镰刀与城市:以上海为例的死亡社会史研究

前言 本书诞生并不在计划中，或者说，它是一个意外的产物。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把注意力放在死亡研究这样一个选题上。就像我许多同仁那样，我可以追溯一些指引我选择各种历史问题进行研究并*终将其成书的潜在力量，即便这些选择既不是有意为之也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我对于战争的研究和我的家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中的经历背景产生了共鸣。对于妓女、难民、贫民窟居民和其他一些社会上的无名之辈的研究，则很可能和我成长在由辛勤工作的体力劳动者所组成的多文化环境有关。这本书献给那些哺育我成人的长辈们，但和任何人的经历无关。 起初，我涉入上海的死亡研究是和叶文心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及和一系列我在2003年起开始组织的历史工作坊和视觉史料有关。在2004年东京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我们将“身体”作为工作坊的主题。由于当时我的研究主题集中于二战时的上海，士兵遗体的视觉呈现提供了一个研究的潜在路径。我对出于宣传需要而特制的、那些军事行动中的士兵形象并无兴趣，我的研究焦点是遭受苦难的身体、战争给人所带来的痛楚和伤痕、战斗中的死亡以及战争记忆。我对档案馆的**次“扫荡”，除了1937年大屠杀的巨大伤亡资料之外，只找到了很少的军事死亡资料，这让我非常沮丧和惊奇。除了医院所记载的伤兵名单和冷冰冰的数值记录之外，对于牺牲的中国士兵并无其他记录。*终，在几年之后，我尝试对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一些伤亡材料进行了发掘。 对于档案的探索和发掘带来了非比寻常的收获，打开了上海战时死亡诸多问题的窗户，这*终催生了那些关于上海死亡方面更大范围的问题。死亡问题在近代上海和其他中国城市中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但在过去20年浩如烟海的历史学研究中，这个题目几乎是消失的。尽管城市史研究越来越犀利地聚焦于城市一系列的日常生活，尤其是特定人群和文化发展领域，但死亡在研究中很少被提及。在早期的历史研究中，死亡与政治暴力、镇压以及就地处决（比如1927年的“四一二”事件）相联系，但是这些都是集中和匿名的死亡。在死亡的另一端，尤其是在革命和战争时期，死神的镰刀收割着个体生命。从1911年前的清政府官员到民国时期的宋教仁，再到史量才，政治暗杀达到了顶点，这些国民党人、通敌者和日本特务机关里的野蛮杀手在中日战争初期胡作非为。但是这仍属于政治暴力的范畴。 我们能从中国城市或者像上海这样一个大都会的日常死亡中得到什么？事实上，就像本书后文会讨论的那般，答案非常简短。鉴于中国城市中死亡数据的重要性以及在公共空间中显而易见的存在——如葬礼、棺材在街上的运输或者露尸，我认为用大众或者街头文化的方式来做这个研究应该可行。即便在卫生和公共健康领域的研究中，死亡只是和（有时也不都是这样）卫生情况、传染病或者公共卫生政策相联系。 有关中国死亡的学术性研究通常属于人类学的范畴。将死亡置于近代中国社会史之中的*严肃的尝试是由华琛（James Watson）和罗友枝（Evelyn Rawski）于1985年所编写的《晚清和近代中国的葬俗》（Death Ritual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然而大体上说，这本书将注意力放在了中国的乡村社会。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关于近代北京的研究提供了将死亡置于城市进行考察的惊鸿一瞥，但是由于研究的时间跨度太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原本的研究目的。在中国学术界，除了一些论文之外，死亡在历史研究中几乎是彻底缺失的。所有现存的相关研究——大部分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主要集中于丧葬史以及清朝以降的丧葬习俗、葬礼和坟墓。对近代以来的丧葬研究非常少，而且仅限于哲学范畴。这些研究的地理范围覆盖全国，其中有三个研究更关注江苏浙江、四川和长江下游地区。城市则从来不在死亡研究的相关范围内。 为了理解中国的死亡，*经典的学术成果是高延（de Groot）和卢公明（Doolittle）关于19世纪福建的研究。这些非凡论著，尤其是高延的研究，极其翔实。不过他们的研究聚焦在泉州地区精英的葬礼和下葬仪式，并没有告诉我们城市在19世纪中叶的发展之后是如何处理死亡问题的。直到顾德曼（Bryna Goodman）和罗威廉（Willian Rowe）分别对上海和汉口的同乡会进行研究之后，如何管理城市中的死亡问题，才有了些许眉目。他们*卓越的贡献是让我们知道了晚清和民国时期城市中死亡的不同方面。有关上海社区网络在管理死亡问题中所扮演的角色，日本历史学家帆刈浩之（Hiroyuki Hokari）做过有见地的研究。这个简短的回顾表明，对近代上海死亡问题的历史研究几乎无异于白手起家，欧洲史在这方面则有非常丰富多样的研究成果。 在欧洲，死亡史是和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普·阿利埃斯（Philippe Ariès）的研究成果联系在一起的。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西方文化中的死亡，他的研究不仅对这个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还形塑了这个学术领域。但是历史学家对死亡产生兴趣要比阿利埃斯的研究早了20年，自20世纪60年代始，相关成果主要以书本和论文的形式面世。这些研究成果融入了“思想史”范畴下的更宏大的历史研究趋势。19即便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对死亡史有了新的发掘，但“死亡史”这种表达方式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逐渐消失。我自己的特殊兴趣是都市背景下的死亡及死尸，尽管前现代阶段的城市可能在我的研究中占了更多比重。21英国历史学家们对从历史的角度研究死亡有卓越的贡献。总的来说，维多利亚时代吸引了绝大多数历史研究者的目光。通过使用常规的历史材料以及私人文件，英国历史学家们审视了城市中死亡空间的变化（尤其是从教堂墓地到现代墓地，再到火葬的变化）、、死亡的经济学意义（特别是死尸的商品化进程）、、通过研究私人领域的丧恸和哀悼来揭示个人的情感领域。这些成果促使了我将死亡的经验置于中国的文化框架以及上海的都市背景之下。在这座城市里，外国人和中国人都介入重新定义处理死者的规范和习俗的过程。 在19世纪中叶开埠之前，上海一直是长江中下游一个次要的城市，但是对于一些重要的货物来说，比如棉花，上海作为一个商业港口已经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自宋朝始，上海就设有海关，城市因贸易而兴，吸引了来自中国各地数量众多的旅居者。18世纪时，这些群体已经组建了同乡组织——会馆和公所，这些组织在管理同乡群体、规范经济活动、维系群体内部以及他们与出生地之间紧密联系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随着19世纪40年代外国租界的建立，城市的社会结构和空间布局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商业的发展，然后是工业的发展，吸引了成百上千的人来上海寻找工作和商业良机，旅居者群体呈现数量膨胀并多样化的现象，使上海成了一座庞大的移民城市。而另一些移民——西方人、日本人、印度人等——把上海变成了一座复杂的国际化大都市。对于死亡，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信仰和一整套习俗。 上海*早以老城及其沿黄浦江的商业区和港区为中心，在两个小的外国地界——英租界和法租界——成为城市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中心之后，上海的城市空间和行政格局便发生了转换。到了19—20世纪之交的时候，城市发展的重心偏向于外国人政治控制的区域，即上海工部局治理的公共租界和上海公董局管辖的法租界，以及行政中心在老城并包含新城区闸北的华界（闸北坐落于苏州河北岸并向北延展）（详见地图1.1，见后文）。上海的发展以三分天下的格局展开，在同一块城市范围内有三个自治的地域，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市政机构、法律规定和行政传统。国家的力量在这座城市中很弱。大多数市政管理的事务，三个行政区域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形式的合作。死亡恰恰就是一个灰色的区域，主要靠家庭成员和同乡会来解决，仅有的数据记录显示，他们直到1937年中日战事全面爆发才不再直接介入该事项的处理。 上海的独特性能不能使其死亡社会史与其他中国城市有所不同？**，我认为在如此多元的城市旅居者群体所构成的社会景观之下，*强势的是江南地区的文化，有大量旅居者从江南地区来到上海。和其他商业或者政治中心如汉口、南京和北京相比，上海的中国人群体中显著的多样化并无太大区别。第二，外国势力的存在也在都市的构造上又增加了一层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宗教活动。尽管这些活动确实影响了城市的死亡管理，但推动变化的主要因素是“前进”中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就像在其他中国城市中所发生的那样。在死亡的领域内，法律法规、仪式呈现和殡葬习俗的发展在尊重既有价值观以及城市化和现代化转型力量之间砥砺前行。 在上海及中国南部的城市里，对于死者的照顾是家庭成员以及同乡会馆或者慈善机构的责任。虽然宗教会介入仪式的操办中，但宗教机构实际上并不在死亡管理中扮演任何角色，中国政府也如此，直到1927年国民党政府的成立。所有中国人*关心的事情是寻求一处体面的下葬之地，一处个人专属的、单独的或者家族共有的安葬之所。像义冢那样将遗体埋在一起，或者像“地上棺”那样将遗体随地处置的做法，会对社会规范造成挑战，而且也被认为会对生者造成潜在的破坏性影响。不体面的葬礼不仅被认为是危险的——会有死不瞑目的游荡恶魂，也被认为是社会秩序缺失的信号，而这是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的。*终，旅居者对叶落归根的*高诉求产生了一种文化。和西方不同的是，中国人将出生地视为一个神圣的地方，并定义和塑造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精心构建的系统和因殡葬所带来的经济活动。 整个民国时期的上海，就像一个巨大的葬礼，吞噬着成千上万的生命，即便在和平时期亦是如此。上海和前现代的法国城市或者**次工业革命期间的英国城市（尤其是伦敦）并无区别，它榨干了农村的人口以维持城市的生命线。29但在20世纪之前，欧洲城市的死亡率已经急剧下降，但在上海，不断拥入的移民不仅仅给这座城市提供了维系工业和商业发展所需的关键人力资源，而且还填补了因持续大量死亡所带来的劳动力缺口。无亲无故或者亲属无法接济的穷人死在或被扔在街头、人行道上、广场上、市场里、后巷中，事实上，任何地方皆有可能。露尸成为对社会秩序的一种危害和对公共卫生安全的一种隐患。在上海，照顾穷人和赤贫人群、活人和死人，成为慈善社团*主要的工作。 在研究上海死亡史的过程中，我的兴趣主要在大都市背景下的死亡形式和表达，大众与死亡有关的行为和信仰是如何经由时光演变的，以及从晚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0年之间管理死亡的模式。尽管信仰和习俗可以慢慢变化，但不同的因素和事件会促使对新殡葬习俗的逐步适应和*终接受。战争就是这样一种事物，它能创造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下，社会会松动对约定俗成的仪式的控制。国家力量是另一股推动变革的主要力量，特别是行政机构部门和政权试图通过介绍或者强推其政策和规定，使社会发生重要的调整和转变。外国租界试图推行改善公共卫生问题的法律规定，而国民党和共产党政权则致力于更激进地规范和转换几乎一整个和处理死者有关的殡葬习俗和信仰的体系。从晚清时期的放任不管，到新中国政权下的法律规定，死尸成为一个关注的焦点，也成为国家和社会间一种张力的来源。 本研究的范围是由史料和所选择的叙述对象而决定的。从城市开埠进行对外贸易的19世纪开始进行考察，1865年是一个标志性的时间点，租界开始进行5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作为一名历史学家，除了社会规范、传统惯例和法律规定之外，我也关心人口，对人口的统计将提供一个研究人口中死亡情况的必要基础。本研究的时间下限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在上海，档案材料开放的年限只到1965—1966年，对依靠一手材料所做的研究而言，这个时间门槛并不低，所能提供的材料很有限。此外，十年特殊时期将先前和死亡有关的殡葬习俗几乎全部抹去，那些仍然维持这些做法的建筑也被破坏。也就是在此期间，火葬*终成为处理遗体的标准做法。 这部书中有部分档案来源是欧洲和美国的图书馆及档案馆，但是大部分资料都收集于上海档案馆。“死亡的档案”既丰富又粗略。其中有一大部分资料是从上海的两个租界档案中获得的，并不是有意为之，这反映了档案的情况。“死亡管理”在1927年之后的民国政府心目中，直到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都不处于优先的位置，而晚清的档案或那些善会的档案则大部分无迹可寻。死亡档案的残缺也有其他原因。市政当局在基础设施（比如墓地）的日常管理方面产生了数量可观的档案，但是大部分档案和干涉或管理城市中那些与死亡有关的各式机构没有关系。报纸是补充档案材料的主要材料来源，给本研究注入了更具体的张力感并唤起社会关注。 *后，本研究广泛收集和使用视觉材料，在研究中偏向于使用和战争有关的图片。就像华如璧（Ruby Watson）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流行宗教并不怎么重视灵魂的救赎”，而这恰是基督教所重视的。从中世纪欧洲开始，丰富的视觉形象向信教者所展现的不仅仅是基督之死，而是死亡的系列呈现：“视觉文化向人们展示了他们日常生活中的死亡。”但在中国却不是这样，恰恰相反，死亡被认为拥有一种无处不在的负面影响，而且应该眼不见为净。死亡仅有的视觉呈现是死者的肖像画，后来被照片所代替。中国画家不会画任何类似于表现死亡或者表示死亡存在的内容，而这在欧洲画中是常见的。即便是在20世纪，照片也不会拍摄遗体或者死者的棺材。但总的来说，照相机记录了殡葬习俗的方方面面以及葬礼空间，这有时能帮助填补文字档案的空白。颇为重要的是，试图从涉及死亡、捎带提及一个角色去世的文字文本中来辨析死亡是无法提供任何确凿证据的。中国文化将死亡围上了一堵厚厚的无声之墙。 我开始这项研究时的雄心，是为了探索那些历史中死者的心性，期望能书写一部社会文化史，既包含和尸体有关的行为和规定，又包含和死亡、悲伤、哀悼有关的个人情感。但是私人领域的情感研究并不在我的研究范围里。我可以通过研究人们是如何对特定环境作出反应，尤其是当官方的规定与他们的信仰相冲突的时候，来感知人们对死亡的情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这本书试图通过研究死亡中一些既定方面的系列小问题，来叙述19—20世纪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中的死亡社会史。大部分情况下，研究的焦点将集中在正常死亡上，意外死亡或者因战火、谋杀以及自杀所造成的血腥死亡不在研究的范围之列。谋杀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研究主题，即便上海远不是流行故事中所描述那样的“谋杀之地”，而且有时候历史学家也免不了去想象一些事情，但上海的确有杀人犯，在档案中也有很多谋杀的案例，能把历史学家带回到谋杀现场。自杀是一个被写过很多次的题目，尤其是女性的自杀。除了侯艳兴的研究之外，还有顾德曼从另一个角度来研究的作品，但是大部分的研究都仅集中于对数据的分析，而少有对档案馆中待历史学家发掘的众多个人案例进行深入研究的尝试。上海的死亡研究和死亡文化研究，以及中国其他城市的类似研究，仍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