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国煇讲台湾·台湾近百年史的曲折路

总序 一位德才兼备的史学家：戴国煇 许倬云 国煇和我之间有很多相同的兴趣，主要是我们都是关心社会史，尤其是长程的社会发展，不是短程的事件。我们相逢且比较常见的时候，大约在1985—1990年之间，我在台湾，他也在台湾，我们常在杨懋春先生位在桃园的工作室相逢。杨先生是台大农业推广系的教授，他在桃园有一个工作站。当时有一个小型讨论群，成员包括杨先生、邹文海、吴聪贤、唐美君、李亦园、国煇和我，常常见面，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 他是一个客家人，桃园本地的客家人。我呢，应该讲是“新客家”，1948年以后，把台湾当作新家。新、旧客家都有相同关心的问题：就是在这个新到的地方，我们怎么样理解过去，怎么安顿和定位自己？他经常记挂，如何将数以吨计的书籍，搬回台湾；我则正在烦恼，如何摆脱台湾官方人士对我的干扰，俾得安心工作。 他所关心的当然是台湾过去一百年的历史。这一百年来，台湾确实不幸，颠颠簸簸，从日本占领到1945年回归中国，然后中国内战，国家分裂，台湾变成两方对抗中的一方。这个时候，台湾找不到自己在历史上怎么定位。犹如一个孤儿：有一段时候，寄养在别人家里面，寄养的一段过程，总是留下许多的记忆，更留下许多伤痕。五十年了，台湾的伤痕够深的。 国煇关注的问题，一个是台湾少数民族在日据时代，遭逢了怎么样的情景。一般来讲，少数民族在日据时代，日化相当深，他们几乎都会说日本话，这是因为移居台湾的汉人，并没有尽力推广福建话、广东话。当日本统治以后，日本殖民当局却全力贯彻了日文教育。二战期间，许多少数民族部落青年被调到东南亚去作战。少数民族去南洋作战的人数，大概比台湾从广东、福建两省来的后代，在比例上更多一些，虽然人数上不一定更多。 所以这一段历史，使得国煇相当关心，日本当局如何对待少数民族。他从日据时代官方记录发掘出，日本当局如何从小小临时事故，发展为全面镇压，竟出动正规军，使用现代武器，甚至飞机和大炮，发射毒气弹镇压少数民族。人类史上，宗主国对自己殖民的居民，以如此残暴的方式处理，实属罕见。 这个记忆在日本长期统治期间被蓄意掩盖，当局却致力于表扬少数民族军夫出征东南亚，或少数民族少女又是如何相送日本青年军人出征，视作非常浪漫的一段过程，谱为情歌，如“沙林之爱”等赞扬歌颂。国煇根据日本官方档案，揭发日本殖民当局在“雾社事件”中的残暴。他的作风，当然和许多亲日的“皇民”后代，在意见上有相当大的差距。“皇民”是日本在台湾培育的一批亲日分子。他们改用日式姓名，日常使用日语，自动同化于日本—这就是“皇民”。台湾*显赫的是李登辉 ，所以“客家”戴国煇和“皇民”李登辉之间，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意见非常不一样。 第二桩国煇费心研究的历史事件，就是我们知道1947年2月28日，发生那一段非常不幸的动乱，到今天还有许多人对此有不同的解释，陈述其历史上的意义。我仔细阅读过许雪姬和赖泽涵等人受委托撰写的一篇报告书，内容相当翔实。可是，也有人还认为当时台湾人是反对中国人，不一定是反对当时的中国政府而已。也有人对于当时罹难人数（多少大陆人？多少台湾人？）持不同的说法。等到台湾当局开放，二二八不再是禁忌话题，这时候当局决定赔偿二二八受损害的遗族，由当时“副总统”吕秀莲女士主持如何发放赔偿费。到现在为止，大概真正登记、取得补偿的人数，也就二千多人，这和上述许、赖报告的估计其实相当吻合。当时罹难者总数并没有三万多人，而且有一批受到冲击的大陆人，或已死亡，或已离开台湾，到今天还没有得到补偿。牵涉于二二八事件的人物： 有从南洋回来的“军夫”，也有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台湾的人物，例如谢雪红带领的游击队……国煇他为了寻找真相，凭着一己的努力和良心，不偏不倚，也做了相当详尽的研究。 我佩服国煇之处：这个人对自己身处之地的过去，认真执着，不折不挠之外，还必须不受别人偏见的影响，不媚时，不曲解，以史实和史料为主。国煇有一宏大的计划，要将台湾的长程和今日的过去，都纳入研究并有所记录。我的专业是古代文明，方法学是社会学，对台湾的过去和今日，也都有所接触，这两方面我们都有很多可以讨论的空间，有许多的机会可以互相交流，这使得我对他非常佩服。我认识的这个人—戴国煇，正是一位认真执着的学者。 在桃园相交的时段，我们发觉彼此研究途径颇有交集：我们都习惯于借重韦伯和雅斯贝尔斯的理论，思考自己钻研的问题；也都习惯于文化宏观与比较的研究。而且，我们也都重视文化传统对于个人取舍抉择的影响。我们在提到韦伯和雅斯贝尔斯理论时，由于我是通过英文译文学习，他则从日文译文研读，彼此之间的沟通，还颇费周章，交错交融，方能渐入佳境。我们逐渐感觉对于专题研究，对于彼此“所见略同”的愉快。 同在桃园交会时期的不同场合，我感觉，他对于自己的归属感颇为重视，承认文化归属，要比地域归属，更有认同功能。我自己，生于战乱流离，不遑定居，处处是家，视家如寄，旅途暂歇，“故乡”永远在梦中。有一次，我对他自称“新客”，称他为“老客”，并且戏称：“也许，我们更适宜在全球化的大取向做世界公民吧。”他静默片刻回答：“我不能，我终究是客系中国人。”其实，我自己又何尝能够如此抛开“中国人认同”？ 我前面讲过，他是客家人，我也是客家人；只是，我是新的客家，他是旧的客家。台湾的客家是从广东迁移过来的，他们大概在魏晋南北朝、“五胡乱华”的时候，开始“永嘉南移”的长征，整族长途跋涉，从中原迁移到福建和广东；他们几千年来 ，离乡背井，却一直严守着故乡的风俗习惯；他们的语言，依旧还是当年中古时期，以中原的口音为主体。这些永远是客居的离人，对于个人的过去，总有两个认知，两个自己，一个是“个人自己”、生物性的“个体自己”，我们是张三、李四；另外一个自己是其所来自的族群及其文化背景，这就是台湾人所说来自“中原的中国人”。纵然离开家乡到外边去，必须要自己挣扎求生存，但是不能背离自己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可贵的地方要继续保守，而且要发扬光大，文化传统中有不适宜的地方，要随时纠正、修改，处世为人的大原则，则必须恪守不离。 这个立身的认知，我和他一样。我于1948年离开中国大陆，今天我寄居在海外，我也真的是他乡作客的“客人”，这是二十世纪中国内战所造成的后果。我们彼此同意：一个人的认同感，不单自己是张三、李四，还有自身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认同。不一定是我的籍贯，不一定是我的姓氏，不一定是我祖先的谱系，而是贵重、真实留下来的文化遗产。这份遗产，他和我所承受的有相当大的部分类似，就是中国经过不同时期的整合，终于归纳为儒家、道家、阴阳家，以这几家为主体的综合的思想，同时，不自觉地吸收了佛家的思想，也吸收了摩尼教、祆教，并受其影响，还吸收了后来基督教的影响，等等，各种的影响抟成了一个多元复杂的融合，一个复杂的有机体。 事实上，这一整合，乃是撷取世界上各个文化*为可贵之处，并融合在一个系统里面。这个系统，我认为是未来世界上走向大同、走向全球化以后，取得的综合的人类文化，其内容就和中国几千年来，一步步整合的情形，可能是，也应当是兼容且接近的。我们既然已经在这一点工作上，在世界各国之中，在各个民族之中，这些中国的新客家、旧客家，已经走了两千多年，我们应当自许走出了现在的成绩。这些成绩，得来不易，我们应当在这个时机，反馈全世界。世界正在走向全球化，这全球化的趋向，不可任由一个国家独占霸权，坚持霸权，而永远将其作为某一家的特色，笼罩全世界。人类世界会有，也更可能有一串普世价值，但普世价值不是任何一家文化所能独占，这些普世价值应是结合与诠释各种情况下，寻找适应时代、适应地理情况、适应个人，所提出的解释。国煇和我，这两个“老客”“新客”，在这方面，我们也有相当契合的地方。 国煇未终天年，不幸早归，我很想念这位朋友。我们年龄相当，只是我多活了二十年，使我对许多问题的想法，又和当年不太一样。他离开太早，有许多高见犹待发挥，即已离去，令人遗憾，我们也因此更加怀念这位优秀的学者。他在举世疯狂时让大家清醒，他在别人有偏见的时候，毅然廓清矫正偏见，不屈不挠，坚持守住自己的立场。一位历史学家能做到这一点，且得到令人钦服的佳绩，既是史学专业训练使然，更在其学者的风范。我向戴国煇先生，一位史才、史德兼备的历史学家致敬！ ---------- 前言 1995 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50 个年头，也就是说关键的一年。在这一年之间，世界的各个地方，均以各自不同的角度，尝试着进行总结和反省，以资自身重新起步时，拥有充分的准备。 我是出生在台湾的客家系中国人，作为笔者的我，要站立在自己知性所经历的立场上，试图把“我所体会的日本败战后50 年”和“台湾所经历的光复后50 年”的问题重叠起来，以“陷于台日关系百年漩涡中的台湾和台湾人”为主题，进行思索与总结。为了仰望诸位读者先生赐予批评，整理出这一份无足轻重的成果，重新提出自己的看法。 “台湾”这一名词，以种种不同的范畴及内容的形式，被思考和被议论着。而且，由于对其进行观察的人们的立场、视角，或者所衡量的标准不同，从而对“台湾”的印象也大相径庭。恰似人们不能将日本和日本人等，以偏概全地同视那样，我们也不能将台湾和台湾人一概而论。对此，必须首先加以确认。 我们期望能对于外国和自己无关的他人，有更加公平、客观、正确的认识。对于站立于国际化尤为明显的20 世纪末，并且即将迎来新世纪的当今的我们来说，创建一个良好的对外关系，是一项紧急的课题。 在我的书架上，摆满了日本有良知的人们以及一流智囊们对确立和创造自国的定位，以及作为日本人所应具备的自我形象所进行之智慧性分析的成果。阅读着这些著作，驱使着我去思考“台湾的状况”。我们这些所谓的台湾人，是否曾经依照历史的脉络，从根源上对“台湾和台湾人的存在问题”进行过探索呢？我是心存疑念的。 围绕“台湾意识”和“台湾人意识”的议论，乍看下，颇为喧喧嚷嚷。然而恕我不惧遭误解地来谈谈这个问题吧。迄今，我尚未见到颇具有深邃洞察力的深刻研讨及分析，实为遗憾。 本书所尝试的一些浅陋叙述，如能成为填补其缺陷的土基，则是万幸之至。同时，笔者也期待拙著能启发从根源上探索“台湾和台湾人的存在”之作用。 我认为，对一般的日本人来说，台湾是一个既靠近又遥远的存在。围绕台湾和台湾人的认同（identity）问题，几乎没有一个日本人能够确切地抓住其本质性课题及其真正面貌。对该问题的理解之所以不易，正说明台湾的状况是错综复杂的。“台湾的存在”在其面积及人口数来言，确实是微乎其微的，但台湾的存在，对亚洲以及对世界和平来说，又具有重大的意义，并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对此，恐怕没有人会怀疑的吧。如能以本书作为话引子，也能在日本广泛地展开更加具有本质性的研讨，如是对笔者来说，是无上喜悦之事。 ---------- 第二节 台湾人精英的困惑 光复后曾为台湾医学界领袖之一的魏火曜博士（1908 年生，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1942 年曾就任博爱会的厦门医院小儿科主任医师。他在充分了解同一系统医院的日帝政治意图下，对所进行的医疗工作情况作了证言。中国有一句名言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而且所有的人都有“七情六欲”。“七情”是指：喜、怒、哀、乐、爱、恶、欲等七种感情。而“六欲”则是指：由身、意、耳、目、口（舌）、鼻六处所产生的欲望。凡人则多为这“七情六欲”所困惑。故而，台湾知识分子应该认知，在台湾这块日帝的殖民地上，经常处于受到压抑，难以展现自我实现的台湾青年本身，到处都有可能使自己陷于傀儡化的陷阱。 一、原乡意识与祖国意识 光复前后老年、壮年一代台湾人的中国大陆观或大陆意识，是够复杂的。想要探寻台湾原原本本而又真实的历史连续性—即自我认同性格，需要具备相当锐利的洞察力和分析力。我认为，我们必须避免仅从事物的表面现象，或者想当然地做下简单结论的蠢事。从此意义上讲，日本南博教授的方法是值得参考的。南博试图将日本人的自我意识分为表层意识（表面）、中层意识（真心）、深层意识（个人的潜藏意识）、基层意识（历史的潜藏意识）等四种来分析。只是台湾这个框架，历史上就不曾存在国家这样的体制，这值得留意。而且，由于缔结了《马关条约》，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把台湾从大陆割离，台湾被日本殖民地化了。早期的半个世纪，就是处在这种特殊情况之下。因此，台湾人的意识，尤其是对大陆的意识，至少需对三种不同的立场进行推敲和研究，即对祖先故乡的一种“原乡意识”、体现为朴素民族主义的“祖国意识”、接受辛亥革命之后的新兴近代民族主义，亦即反帝、抗拒西方列强属性、近代民族主义洗礼的“中国民族意识”等三种意识，这是笔者所思考的分析角度。“原乡意识”是明确易懂的，然而，从台湾历史形成的特殊性看，用一般性的分析是难以说明“祖国意识”的。台湾人的祖先多数对开台之祖郑成功怀有强烈的尊崇之情。另外，也抱有一种被清朝抛弃的被害者意识，因而一贯流露着一种反清复明的志向意识，甚至视明朝为祖国的意识，也是大有人在的。 魏火曜与许多20年代以前诞生的台湾人知识界精英一样，在他的心理“基层”和“深层”存在着一定的“原乡意识”和“祖国意识”。以此为基础蕴涵着“中国人意识”，因而存在着上升为反日或抗日意识的可能性。然而，对读过日本旧制高校到东京帝国大学这种培育日本超级优秀人材学校的人来说，很可能不会轻易走上（反日、抗日）这条不归路的。 为了构筑原原本本的、真实的台湾史图像，展望光辉的明天，只有将我们所尊敬的前辈所留下的证言和照片提示出来，以供参考。批判本是社会科学的属性，批判更不等同于反对，因而切望各位对笔者的评比予以海量，多加包涵。 未能将“原乡意识”和“祖国意识”加以区别及思想化的台湾人前辈们，在时代的激流中，几乎将所有的精力都消耗在抵抗和幸活的两端。以活出“历史”，实践历史（参照第四章）为生活哲学，在时代的激流中撑船及稳住自我定位已是很不容易的。看到魏火曜的结婚纪念照片，感触尤深。1934 年4 月，魏与台湾屈指可数的富豪、基隆颜家的掌上明珠结婚。夫人是在日本女子大学专攻“国文学”（日本文学）的才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