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东亚文明史的转换

支持梁启超的维新派重要人物黄遵宪高度赞扬称“《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年谱》第3册，第274页）。 对于《新民丛报》的实际影响，从中国的代表性自由主义思想家胡适，到中国共产主义领导人毛泽东，几乎所有立志改革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曾提到。1904年进入上海的中学读书的胡适，几乎同时读到了这份杂志，在其自传中仔细描绘了为其中之一言一句所倾倒的样子。而湖南的毛泽东，在辛亥革命爆发的前一年来到省会长沙得到这份杂志，即类似一种思想全集，对这份当时已停刊的杂志反复阅读，几乎到了可以“背诵”的地步。 稍后的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的“大革命”即国民革命旋涡中奋斗的启蒙宣传家何干之，对《新民说》给予了“中国第三阶级的人权宣言书”的历史评价。这句话把20世纪中国被压迫民众的国民比作18世纪法国的“第三身份”，深刻体现了想要把中国革命置于世界史发展中的想法。 发行量可以更直观地表现《新民丛报》的影响力。《新民丛报》创刊号印了2000份，加上增印，一年后达到9000份。其他期也各有增印。由于是在流亡地横滨出版的，所以不用说这一数字是相当可观的。 …… 正因为做了如此谨慎的准备，所以北京各界对梁启超的欢迎之情更切，远超12个月前孙文他们。从10月20日到31日之间，梁启超在政党、商会、学界、同乡会等处召开了十多次演讲会。此处先来看其在22日举行的报界欢迎会上的《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因为梁启超虽然在各方面都表现出超人的活跃，但其本人自认首先是一名新闻工作者。更为重要的是，这篇演讲成为他一个多月后创办的自己一派新的机关刊物《庸言》之发刊词，成为自己在政治、思想立场上的宣言书。 该演讲有两个要点。**，提出标签，称中华民国的创办乃超过“赤血革命”的“黑血革命”之功绩。黑为墨，即文章，也是一种赌上性命的战斗。梁启超在这方面的功绩敌我双方都必须承认。 第二，解释自己的思想适合共和国。国体应该维持，政体应该改革，这是自己的主义。所以在皇帝统治的君主国体之下，自己虽然立志于君主立宪，但在国民主权的共和国体之下，亦信奉民主立宪制。这也是考虑到共和政体“神圣高尚”，所以自己也不应该不拥护。这不仅对自觉的君主立宪派人士，对没有自觉的普通国民而言也是值得铭记于心的逻辑。可以说，梁启超就这样坚实地确定了他在民国中的立脚点。 如此一来，引起国体变更的人和事就必须成为问题。从武昌起义后政局的发展来说，主要功绩属于梁启超的政敌革命派，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中国同盟会变身为公开的政党国民党，在政界的地位相当可观。国民党也在梁的盛名之下召开了欢迎会。 国民党代表致欢迎词，高度评价其历史作用，称“我国十余年来改革之动机，发自梁任公先生，无论何人，无不承认。即世界万国，无一不承认者也”。对此，梁答称，虽然为国尽瘁，但所做之事不过“空言”而已，“民国之成，乃国民从种种方面冒种种之困苦，以有今日。其中出代价*多者，无如今之国民党”。 但是，就目前留下来的记录来看，梁启超的演说倾其所学讨论的是民国中政党的作用，而对于一直倡导“种族革命”的核心人物孙文、黄兴，以及章炳麟却丝毫没有提及。这不免让人联想梁启超对于改变国体的发动者带有不相称的感情。 总之，梁启超受到了几乎所有阶级与团体的热烈欢迎。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中华民国建国时，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可以说是梁的“学生”。以《新民丛报》为代表的书籍的读者，是*直接的学生，而与之相对进行争论的革命派知识分子在辩证法上也属于被培养出来的学生。清末留学日本的学生，其队伍不仅远超进士、举人等旧体制下的高级知识分子，留学生的背后还有很多的青年学生，皆无须再赘言。 发行量可以更直观地表现《新民丛报》的影响力。《新民丛报》创刊号印了2000份，加上增印，一年后达到9000份。其他期也各有增印。由于是在流亡地横滨出版的，所以不用说这一数字是相当可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