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长江下游地区城市转型研究

在近现代史研究的学科发展看，从微观入手的区域研究是近年来的一个新潮流。个中缘由，一方面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再加上各地区自然环境、社会人文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地域不平衡性。如果不对区域地方史展开研究，则很难揭示出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就曾表示，区域研究只是一个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在于能深入而周详地将中国历史上各方面的发展与变迁提出通论，“以省为单位，将材料作基本的、有系统的归纳整理，如此才能掌握中国巨大的幅员。”另一方面，对区域史的研究，也有助于人们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认识，对各地区历史和现状的深入了解，可以为地区乃至全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因此，区域地方史的研究不仅可以体现出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个性，同时由于它是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一部分及其延伸，又有较高的社会价值。因而把中国划分为若干区域加以深入的研究，也成为了海内外学者的共识。其中，自唐宋以来即成为全国经济重心的长江下游地区，其发达的社会经济、厚重的人文传统，使得该地区一直是我国城市化水平发展*高的区域。特别在鸦片战争后，长江下游的城市化更有加速之势。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向现代转型的提速，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研究近代长江下游地区城市的发展转型，不仅有助于深入了解区域内各城市发展的具体情况，而且有助于认识城市转型与区域发展的互动关系，有助于全面分析近代中国的结构与变迁，对当前该地区的城市发展与建设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这种情况下，有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学者把新的学术研究兴趣集中到该区域的研究上来。应该说，有关长江下游地区的地方史、区域史研究已成为当前区域史研究领域*为引人注目的一个热点。就近代长江下游地区的发展转型而言，虽然各个城市的发展路径和转型轨迹不尽相同，但大致都经历了一个由传统的政治城市向多功能的近代城市的转变过程。这里面不仅指城市经济的发展，还包括城市建设的近代化、城市管理体制的转型、城市文化、社会心理、近代城市功能、城市结构的变化、社会群体与组织、公共空间的延伸以及市民社会的形成等各方面。那么，到底有哪些因素决定了这些城市的转型与演变呢？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又是什么？各中小城市如何处理与区域中心城市上海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又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展开互动协作的？这些都是研究长江下游地区的城市转型所无法规避的重要内容。事实上，该地区各城市千差万别，彼此情况迥异，不可能把各具特色的城市按照一个板块来统一分析，也无法套用一个固定的模式来衡量判断。只能对其加以分门别类，在展开其差异性研究的基础上，再进行整个地区的综合归纳才有意义。因此，必须对这些类型不同的城市按照恰当、统一的标准进行分类。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也会产生不同的分类结果。比如按产业结构分，这些城市可以分为，工业型城市和金融型城市；按政治分，可以分为国家行政中心、地区中心、一般城市和工商业类等；按开放类型又可以划分为条约开埠与自开商埠；按城市性质，还可以分为生产性城市和寄生性城市。故以长江下游各城市的复杂情况，如何按照一个恰当、统一的标准来划分城市类型，并据其总结归纳整个区域城市的发展特点和轨迹，是一个问题。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即便在同一类型城市内部，也可能存在极大的差异。例如，南通、无锡、常州均为典型的轻工业城市，都是民族资本推动，走工农商协调发展的道路，但它们的发展道路也不完全一样。南通显然是靠张謇一人之力，推动工业发展而勃兴的近代城市，张氏曾自视他所强力开启的南通近代化进程“上不靠政府、下不靠社会，全靠自己”；无锡则靠一群小规模的民族资产阶级推动发展的，其发展水平要比南通高，是近代仅次于上海的工业城市；至于常州，虽发展晚于南通、无锡，但发展速度很快，它所依靠的是大批绅商、中小工商业者的群体推动。在三者之间，与南通发展有序、以工业建设社会的发展模式相比，无锡、常州又稍显凌乱，是一种典型的工业与社会相互建设的类型。 此外，我们也应看到，长江下游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全国的经济重心，一直是我国城市化发展水平*高的区域。特别是鸦片战争后，该地区的城市化更有加速之势，随着区域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向现代转型的加速，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但地区内各城市的经济联系不断增强，而且还不断有新经济区的生成，这使得城市间的地位，颠覆了以前的行政层级依附关系，而趋向平行对等。当然，在区域内部，不同城市的近代发展轨迹和路径也不尽相同。有些在欧风美雨的外力条件刺激下，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为全国耀眼瞩目的新兴工业城市，但也有些城市的现代化步履蹒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陷入了衰落的困境。那么，这种差异到底是由哪些因素造成的？其差异性或许与传统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地方工业资本投入与市场发展及产业结构、政府指导与地缘政治环境的优劣、地理生态、交通、外力的冲击、地方权贵精英的个人推动及地区文化传统等因素有关。这些因素都影响着城市近代化的进程和发展方向。当然，在不同城市，这些因素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同，有时互相牵制、抵消，而有时也会形成合力，推动城市沿着不同的轨迹走向近代化。不过，就总体而言，在这些因素当中，*能影响城市兴衰的因素就是交通运输的改变和政治环境的剧变。之所以认为交通运输重要，主要是由于该区域是由传统行政中心城市与官路网络构成的区域城市系统，所以当开埠通商、轮船海运变得可行之后，原来的区域结构就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从而引发了这些城市的近代化与腹地的变迁。例如，上海的历史性崛起，就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地理交通的变迁，而扬州、镇江，乃至常州的相对衰落，则是在近代以来新交通方式铁路的兴起和河运不济的背景下逐渐沉沦的。当然，政府的指导与社会发展环境的稳定与否对于城市的现代化也至关重要。韦伯、施坚雅、何一民等人的研究都凸显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官僚的国家而言，政治因素对于城市发展所产生的异乎寻常的作用 。其中*明显的例证就是民国时期国家权力主导下首都南京所实行的突飞猛进的城市现代化，以及太平天国、抗日战争对长江下游地区城市发展转型的破坏影响。 同时，我们在研究长江下游地区区域地方史、地区城市史的时候，也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我们加以注意。首先，就中国近代城市的研究而言，虽然在理论上形成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框架和若干研究流派，但至今还没有产生一种权威的理论模式，研究的理论还不完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也存在若干问题亟需解决。学界对于一些基础概念,诸如什么是“城市”、“城市化”、“城市史的内涵”、“城市史的基本线索”、“城市的发展动力机制”等还存在一些争论，认识也比较混乱，需要进一步的深化。这显然会对我们城市史的研究造成一定的制约性影响。其次，目前的区域城市史研究还一般停留在对少数中心城市的发展与互动关系上,对数量更多的市镇和集市的研究则稍显浅薄。有关加强中心城市及其发展腹地的研究，特别是深化对乡村城市化与城市乡村化、农村移民、乡村士绅城市化等方面的认识，仍值得我们在城市转型的研究中特别注意。同时，在整合区域城市史研究方面，如何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提高、综合，并努力避免以城市研究成果简单拼凑组合，以及加强城市之间的比较，也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