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有法——毛泽东的读书故事

《西游记》里唐僧师徒的个性和信仰 明代作家吴承恩的长篇神话小说《西游记》，基本上反映的是远离现实生活的虚幻世界。如果仅凭直觉体验，则很难从中读出现实内容。鲁迅在1924年的《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就谈过这样的阅读体验：“因为《西游记》上所讲的都是妖怪，我们看了，但觉好玩，所谓忘怀得失，独存鉴赏了。” 五四以前，关于《西游记》的宗旨，虽议论纷纷，但大体也不过是“劝学”“谈禅”“讲道”之类，由于作者笔调幽默、滑稽，因此对这些宗旨，读者也是“无所容心”的。在五四以后的新文学运动中，对《西游记》的主题作了较多阐释的是胡适。他经过大量考证，确认这部书“起于民间的传说和神话，并无‘微言大义’可说……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鲁迅也认为，这部神魔小说“实不过出于作者之游戏”。 毛泽东读《西游记》，却常常看出它的别样价值。 这部小说，在艺术形象的塑造上，把神性、人性和动物特征结合起来，是很成功的。孙悟空、猪八戒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典型。唐僧师徒四人在取经途中，在认识问题、解决问题以克服重重困难方面，各有不同的方法，各有不同的心理活动，也各有不同的贡献。他们的个性，也由此展现出来。同时，不同个性的差异，导致这个团体有很多矛盾，他们经常发生争吵，但*终还是同心同德地向西迈进。 毛泽东读《西游记》，很注意这方面的描写。核心的一点，就是他认为这个团体既有共同遵守的“党性”，又有各不相同的“个性”，*重要的是他们有坚定的信念，始终朝着一个目标前进不止。 1938年4月，在延安抗大第三期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要求学员应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接着，他笑谈《西游记》的人物，用比喻强调这三句话的重要性：唐僧这个人，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到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他也有缺点，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个花样就不认识了。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能吃苦，臭柿胡同就是他拱开的。孙猴子很灵活、很机动，但他*大的缺点是方向不坚定，三心二意……毛泽东还特地提到了那匹白马，他说：“你们别小看了那匹小白龙马，它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了回来，这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是值得我们效法的。” 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曾多次与不同的人谈到，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他们一起到西天取经，虽然中途闹了点不团结，但是经过相互帮助，团结起来，终于克服艰难险阻，战胜了妖魔鬼怪，到达了西天，取来了经，成了佛。读《西游记》，就是要看到他们有个坚定的信仰。 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朝着一个目标，团结一致，坚持奋斗，*后总会成功的，这是毛泽东对《西游记》宗旨的一个解读，也是他读《西游记》的一个重要视角。 神话世界其实也反映着现实 对于如何理解《西游记》的主题，毛泽东是有自己的倾向的。在他看来，小说写的神仙世界，与现实生活有关。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过一段话： 神话中的许多变化，例如《山海经》中所说的“夸父追日”，《淮南子》中所说的“羿射九日”，《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和《聊斋志异》中的许多鬼狐变人的故事等等，这种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神话或童话中矛盾构成的诸方面，并不是具体的同一性，只是幻想的同一性。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毛泽东认为，神话或童话中的人物，只不过是现实生活的延伸，是人们在现实生活基础上幻想的产物。 1956年《西南文艺》刊登了一篇题为《试论〈西游记〉的主题思想》的文章，认为《西游记》的作者“借神佛妖魔讽刺揶揄当时世态，反映了封建社会的丑恶本质；借孙悟空这个英雄形象，反映了在封建统治者压迫下的中国人民，在阶级斗争中，坚持反抗，在生活斗争中，征服自然、克服困难的伟大的创造能力”。毛泽东读后在这段话下面画了着重线，有的地方还画了两道，表明他是重视这个分析的。作为一个大国领袖，在日理万机之余，详读一本地方文艺刊物所载关于古代神话小说的评论文章，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 毛泽东还特别欣赏著名作家张天翼在1954年2月《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一篇题为《〈西游记〉札记》的长篇论文，根据这篇文章的一个重要观点，毛泽东还进一步提出，不读第七回以后的章节，不足以总结农民起义的规律和经验教训。这便强调了神话与现实的“同一性”联系。 《〈西游记〉札记》认为，《西游记》之前关于唐僧取经的故事所写的，一边是神，神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上自天界，下至地府，无不对其俯首听命；一边是魔，偏偏要从那压在头上的统治势力下挣扎出来，直立起来，甚至要造反，天兵天将去收服，魔头们便同他们恶斗起来。“这就使我们联想到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与人民——主要是农民——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到了《西游记》，我们甚至于要猜想作者是多少有意识地来表现这一点的了。” 因为这个故事在流传过程中，老百姓已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描写、取舍和加工了。那么，《西游记》为什么写魔头孙悟空闹了一阵天宫后又失败了，并归顺而修成“正果”呢？该文解释说，究竟闹出怎样一个局面，起先连孙悟空也糊里糊涂，直到如来佛问起他，他才想到玉帝的尊位——“只教他搬出去，将天宫让与我，便罢了”。可见，即使孙悟空成功了，也不过是把玉皇大帝改姓了孙，就像刘邦、朱元璋之乘农民起义而爬上龙位一样。当时的作者们所见到的历史现实只能如此。于是，在前七回孙悟空造反不成，作者们就只看见这么两条路摆在孙悟空面前：或者是像赤眉、黄巾、黄巢、方腊他们那样，被统治阶级血腥镇压；或者是像《水浒传》里所写的宋江那样，接受招安。《西游记》写孙悟空走了后一条路。 张天翼这篇文章提出的这一观点，在新中国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前的《西游记》研究领域，是很有代表性的，即力图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神话世界同现实社会的关系。正好《西游记》又描写了神魔之间叛逆与收服之间的斗争，人们就十分自然地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阶级斗争观点来比较。这样的解释，恰恰吻合毛泽东关于神话传说的一贯看法，从而引起他的兴趣。 还有一个材料也可说明毛泽东的一贯思路。一次毛泽东在同一个阿拉伯国家访华代表团谈到人世间纷争不断的问题时，来宾们感慨万千。毛泽东接着提出一连串问题：伊斯兰教的真主是谁？谁是佛祖？谁是基督教的上帝？继而他又发挥说，按照中国道教的看法，天国还有一位众神之王，叫“玉皇大帝”，如此看来，天国也不会安宁，天上也要划分势力范围呀！在这充满想象力而又机趣含蓄的谈话中，体现出沟通人间与天国、现实与幻想的思路，说明五花八门的神仙和上帝，只不过是现实生活的延伸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