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技艺与方法:比较政治访谈录

序——潘维 汪卫华教授翻译了本奇特的书。奇特之处在于，作者向十五位本世纪初还活着的美国**政治学学者提出了同样问题：什么让他们出色？这些学者在美国从事比较政治学研究，在美国比较政治学兴起和繁荣鼎盛时期成名。这个鼎盛时期延续了50年，大体与20世纪后半期重合。自21世纪始，走捷径，用数据库和数据处理软件取代对他国语言和历史文化亲身实地的艰苦学习，大概代表美国的比较政治学走向“科学”、走向堕落。计算机不是学问的救世主；若输入的是垃圾，输出的也是垃圾。 对政治学同行而言，阅读这本书如同读名人自传那样轻松、有吸引力。对我而言，这书更有亲切感。我见过书中大部分访谈对象，当年靠苦读他们的英文著述才修满了学分和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那个时期在班上做读书报告，是从陌生到熟悉的痛苦经历。有多痛苦？在三个专业的博士资格考试里，只有比较政治学我考了第二次才通过，却是我后来从事的专业。在毕业典礼上，当我从这十五人之一的手上接过博士证书的瞬间——照片至今挂在我家墙壁上，我在咧嘴大笑。 借卫华教授这本译著，我谈一点个人体会。 这十五位学者研究什么？ 这十五位学者是政治学家，是“比较政治学”专业的学者，是美国研究外国政治并做出理论贡献的学者。美国的政治学分六个专业：本国政治、比较政治、国际政治、政治学方法论、政治哲学、行政管理。以跨时空实证比较的方法研究世界上的一切重大政治问题，就是“比较政治学”。换句话说，比较方法是“比较政治”名称的来源。“政治学方法论”就是研究比较方法的。 “行政管理”日渐脱离政治学，几乎可归于管理学范畴。管理学总结出的规律很少，讲很多案例让学生去比较，感受其实践意义；行政管理学院类似艺术性很强的商学院和法学院。除了“实力对比”这个简单规律，比较外国政治和本国政治也是“国际政治学”的基础。没有具体的比较几乎说不清任何国际关系。新西兰与澳大利亚比邻，同属原英国殖民地，同属“五眼联盟”，但两国对华政策相当不同。国际关系有很强的艺术性，领导人、外交官、情报界，作用非常明显，所以会有国际关系学院。而今，“政治哲学”研究也不兴纯粹的逻辑思辨了，转而要求比较不同政治理论的缘由。 几乎所有国家大学的政治学系都以讲授“本国政治”的教员人数*多，次多的是讲授比较政治学的教员。讲述本国政治是学问，也是政治，承担在公众中为本国体制辩护的责任。在美国，“美国政治”专业的内容和功能有点类似我国大学里的公共政治课。但“美国政治”专业还有注重美式选票政治的特色，时髦用民调结果和仿真模型去“预测”输赢。 比较政治不包括“本国政治”是挺奇怪的事。不与外国比较怎么可能说明本国“特色”？美国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不包含美国。但在其他国家的大学政治系里，美国政治是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正如中国政治在外国大学政治系里是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对象。 集中研究外国政治是美国的发明。分区域研究外国政治是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发明。比较政治学在美国出现的原因不是什么高深“学问”，非常简单。二战后美国与苏联进行激烈的对抗和争夺，势力遍布全球，所以需要认真研究共产党的谱系以及不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历史文化。美帝国与英帝国性质不同，英帝国主要关心英国人的商业利益。 但中国特殊，中国研究在美国比较政治学内自成一体。美国比较政治学的著名学者里鲜有美国的中国事务专家，美国的中国事务专家对比较政治学的影响也非常有限。本书作者访谈的十五位比较政治**学者里无一有中国研究背景。这是个引人深思的重要特点。 以比较方法命名的“比较政治学”，处境其实挺尴尬。一方面，强调实证比较方法让政治学进化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脱离了强调哲学思辨和历史描述的人文学科。另一方面，政治学里不使用实证比较方法的学者越来越少。于是，政治学就是比较政治学；比较政治学作为政治学独立学科的正当性越来越小。倘若比较政治学的重点是研究外国政治，那就该称为“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或者“后现代”一点，称为“全球政治”（global politics）。“世界”由人组成，而且有政府。“全球”则包含了非政府组织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有“后现代”味道。我在北大开的课原先称为“世界政治”，后来因为与美国“接轨”，方便学生去美国留学，改称“比较政治学”。 这十五位学者何以出色？ 这十五位学者都有理论贡献，至少美国政治学界公认他们做出了重要理论贡献。这本访谈书的重点不在于概括他们的理论贡献，而在探索他们何以杰出。本书作者在标题里已经给出了答案：“激情、技艺、方法”。然而，读了这十五位学者的访谈录，我对答案的体会或表述有些不同。 首先是这些学者对改善政治现实的强烈渴望。他们生活经历丰富，要么来自比美国落后得多的国家，要么从战乱和被迫害之地进入和平繁荣之国，要么身为美国人经历了“美国世纪”，从西方文明边缘跻身西方文明核心甚至成为世界中心。他们都渴望找到减少贫穷、不受政府压迫、没有战火的社会科学道理。作为中国的社科工作者，我们很容易对他们丰富的经历和改变现实的渴望产生共鸣。但是，而今政治学已经成了个巨大学科，为很多学人提供谋生“饭碗”。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大量专业人士缺乏研究的激情和动力，不过在鹦鹉学舌、重复印证前人的理论发现，或者为之做“技术性修补”。拿学问当饭碗甚至玩世不恭，是很令人沮丧的现象。用企业管理方式管理学者，更让学问丧失体面和尊严。 其次是这些学者对社科学问的热情和忠诚。他们执着地相信自己回答了重要的“为什么”，创造了有效、有用的因果理论。因为习惯于“强词夺理”和记述历史才是学问，我国学界迄今缺乏对社科学问的这种热情和忠诚，始终强调“十万个是什么”而非“十万个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我在美国上课伊始，老师请博士生们讨论“政治科学”的定义，我当即发言说：“与其说政治科学是科学，不如说是艺术”（more arts than science）。老师和同学都错愕地看着我，*后老师问：“那你来这里做什么？”那是我刻骨铭心的尴尬时刻。政治当然有艺术性，但政治科学是理解政治的社会科学。我国学界至今缺乏对社会科学的信念。科学提出重要、有趣的“为什么”，建构有一定说服力的“因果”答案，而非讨论“应然”。社会科学理论指的是简明的因果表述，并附带简要解释。因果关系都是主观建构的，可以被证伪，可以积累并在课堂上传承。理论层出不穷，比拼的是不同理论对古今中外现实的“解释力”。自古以来，我国的学问是通过记述历史来弘扬或否定某种价值观，是人文知识。因此，做学问就是讲历史，讲历史才是做学问。讲段西晋王后贾南风（公元257—300）残暴乱政的历史，就说明“家天下”不好，“民主”好。西晋王朝为什么短命？“贾南风、家天下、不民主”，显然是浅薄的答案。皇帝有数百妻妾不乱政，贾皇后有几个男宠就乱政？同时代“民主”的罗马帝国有没有残暴乱政？价值观可能是重要原因，但绝非现代的“民主与专制”这两种，而今被文人津津乐道的“魏晋玄学”也是西晋王朝短命的原因之一。历史在演化，马上得天下未必能在马上治天下，过去的因果与今日的因果未必是一回事。苏共曾经辉煌，后来却崩溃了；革命成功的原因未必是建设成功的原因。社会科学极端排斥“例外”，要求以横向和纵向的严谨比较去构建概念体系。提出有趣的“为什么”十分艰难，提出好问题已经是大成就，是解决问题的一半了。构建和仔细证明新颖的因果关系同样艰难。与自然科学理论不同，一切清晰的社科因果关系都可争议，也必然有争议。没争议马克思就不是马克思了。但历史记述强调“是什么”，无可争议。贾南风的故事记载在史书上，怎么争议？“科学”不是“正确”的代名词。在“有争议”就是“不正确、不科学”的人文传统里，我国社科领域的学位论文趋于做很容易做的史学论文，否则有很高的“有争议、不通过”风险。如此，我国社科学位论文并不严格要求提出有趣的“为什么”。如此，社会科学理论成为西方译著的天下，形成了只有西方人有能力构建社科理论的错误认识。如果没有西方崇拜和英语崇拜，如果把西方社科名著翻译成通俗的中国话并假中国作者之名，那些西方社科译著大多通不过当代中国博士学位评审。在我国，建立起对社科理论的热情与忠诚，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后是这些学者在“冷战”中“出色地”弘扬了西方主流的“自由”价值观。天赋人权的个人自由，结社组成私利集团的社会自由，不同私利集团结党并有序争夺政权的政治自由，是他们做学问的价值驱动力。他们坚定地相信：在全世界普及这种西式政治价值观，丑陋的世界会变得美好。我不知道“normative”这个词为什么会翻译成中文“规范的”，这个英文词的明显内涵是“价值限定”，不是中文里的“规范”。换言之，他们不敢超越西方价值体系“雷池”一步。更恐怖些说，正是他们设置了这“雷池”，以他们建构的精致理论为当代政治学制定了“普适规范”。符合这“规范”的政治是进步，不符合这“规范”的学问都是异端邪说并导致落后乃至悲惨的世界。因此，对西方政治学和西方政界而言，他们的理论贡献是杰出的。但也正因为他们太杰出了，美国的政治学知识进入鼎盛后就开始走向堕落。我国放开让中国知识界和中国社会了解这套政治价值体系，做得对。政治学的因果理论在比较中前进，在争论中进步。从他们那里，我们学会了建构精致理论的方法。以他们的理论解释体系为镜子，我们看到其严重缺陷，缺陷在于解释不了中国这个“例外”，解释不了中国为何能走向繁荣昌盛。所以，正是因为本书中的这些出色学者，因为他们设置了“规范”雷池，中国研究没法进入比较政治学的主流。 概括起来讲，出色的政治学学者需要有对现实痛苦的深切体验和改变现实的强烈渴望，需要对社会科学学问有坚定的信仰，还需要学者自己扎根于入流的“正确”政治价值观。 这十五位学者代表狭隘的知识 这十五位学者研究的主题有很大共性，集中在世界“民主化”这单一主题里。一方面，他们刻画的西方像面镜子，让我们知道中国长什么样子。另一方面，中国的镜像也是面镜子，让我们知道西方长什么样子。 由于起初没理解好他们关于“civil society”的论述，我考第二次才通过比较政治专业的博士资格考试。但那也促使我认真琢磨了那套莫名其妙的文献。中文对“civil society”的翻译至今没定型，是“市民社会”，是“公民社会”，还是“市民会社”、“文明会社”？ 在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商业城市开始崛起，于是有了大批“市民”。市民不是农奴，不是农民，而是自由市里的居民。他们脱离了对封建土地贵族的人身依附，成为文明的“民”，成为“civilian”，依“民法”即“civil code”生活。乡下是封建野蛮的，城市是文明的，即“civil”的。城市人分职业或阶层结社自治就是“文明会社”或“市民会社”。美国宪法修正案的**条就是“结社自由”。结社自由是关键节点，下接天赋人权的“个人自由”，上承结党有序争夺政权的“政治自由”。 理论是简洁的因果表述。简洁地抽象上面的因果，就知道西方政治学家眼里全是“个人”和“社会”，几乎不理解“政治共同体”本身的生命逻辑，不理解“大一统”的生命逻辑。迄今，西方理解的“国家”只是“国民”，即“nation”。国家机器“state”是什么？在他们眼里，那只是国民之某个部分组党统治个人与社会的工具，甚至就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中国人对这段欧洲历史和价值观不陌生才怪。非常幸运，理解西方让我们理解中国，理解中国反过来又让我们理解西方。这恰是比较政治学的魅力所在。 为什么西人缺乏对政治共同体自身逻辑的理解？因为欧洲很晚才出现大型政治共同体“国家”，晚到清朝初年，晚到1648年。此前只有王公贵族的封建“领地”，即“kingdom”。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时，而今欧洲*大的国家德国要到二十余年后才诞生。他俩更没想到，先进的西方文明围绕这个“新兴国家”连续打了两次“世界大战”，还有与共产党的“冷战”。欧洲眼下还在艰难地迈向统一的政治共同体，无论是“欧罗巴合众国”还是“欧罗巴斯坦”，尚且“路漫漫其修远兮”。所以，在“先进、文明”的西方人眼里，3000年前中国形成的封建大一统和2240年前建成的郡县大一统，都只能是一无是处的“专制”。西方热衷个人、社会、政治的内斗，并合理化、制度化这些内斗。他们没法理解，中国因不太适应新生产方式而在短期内落后，很快又奋起直追，出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崛起”。 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政治学更不是自然科学，政治学依价值和立场分“学派”。哪怕只注重区区三、四十个国家间关系的国际关系学也分“学派”。国际关系行为显然受实力分布影响*大，但国际关系行为不仅被实力分布塑造。参与塑造国际关系行为的国际价值观有无数种，而且彼此互动、经常更新。印度总理莫迪的观念忽然大变，深刻影响了印中关系。给塑造国际关系的国际价值观分类，几近徒劳。美国总统奥巴马与特朗普的国际价值观未必是一类。新西兰与澳大利亚分两类也未必贴切，换个总理就会不同。而且，人类群体处理与大自然关系的不同方式也明显在塑造国际关系行为。若连国际政治学都如此，政治学里存在不同“学派”是必然的。如此说来，不同学派之间应该“平视”彼此？现状是中学对西学的“仰视”和西学对中学“俯视”。 我国从美国引进了比较政治学，天然重视西学，并不狭隘。对我而言，本书作者访谈的这十五位学者是老师，教会了我西洋学问。我对这些老师们怀有永远的敬意。但是，我们兼修中西学问，他们却只信他们自己的、经由字母文字创造出的学问，他们比我们狭隘。所以，在他们的政治学知识面前，我丝毫不感到自卑。西方倘若继续蔑视14亿人的中国，不愿费力去钻研大一统政治共同体的生命逻辑，继续钻全世界“民主化”的牛角尖，那么美国的比较政治学就没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