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在华日本侨俘遣返研究

战后在华日本侨俘人数多、规模大,尤其日俘更是成建制地存在,这无论对意欲消除日本在华势力影响的美国、苏联而言,还是对抗战胜利后的中国而言,都是潜在的“隐患”或“不稳定因素”,但如何快速遣返日本侨俘也是一个棘手问题。中美日曾在上海、东京等地召开联合会议,制定遣返日本侨俘的计划,成立相应的遣返负责机构。日本战俘大多负有血债,深知罪孽深重,愿意尽快被遣返,但也有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勾结地方实力派,妄图残留中国,以待他日“东山再起”。那些长期在华活动或从事营生的日本人,特别是在日军刺刀保护下的开拓团团民,经历日本战败投降后的惊惶不安后,大部分人愿意尽快回国,但也有人不忍放弃在华财产,或因与中国人的婚姻关系,或因日本失败后的衰败景象等而不愿回国,于是或隐匿逃避遣返,或争取战后中国“征用”。日本侨俘面对遣返的心态并不完全相同,既因人而异,也因面临的接收环境而异。如何将这些日本侨俘快速集中、加强管理、施加教育,清除其头脑中军国主义“毒害”和“影响”;如何将这些日本侨俘编队、检查和甄别战犯,并运送至遣返港口,以及他们在运送途中经历了哪些故事;如何看待中国的“宽大”政策在日本侨俘中的影响;等等。这些似乎明明白白却又朦朦胧胧的史实,一直萦绕于脑海,总是试图厘清。 为什么总想厘清战后在华日本侨俘遣返的史实呢? 一是源于历史学学者的职业本能和求知欲望。在关于抗日战争史的学习和研究中,往往倾向于抗日战争本身,且抗战胜利后不到一年便开始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因而相对容易忽略抗战的善后处理。即使在关于抗战善后处理的研究中,也往往关注东京审判和中国各地的战犯审判、惩处汉奸等,相对容易忽略对约320万日本侨俘的遣返问题。二是学习和工作中获悉的战后在华日本侨俘遣返的零星故事,带给我们极大的冲击,引发我们心灵的震撼,深感研究这一段历史的必要与迫切。日本战败投降后,身在战区的日本侨俘特别是那些开拓团团民开始携儿带女“逃亡”,恐惧、饥饿、疲惫不堪是当时他们的“日常”,特别是不少儿童被饿死、冻死或遗弃。发动侵华战争的是少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而日本人民或主动或被动卷入侵略战争,成为对受害国民众或直接或间接的“加害者”,当然也是这场侵略战争的“受害者”。以德报怨的中国人民不仅没有报复和仇杀日本侨俘,反而帮扶那些奄奄一息的日本侨俘回国,收养和抚育昔日“敌人”的弃婴长大成人,并在中日复交后帮助他们赴日“寻亲”。这是一种什么精神? 是一种融入中华民族血液的宽厚仁爱精神,是一种闪耀人性光芒的无疆大爱。这难道不需要好好研究与弘扬吗? 三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希望各国人民从这段历史中汲取维护和平、反对战争的历史智慧和力量。日本侵华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导致日本侨俘妻离子散、生离死别,成为影响战后日本几代人的身心“创伤”。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战后日本右翼分子歪曲史实、美化侵略战争的错误言行甚嚣尘上,难道他们比亲身经历过战争的日本侨俘更有发言权? 我们探索和研究战后在华日本侨俘的遣返历史,不仅仅是希望厘清这段尘封不久的历史,更希望历史记忆的传承与延续不断提醒或警醒世人,共同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共同发扬人类共通的人间大爱。客观地说,人类历史往往是不断重复的悲喜剧,而历史学的一项责任就是铭记历史、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如果我们不能阻止历史悲喜剧重演,那么,希望多上演一些喜剧,少上演一些悲剧,或者至少使悲剧上演的间距无限拉长。这也是历史学界的普遍愿望吧。因而,关注或研究战后在华日本侨俘的遣返史只是时间或时机的问题。据说,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曾组织过东北地区的日本侨俘遣返研究,但迄今未见相应的研究成果。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学界开始出现关于遣返日本侨俘的研究成果,至今方兴未艾。那么,中国学界关于战后在华日本侨俘遣返研究取得了哪些重要成果,关注的重点、难点和焦点是什么,存在哪些问题与不足? 即,本书希望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宏观上推进或进一步完善战后在华日本侨俘遣返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