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礼乐传播论

　　《华夏礼乐传播论》：　　二、丧服制度和古代服饰符号的研究周代丧服制度的主要内容是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及身份尊卑之不同，规定了在丧礼中服丧主体为服丧对象所穿着的服饰规格式样以及服丧期限，并以此将丧服分为五等，进而形成一套严密的以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大类丧服为基础的“五服之制”，后世历代基本沿用这一制度安排①。涉及丧服制度的重要研究成果都围绕五服制度加以详述、考辨或理论阐发，一些研究者还探讨了丧服制度与社会结构、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尽管这些研究是从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等不同的学科视角出发进行考察，但都表达了一个共识，即丧服在制度安排中早已超越了自身的实用功能，成为一种礼仪、一种标志，进而成为一种制度的体现。　　丁鼎先生在其关于先秦丧服制度的著作《考论》一书中提到，丧服制度与周代所创立和推行的宗法制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是周代宗法制度在丧礼服饰上的体现。这套仪制的精神在于强调宗法制度所蕴含的“亲亲”“尊尊”的伦理秩序和道德架构，体现宗族亲属的层级亲疏关系和社会的政治等级制度。周飞舟的《从丧服制度看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和杨辉的《中国丧服服叙制度研究》也表述了相似的观点，认为周代丧服制度同时包含了亲疏血缘关系和尊卑等级关系的“立体结构”，将儒家礼文化中的“三纲五伦”一以贯之，体现了儒家思想“明人伦”的根本，是维持阶级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三纲”是构成丧服制度的基本原则，并用来安排五伦关系。通过对“人伦”关系的规范性安排，丧服制度贯穿着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道德准则和政治观念，以教化天下，维护等级秩序的神圣性和合理性。丁凌华先生在其著作（（中国丧服制度史》中强调，丧服制度是中国古代等级制度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极具代表性的社会制度之一，在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核心地位。　　而丧服制度所具有的这种外显性特质、社会性功能乃至代表性地位，正是丧服被不断符号化建构和传播的结果。郭沫若先生曾言：“衣裳是文化的表征，衣裳是思想的形象。”服饰不仅是一种具有实用功能的物质存在，随着社会发展，服饰的社会属性越来越充分，成为一种承载社会文化和思想的符号。目前已有很多研究对古代各类服饰符号进行考察，探讨古代服饰符号的文化意涵和社会功能。这类研究在立足于中国古代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基础上，主要运用两位西方学者的符号学理论展开分析，分别是索绪尔和罗兰·巴特。　　索绪尔提出了符号“能指”和“所指”的二元关系理论。就符号而言，“能指”即为符号形式、符号的形体，“所指”也称为意指，即为符号内容，也就是符号所指代或表述的对象事物的概念或意义①。为描述意义的形成过程，即意指过程，罗兰·巴特在索绪尔和叶姆斯列夫的符号理论基础上提出了符号的二级意指系统，强调符号所具有的两种意义，即外延意义和内涵意义。在巴特的二级意指系统中，能指没有因找到了所指而停止了意指活动，而是与所指一起向一个更大、更新的符号的构成因素——能指转化，使第二性符号系统能从语言结构以外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得到新的意义②。具体而言，作为形式的能指和作为概念的所指结合形成一个完整的符号，三者构成符号的一级系统。巴特将一级系统中的符号称为意义，将**层系统称为“直接意指”或“外延”，这是语言学层面上的符号体系。**级系统中的符号作为能指进入二级系统，形成表达层面，这个新的能指与二级系统中新的所指结合起来，构成第二级系统中的符号，巴特称之为“意指”，此第二层系统又称为“含蓄意指”或“内涵”，充满了文化象征意义和意识形态性@。由此可见，外延是表面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字面含义，而内涵不仅使用了**层表意规则，还加上了二次符号化的所指意义，是隐而不彰的附加含义，是从渗透于符号系统中的文化意义发散出来的。由于文化意义如此深入地渗透于内涵意义中，因而巴特认为内涵有意识形态的意味④。他指出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文化现象如叙事文学、服饰等都是通过以语言系统为基础的二级符号系统，将强势话语制造者的意识形态经过改造表现为自然的因果关系传播给大众，对此系统的符号学分析，揭开了意识形态机制的隐匿化过程，也为视觉传播奠定了文化解读的理论基础⑤。巴特将符号学理论运用到服饰方面，在其著作（（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中指出服饰本身就可看作一种符号，由符征和符旨两部分组成。符征是服饰符号的表达层面，指服饰的款式、面料和装饰等*基础的元素，符旨是内容层面，表达的是服饰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等，强调从服饰的社会功能出发所具有的深刻含义，包括社会、心理和文化特征三个层面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