐。 尽管行动迟缓， 但幕府*终还是决定向西远征，以向朝廷示威。后醍醐从他的长子 ——大塔宫（又称护良亲王）——那里获知这一消息。后醍醐让护良亲王成为天台座主的目的主要在于军事层面而非宗教层面。后醍醐明智地预见到，在与在地武士的斗争中，拥有强大的寺社势力非常重要。与此同时，除了上述优势外，延历寺及其末寺 B 还组成了一个庞大的遍布各地的信息收集网。高阶僧侣能出入上层社会，他们往往知晓*新情报。 后醍醐与寺院以及高级僧侣的联系令人颇感有趣。这一时期，禅僧在某些政治问题上的影响力大大提升。他们中间*有能力的恐怕要数梦窗疏石（ 1275 ~ 1351 ），疏石被封为“梦窗国师”，而他也因这一称号广为人知。1 325 年，因为梦窗的一个建议，日本时隔 500 年重新向中国派遣使节。梦窗与天皇的频繁接触构筑了以后禅僧们在朝廷中的重要地位。 注：本文节选自《日本史：分裂与统一的280年》**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