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背景下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研究

**章近代中国留日学生东渡及其革命活动 甲午战败之后，近代中国有志于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先进分子便把通过明治维新而走上强国之路的日本作为了学习的对象。而中国留日学生到达日本留学之后，一方面有感于日本通过变法维新所取得的社会进步，一方面有感于清政府的腐朽无能而导致的中国社会落后，遂逐渐萌生了革命思想，并进行了一系列的革命实践活动。 本章主要选取清末留日政策演变、1902年中国留日学生成城入学风波、1903年中国留日学生拒俄运动、1905年中国留日学生风潮等为研究视角，共分四节对近代中国留日学生东渡及其革命活动进行梳理和探讨。 **节，主要对清末留日政策的演变进行全面梳理和系统研究。清末留日政策的演变主要经历了基于救亡讨论而确立留日政策、清末新政初期对赴日留学的倡导与鼓励、清末新政后期对赴日留学多所约束与限制等三个明显的阶段。 第二节，主要对1902年中国留日学生成城入学风波进行考证、梳理和分析。1902年吴稚晖、孙揆均因9名自费生进入成城学校被拒与清廷驻日公使蔡钧冲突而被遣送回国。事后广大留日学生及中日报刊纷纷批评蔡钧，形成抗议浪潮。1902年中国留日学生成城入学风波产生了一系列积极影响。 第三节，主要对1903年中国留日学生拒俄运动做出考证、梳理和分析。拒俄运动（1901—1905）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意识付诸实践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其间除了国内的斗争情况外，中国留日学生在海外的斗争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1903年当国内拒俄运动的声浪波及日本后，留日学生也积极投身其中。经过拒俄运动的洗礼，留日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大都走上了革命道路。 第四节，主要对1905年中国留日学生风潮进行系统考证和深入论述。1905年，由于中国留日学生基数的猛增大大超出了日本留学教育的接收能力，日本文部省出台限制政策，颁布《收容清国人留学之公私立学校章程》。对此中国留日学生掀起了剧烈的抗议风潮。这不但是中国人留日史上的大事，更是中日两国交流的重大事件。 **节清末留日政策演变 留日学生不仅是中国新旧文化转型的媒介，更是中日两国交流的重要载体。故而，留日学生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史学研究的热点之一。然综观目前既有之研究成果，论者多着眼于留日学生角度，而鲜有考察清政府留学政策前后演变之专论。本节主要对清末留日政策的发展演变进行初步的梳理，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困惑与向往：救亡讨论与留日政策的确立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中国带来了空前辱国的《马关条约》，它不但打碎了洋务运动三十余年的幼稚梦幻，更给坚守传统知识体系的守旧派造成了“一种精神上的打击”，进而“促成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民族认识的亟变”。 在痛定思痛的反思后，国人的思想观念特别是教育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时间朝野上下掀起了一波分析日本成功模式和向日本学习的议论风潮。晚清权臣、洋务派的后期代表人物张之洞认为，日本兴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向国外派遣留学生。他总结，“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榎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之出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鉴于日本留学强国的成功模式，张之洞进而提出了向日本学习的主张，“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赴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岳之说也”，而“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独有偶，时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也有鉴于日本教育兴国的启发，认为中国“学堂宜速设矣，然非多设不足济用。欲多设则二难：经费巨，一也；教员少，二也。求师之难，尤胜于筹费。天下州县皆立学堂，数必逾万，无论大小学断无许多之师，是则惟有赴外国游国游学一法”。 除洋务派官员外，新兴的维新派人士也非常赞同派遣留学生向日本学习的强国模式。著名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认为，“惟日本道近而费省，广历东游，速成尤易，听人士负笈，自往游学，但优其奖导，东游自众，不必多烦官费。但师范及速成之学，今急于须才，则不得已，妙选成学之士，就学于东，则收新学之益，而无异说之害”。同属维新派阵营、后来的“戊戌六君子”之一、时任“山东道监察御史”的杨深秀也说，“我今欲变法而章程未具，诸学无人，虽欲举事，无由措理，非派才俊出洋游学，不足以供变政之用”，“特泰西语言文字不同，成功之期既远，重洋远舟，饮食昂贵，虚靡之费殊多，故郑重兹事，迟迟未举”，“日本变法立学，确有成效，中华欲游学易成，必自日本始”，“政俗文字同则学之易，舟车饮食贱则费无多”。 甲午战争后洋务派官僚和维新派知识分子的共同提倡，使派人留学日本的政策逐渐为清王朝的*高统治者所采纳。1898年8月2日，清光绪皇帝以上谕的形式明确了留学日本的强国模式：“现在讲求新学，风气大开，惟百闻不如一见，自以派人出洋游学为要”，“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诚以路近费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晓”，“且一切西书均经日本择要翻译，刊有定本，何患不事半功倍”。 除了中国为救亡图存派人赴日留学的内部动机外，同时期日本政府“吸引中国留学生”以培植亲日势力的别有用心也在客观上为留日政策的确立提供了外部的推力。时任日本驻华公使的矢野文雄认为，“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才散布于古老帝国，是为今后树立日本势力于东亚大陆的*佳策略”。“其习武备者，日后不久将效仿日本兵制，军用器材必仰赖于日本，清国之军事将成日本化”，“又因培养理科学生之结果，定将对日本发生密切关系，此系扩张日本工商业于中国的阶梯”，“至于专研政法等学生，定以日本为楷模，为中国将来改革的准则”，“果真如此，不仅中国官民信赖日本之情将增加二十倍，且可无限量的扩张势力于大陆”。 清末中日两国政策的前后呼应，“驱使新旧知识分子纷纷肩负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的双重使命踏波东渡”，赴日留学遂成为一时间喧腾全国上下之风气。 二、倡导与鼓励：新政初期留日政策的平稳与积极 继甲午战后朝野上下对于强国模式的讨论和留日政策的确立后，“一批批学生陆续出洋”，同时清政府也逐渐加大了对留学日本的倡导与鼓励。1901年7月，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向出逃在外的慈禧太后上陈《江楚会奏三折》，其中**折即在此前力主坚定留日政策的基础上，加大倡导与鼓励的力度。“此时宜令各省分遣学生出洋游学，文武两途及农工商等专门之学，均须分门任习；但须择其志定文通者乃可派往。学成后，得有凭照回华，加以复试；如学业与凭照相符，即按其等第作为进士、举、贡，以辅各省学堂之不足，*为善策”。除了提倡对官费留学生的奖掖政策外，张、刘二督也没有将自费留日学生排除在外，“拟请明谕各省”，“士人如有自备资斧出洋游学得有优等凭照者，回华后复试相符，亦按其等第作为进士、举、贡”。1901年9月，慈禧太后下旨，一面要求各省督抚加大派遣留学生的力度，一面明谕海外留学生学成之后可以“按其所学，分门考验”，“如果学有成效，即行出具切实考语，咨送外务部覆加考验，据实奏请奖励”；而至于“自备旅资出洋游学者，著各该省督抚咨明该出使大臣随时照料”，“如果学有成得有优等凭照回华，准照派出学生一体考验奖励，候旨分别赏给进士举人各项出身，以备任用而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