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色彩的艺术与科学

第1章 动物王国的红色 动物用颜色来交流。例如雌狒狒用它的红屁股吸引潜在的求偶者。但大自然是复杂的，在别的动物身上，红色又可以发挥其他作用，比方说雌性和雄性的知更鸟胸前都长有红色的羽毛。这红羽毛一直以来也吸引着人类，至于原因，诗人是*清楚不过的了。还有狐狸的尾巴和煮熟的大龙虾也都是红色的。动物们会用羽毛、皮毛或外壳来展示拥有的颜色，但它们同时也蕴含着无法公开显露的颜色。这些动物体内隐藏的颜色有很多，比如“印度黄”是从喂食芒果叶的奶牛尿液中提取的，“提尔紫”和“绿松 石蓝”则是从地中海海螺的腺体中提取的。几千年来，人们也从其他软体动物中提取了相似的颜色。从烧焦的象牙和骨头中可以提取出一种偏深的暖黑色，而从碾碎的骨头和贝壳中则可以提取出柔白色。以上种种都暗示着动物界中隐藏着数不清的颜色，但*多的还是各种红色。 动物能提供的*明显的红色就是它们喷溅出的血液。献祭动物——在仪式进行的特定时刻献上戏剧性的一抹血红——有着很长的历史。在如今领食圣餐的仪式中，象征耶稣牺牲时的血已经变体为红酒，但仍保留着红色。献祭时留下的红色血液只能短暂存在，不是被饮用就是被清洗干净，因为如果留存太长时间，这些四处流淌的血液会让人十分反感。所以，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的艺术家，如果选择在艺术作品中使用血液，大多是出于颜色以外其他方面的考虑。 比如，在此书成书之际，英国艺术家马可·奎安正在创作以他头颅为原型的系列雕塑作品，而原料就是从他身上取出的9品脱冰冻血液。其中首个雕塑完成于1991年，之后大约每五年创作一个。这些雕塑的美学效果无疑会让人觉得有些毛骨悚然，从布满裂纹的薄冰下显露出一片血红，这血红的价值应当更多体现在创作理念上而非色彩艺术上。（据称英国著名艺术品收藏家查尔斯·萨奇以13000英镑的价格购得首个雕塑并保存在厨房的冰柜里，但之后在对其厨房进行扩建时，工人在施工中误拔了冰柜插头，无论这雕塑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此时想必也已经大大改变了。）在欧洲艺术当中，来自各种动物乃至人类身上的血液，经常发挥着符号性或辅助性的作用。例如其可以用作布匹染料，尽管早在1413年威尼斯城就已明令禁止，但直到19世纪它还出现在纺织品染料的配方中。 从动物体内提取的红色染料虽然在文化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其早期来源却有些让人意想不到，说起来甚至还有些不可思议。这种非常重要的红染料一开始是从一种极其不起眼的动物——蚧虫身上提取的。欧洲文化对昆虫向来不待见，但昆虫却送给他们3项珍贵的馈赠，除了美丽的红色染料以外，还有蜂蜜和丝绸。用以提取红颜料的蚧虫在历史上备受珍视——它们和那些以它们为颜料染成的布匹常成为东西方国家以及新旧大陆之间竞相争夺的战利品。更重要的是，它们还可以作为外交礼物和嫁妆，巩固并增进两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比如13世纪早期，保加利亚沙皇将其继女许配给拉丁皇帝，陪嫁的60匹牲畜驮满了金银珠宝，还特意包裹以奢华的红绸。用以提取红色染料的*重要的蚧虫包括：印度紫胶蚧、亚美尼亚红、冬青红蚧和美洲胭脂虫。 印度紫胶蚧 紫胶蚧分布在南亚和东南亚广大地区，有野生的也有人工饲养的，寄生在各类植物上。和雄虫交配以后，雌虫会聚集在一起并分泌一种黏稠的树脂将它们和植物包裹起来。人们将覆盖着树脂和聚集着无法动弹的雌虫的树枝折下，作为“原胶”售卖，随后它们会被碾碎并一遍遍过滤，去除木头碎渣和昆虫尸体。在公元前4世纪印度一篇关于治国理政、经济运行和军事战略的文章中提到，紫胶蚧除用作染料外还具有药用价值，在和蜂蜜混合之后，对疲劳过度之人恢复精力有着很好的疗效。 *早开始培养紫胶蚧的可能是柬埔寨地区，之后这种昆虫和它产出的红染料一起迅速传播开来。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埃及绘画和古典时代晚期的埃及纺织品中都发现了这种染料。在11世纪北欧盎格鲁－萨克逊人的绘画颜料配方中对其也有所提及。中世纪时的人们传统上都用碱直接从紫胶蚧分泌的树脂中提取红颜料。根据画家们手稿中的记载，他们会将细细研磨的紫胶蚧虫粉放入陈化去沫的尿液中（这是古代*常使用的碱）慢慢熬煮。从紫胶蚧树脂中还可以提取出其他物质，比如用酒精可以提取出树脂漆和虫胶黏合剂。 19世纪中期，英国每年要进口300多吨原胶。19世纪末，英国诗人威廉·莫里斯形容其“炙手可热却并不讨人喜欢”。600年前绘画装饰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圣费斯礼拜堂时就用了大量紫胶红，其中也用到了其他一些颜料，比如一种和黄金一样贵重的蓝色颜料，由来自阿富汗的青金石提炼而成。由此可见，不同于威廉·莫里斯，亨利三世（威斯敏斯特教堂建造者。——译者注）无疑认为紫胶红是一种受人追捧的、高贵的红色。 亚美尼亚红 另一种蚧虫寄生在山谷底的草根上，怀孕以后就会将自己固定在寄主植物上，常见于阿勒山地区，即土耳其境内靠近亚美尼亚和伊朗边境的地方。用这种蚧虫制成红染料并加以使用的*早书面记录出现在一份战利品清单中，公元前714年，亚述国王萨尔贡二世大败乌拉尔图国王，其战利品中就包含了阿勒山地区的红色纺布。 亚美尼亚人以善于经商著称于世，这种蚧虫生长的地区横跨重要的东西方商道——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构成的一条连接黑海和里海的陆上通道。阿拉伯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以及在1404年出使撒马尔罕的西班牙外交官罗·哥泽来兹·克拉维约都提到过这种蚧虫和由它制成的染料。由于亚美尼亚红生长在繁忙的全球性商道上，其用途很可能被广泛传播，但也很难在历史文献中找到明确记载。原因可能是它的名字和另一种用于生产红染料的昆虫——冬青红蚧极易混淆。 这种蚧虫的亚美尼亚语名字叫作“garmir”，来自于巴拉维语“kalmir”。随后又由此衍生出希伯来语“karmir”和波兰语“kirmis”并*终演化为英语“kermes”，即冬青红蚧。所有这些词的源头都来自于波斯语“kirmiz”和梵文“kirmira”，意为“虫子”或“虫子的”——拉丁语为“vermis”。蚧虫表面上看起来像是长在树上或草上的果子，但从它们的名字就能清楚地看出很早以前人们就知道了它们确切的生物学属性。但是，由于不同蚧虫名字间具有通用性，所以人类使用亚美尼亚红的历史可能被记录到了冬青红蚧身上，至少在欧洲人记录的历史中是这样。 地中海冬青红蚧 冬青红蚧寄生在地中海沿岸的一种冬青橡树上。作为生产红色染料原虫的宿主植物，这种外形酷似灌木的橡树备受重视，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一世（亚述国王，约公元前1115—前1077年在位。——译者注）在公元前1100年左右将其引进亚述。虽然移植的原因史料未曾记载，但基本可以肯定是为了在当地繁殖冬青红蚧。希腊人和拉丁人似乎对冬青红蚧准确的自然属性还不太肯定。2世纪，保萨尼阿斯（希腊地理学家、历史学家，著有《希腊游记》。——译者注）将其描述为在冬青橡树的“果实中繁殖”，那“果实”实际上是固定在橡树上的母虫，它们在母虫体内孕育。对于冬青红蚧起源的误解在某些方面一直延续至今。 关于冬青红蚧*早的记录出现在公元前2世纪耶稣诞生以前，其中提到一位腓尼基商人将它带到伊拉克北部。腓尼基人在公元前10世纪以前还将它带到了埃及。大约在耶稣诞生的时代，普林尼曾赞叹用冬青红蚧制作的红颜料染成的服饰“可与鲜花媲美”，并提到这些服饰仅供军队使用。普林尼还提到冬青红蚧的养殖范围遍布地中海，西班牙人缴付给罗马人的赋税中有一半是使用冬青红蚧支付的。 冬青红蚧也用于食物和饮品。在法国南部的洞穴里找到了新石器时代用冬青红蚧染成的纺织品和混合着肉、大麦以及冬青红蚧的食品，基本可以肯定它不是作为染色剂加入食品中的。几千年以后，苏美尔人、腓尼基人和希腊人也将冬青红蚧加入了他们的食谱，主要是用作药物。迪奥斯克利德斯（希腊医生和药剂师，被称为药理学之父。——译者注）和普林尼都曾提到将冬青红蚧作为膏药使用，将其在醋中磨碎并涂在伤口上可以促进伤口愈合。随后，巴格达一所医学院将冬青红蚧研制成补心剂，经过蒙彼利埃（法国南部城市。——译者注）一家著名医学院的改良和推广，这种补心剂在13世纪的欧洲广受欢迎。这种药剂原始的制作方法充分利用了昆虫给予人类的所有3种馈赠——从一段一段着色的虫丝中提取出冬青红蚧分泌物，加入糖并熬煮到像蜂蜜一样黏稠。欧洲的药剂学家们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配方，并生产出一种甜药剂。这种甜药剂中常含有毒添加物，例如在给伊丽莎白一世时期驻法国大使配制的甜药剂中就含有麝香以及琥珀、黄金、珍珠和用独角兽角碾成的粉末。 冬青红蚧十分常见，因为它可以作为染色剂或调味剂加入食物，可以用作药物，也可以制成染料和颜料。历史上很多东西都可以既用作调料，同时又用作药材和颜料，这些都能从药商手中买到。在世界性进出口中心威尼斯，15世纪末以来，颜料只有从专门的艺术家商店中才能买到。而在其他地方，直到17世纪，药商既贩卖药材，也贩卖调料和颜料。几千年来将这种红色昆虫用于药物中的传统极大影响了人们对红色的认知，将其视为健康的象征。红色和健康之间的这种联系也可视为串联起红色意义的这条红线的一部分。 18世纪中叶，佛罗伦萨新圣母玛利亚教堂的多明我会修士将冬青红蚧制成的补心甜药剂改良成一种红色甜酒叫作“胭脂红酒”。这种酒大受欢迎并带动了另一种红色酒精饮品——金巴利的发展。但其实金巴利的红来源于另一种蚧虫——胭脂虫。人类主要用到两种含有红色物质的胭脂虫，一种来自旧大陆（就是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欧洲人认识的世界，主要指欧洲、亚洲和非洲），另一种来自新大陆（美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