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正义性:法和国家的批判哲学之基础

　　亚里士多德没有认为行动可以代替知识，从而作为哲学的哲学或许可以自行消退了，穆尔对此不道理地说，伦理学的直接任务不在于行动，而在于知识。实用哲学的思想主要是以分层次的目的审视为基础。这种哲学也直接探求知识，但知识不仅没有自我目的，而且从其他目的，即从实践角度，它才显得有意义。同样，哲学的正义讨论只有一方面深入到政治领域中出现的正义问题，另一方面对这些问题做出新的哲学解释，它才具有实用的和政治的意义。　　哲学既不做道德裁决，也不采用道德一政治行为的形式对道德做出反应。哲学要做的事情是进行概念论证式的思维，即使严肃一点，也无非是这样一种思维而已。那些急于改变世界的哲学家面临的危险是成为不成熟思想家同时也成为外行政治家，就是说，将蹩脚的理论家和平庸的实践家集于一身。哲学家虽然也会偶尔策动革命或反革命，但在这种策动中他们失却了自己的哲学判断力。与某些理论的虚假激情相反，与对它过高的期望相反，哲学的正义理论不提供具体的救世良方。它探索的是知识和观点，作为政治的基础哲学甚至探索*高质量形式的知识和观点。　　应当承认，在公开发生粗暴的不公正行为的地方，需要的不是哲学讨论，而是需要有政治纲领和正义世界构想的政治行为。并且，眼看自己的身体和生命有危险的人，不会首先去找一篇关于保护生命的哲学论文，而是采取一系列的防备措施。他寻求私人的或公共的保护，无论怎样，寻求实在的行动而不是理论的调解。但是，“丁是丁卯是卯”的事是很少有的。事情往往都是有争议的。正是这种争议的和含糊的情况促使了哲学的出现。激发起哲学论争和反思的都是些政治问题，特别是把问题激化为冲突、批判和危机：激化为个人和群体的相互矛盾的利益和权利要求之间的冲突，也激化为争论各方所依据的正义观念之间的冲突；激化为对历来共同遵循的法和国家原则的批判；尤其是由于参照模式和合法化模式的崩溃激化为共同体的危机，直至由于政治革命和国内战争而导致社会的急剧动荡。　　譬如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就诞生于极度的非正义经验，即苏格拉底的死亡，此外诞生于在当时派别利益的纷争中借助正义观念重新获得城邦和睦统一的努力中。晚期希腊和中世纪的政治思想是在世俗政治制度与基督教*终救赎期望的对峙中产生发展的。近代法与国家哲学的产生，应归功于宗教的和政治的国内战争[博丹（J.Bodin），霍布斯，格劳秀斯（H.Grotious）]，或归功于对专制政权的反抗[阿尔特胡修（Althusius）]。　　在促使哲学出现的政治冲突、批判和危机等现象范围内．应区分出不同的层次。政治的基础哲学不涉及它们的所有现象，而只涉及那些较高的层次（参见：本书第三章，**节），并把**层次视为基础层次。　　在法与国家批判的基础层次上，涉及的问题譬如人的生命及其自然环境受国家保护应达到何种程度。在流产问题的争论中，要争论的是人的生命开始的时刻，在这个时刻所以根本不能或只在限制条件下才可以要这个未曾出生的生命；或在环境保护法问题上，争论的要点在于是否只是阻止环境的破坏、粗暴伤害或损害环境的行为，还有是否只涉及再生能力和技术经济意义上的环境问题，或涉及美学和非经济性疗养价值方面的环境问题。在这样的争论中，对某种法律按其宽严程度进行批判。在对各种观点做出决定时，也探讨公认法原则的程度及适用范围，在我们所举的例子中即生命保护原则的程度和应用范围。　　在下一个层次上，即在基础哲学的**层次上，要探讨的问题是未出生生命的保护和自然环境的保护是否确实属于法和国家制度的任务范围，或生命保护是否宁可放任于个人的良知，环境保护是否宁可放任于自由市场的调节。在这里讨论的不再是某些法律的内容及其实施，而是法和国家制度的管理职能。　　*后，在第二层次上要考察的是法和国家是否确实可以干预个人的自由，干预社会力量的自由游戏（即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市场”）。不明确的和不肯定的事物、冲突和批判总是以法和国家的合法性为准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