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史(精装本)

　　《罗马史（精装本）》：　　显然，甚至由君主制改变为共和制以后，罗马国家的情况尽可能照旧保持。如果一场国体的变动能够是保守性的，那么，这一次就是如此；构成国家的成分竟无一真正为革命所推翻。这一点足以昭示全部运动的性质。据有些可怜深陷谬误的记载说，塔昆氏被逐是那些激于同情和酷爱自由的人民所为，其实不然，这是两派人所做的事。一派是旧公民，一派是平民，他们已从事斗争，并且深知彼此的斗争将继续不止。他们也像1688年英国的辉格党和托利党那样，看见共同的危险势将把国家变为一个暴君掌握下的专制政府，于是暂时联合一致，危险一旦过去，又复意见不合。旧公民没有新公民的合作不能铲除王政，但新公民若想自旧公民之手一举而夺其政权，却绝无充分的力量。这种交易自必用迟缓的讨价办法，得到的只限于微小的相互让步，至于哪一派终占优势，两派将和衷共济抑或仍相敌对，则留待将来解决。所以，仅注目于直接的改革，或可能仅注目于*高官吏任期的改变，便不啻完全误解罗马**次革命的广大意义；这次革命的间接效果*为重要，而且甚至缔造者亦必未尝预料会如此伟大。　　总之，这个时代乃是后世所谓的“罗马公民团”肇始的时代。平民阶级迄今一直是客民，他们须分担纳税和服役的责任，可是在法律看来，实际只是被收容的外国人，他们的范围与真正的外国人之间似乎不必划分明确的界限。现在他们以应服兵役的公民的资格列名于册籍。他们虽然还远未获得法律上平等的地位，虽然旧公民仍独掌法制上属于元老会议的威权，而且仍独具充任民政长官和祭司的资格，甚至得以优先分沾公益，分掌公共牧场。可是，自从平民不再仅有被征从军的义务，而且在民社大会和民社议会里，遇征询意见时他们也有表决权，*贫苦的客民的头颅和脊背现在也受上诉权的保护，与*高贵的旧公民无异，从此走向完全平等的*艰难的**步就算已经迈出。　　贵族与平民融合为新的共同的罗马公民团，其结果之一是旧公民变为氏族贵族，因为贵族已失去其在公共的大会通过法令的权力，而新的家族更不能通过民社的决定就加入贵族之中，所以氏族贵族甚至不能自行填补。在王政时代，罗马贵族界并不如此孤立和封闭，许可新氏族加入之事屡见不鲜。现在这些贵族的真正特征才出现，这就足以预示贵族不久将失去其政治特权及其在民社中所独占的威势。平民虽可以做军官和元老，却被排除于一切民社的官职和祭司职之外，在法律上旧公民不得与平民通婚的规定又被顽固地保持着！两事均足以证明贵族自始就排斥他人而又荒谬地享有特权。　　公民的新结合的第二个结果必然是，对于拉丁盟友和其他国的人的居住权规定得更为明确。获得平民权利的条件必须规定得更为确切，扩大了的公民团与此时的非公民的界限必须划清，此种必要主要不是起于百人队会议的选举权，因为这项权利仅属于定居的居民（Ansassigen），而是起于上诉权，上诉权是许给平民的，而不是许给寄居者或外国人的。所以，贵族与平民之间那种令人憎厌的区别，以及罗马公民与外国人那种傲慢和严格的划分，都可以追溯其源，即此时人民的见解和感情。可是，前者的公民区别系暂时性质，后者的政治区别却系永久性质。政治统一感和开始日臻伟大之感，既这样培植在民族的心胸之中，它们具有足够的扩大趋势，足以先破坏那些委琐狭隘的区别，而后以其雄伟的潮流，将它们扫荡无遗。　　更有进者，法律与政令的划分也起于这个时代，这种区别实基于罗马国家的精髓，因为在罗马甚至王权也受法律的支配而不凌驾于法律之上。可是，任何有政治能力的民族无不深切而实际地尊敬权威，罗马人也是如此；这种敬畏产生了罗马公法和私法上如下值得注意的准则：长官并无法律根据的命令至少在他任期内有效，虽然任期一满，这命令立即失效。显然可见的是，依这见解，只要长官任的是终身职，法律与政令的分别实际上必然近于消失，公民大会的立法活动也不能得到发展。反之，长官改为一年一换之后，公民大会的立法活动便有了广大的活动场所。下述情况此时也绝不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执政官决断的讼案如无法律效力，其继任者可下令复审此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