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哈林旅行记

萨哈林位于鄂霍次克海中，长近一千俄里，把西伯利亚东岸和阿穆尔河口同大洋隔开。它自北而南呈长形，据一位作者的意见，很像一条鲟鱼。它的地理方位是：从北纬45°54′到54°53′，从东经141°40′到144°53′。萨哈林的北部，永冻地带贯穿全境，就其纬度位置来说相当于梁赞省，而南部则相当于克里米亚。岛长九百俄里，*大宽度为125俄里，*窄处为25俄里，面积比希腊大一倍，比丹麦大一半。 从前，全岛分为北、中、南三个部分，但这种分法实际上很不妥当，现在只分南北两部分。岛屿北部的三分之一，就其气候和土壤条件来说，完全不适于居住，因此往往不计算在内。中部的三分之一叫作北萨哈林；南部的三分之一叫作南萨哈林。南北两部分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分界线。目前，北萨哈林的流放犯居住在杜伊卡河和特姆河流域。杜伊卡河流入鞑靼海峡，特姆河流入鄂霍次克海。从地图上看，这两条河的上游相距甚近。西部沿海，在杜伊卡河口上下不大的地带也有人居住。北萨哈林在行政管理方面划分两个区：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区和特姆区。 我们在迭卡斯特里住了一夜。翌日，即7月10日中午，横越鞑靼海峡，驶向杜伊卡河口的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哨所。当天风平浪静，天空晴朗，这在此地极为少见。平静的海面上，一对对鲸鱼喷着水柱，游来游去。这种壮丽的奇观，一路上很使我们开心。但是我得承认，我的心情并不愉快，距萨哈林越近，情绪越坏。我觉得惴惴不安。那位带兵的军官知道我赴萨哈林的目的以后，很是吃惊，并且让我相信，我没有任何权利接近苦役地和移民区，因为我不在国家机关中任职。诚然，我知道他说的不对，可是听了他的话以后，我不免烦恼起来。我担心人们在萨哈林真的会这样对待我。八点钟以后，抛锚停泊。萨哈林岸上的森林有五处燃着大火。周围一片昏暗，海面弥漫着浓烟。我看不见码头和建筑物，只见哨所里灯影绰绰，其中有两盏发着红光。昏暗的背景上，黑黝黝的山峰，滚滚的浓烟，大火和灯光，构成一幅线条粗糙的恐怖画面，仿佛把人带进神秘世界。左面，燃着奇异莫测的篝火。上空，群山耸立。远处，大火的血红色的火光，从山峰后面高高升起，伸向天际。仿佛整个萨哈林都在燃烧。右面，容基那尔岬像个黑色的庞然大物，突兀海上，状如克里米亚的阿尤—达格岬；岬顶，灯塔熠熠闪亮；岬底，海船和海岸之间的水中耸立着三块尖顶礁石，名之谓“三兄弟”。一切都湮没在烟雾之中，好似在地狱里一般。 一艘小艇向轮船驶来，艇后拖着驳船。这是运送苦役犯，为轮船卸货的。传来了鞑靼口音的说话声和谩骂声。 “别让他们上轮船！”有人在船舷上喊道，“别放他们上来！黑夜里他们会把全船给偷光的！” 机械师发现我对岸上的景象感到不快，便对我说：“亚历山大罗夫斯克这里还不算什么，您瞧瞧杜厄吧！那里，海岸陡峭，峡谷昏黑，裸露着黑色的煤层……阴森森的海岸！我们贝加尔号时常往杜厄运送苦役犯，每次都是二三百人，他们中间有许多人一看到海岸就大哭起来。” “在这里充当苦役犯的不是他们，而是我们，”船长愤愤地说，“如今这里很平静，但是您等着秋天再看吧：狂风，暴雪，寒冷，海浪掀过船舷——真是一言难尽！” 我留在轮船上过夜。清晨，五点左右，一阵吵嚷声把我唤醒：“快点！赶快！小艇*后一次去岸上了！我们马上就要开船啦。”一分钟以后，我已坐在小艇上了。我身边坐着一位年轻的官员，一脸怒气，睡眼惺忪。小艇尖叫一声，载着我们向岸边驶去，后面拖着苦役犯乘坐的驳船。囚犯们工作了一夜，没有睡觉，显然已经精疲力尽。他们一个个无精打采，面孔阴郁，始终沉默不语。他们的脸上挂着水珠。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几个高加索人，面部线条分明，皮帽低低地压在眉毛上。 “让我们认识一下吧，”身边的官员对我说道，“十四等文官Д。” 这是我到萨哈林认识的**个人，他是一位诗人，写有暴露性诗篇《萨哈林诺》，诗的开头是：“告诉我，医生，不是白白地……”后来他常来看我，陪我一道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市内和郊区散步，给我讲述各种奇闻轶事，或者无休无尽地朗读自己的诗作。他在漫长的冬夜里写作自由主义的小说。一遇机会，他总喜欢让人知道他虽是十四等文官，但实际上却身居十等官的要职。一次，有一个女人有事求见他，称呼他Д先生，他大为恼火，气势汹汹地对她喊道：“我不是你的什么Д先生，而是大人！”上岸途中，我向他询问萨哈林的生活情况。他不吉祥地叹息着说道：“有您瞧的！”太阳已经高高升起。昨晚阴森恐怖、昏黑模糊的景象，如今在这朝阳的照耀下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粗犷的容基那尔岬，岬顶的灯塔，“三兄弟”，几十俄里以外从两侧皆可看见的高耸的陡岸，山中轻纱般的云雾，冒着滚滚浓烟的森林大火，这一切在阳光的照耀下和粼粼碧波陪衬下，构成了一幅不算很坏的图画。 这里没有港湾，海岸险要。瑞典轮船阿特兰特号的遭遇令人难忘，这艘船在我来此前不久遇难，如今仍放置在岸上。虽有码头，但只为小艇和驳船而设。码头是一座伸进海里的几俄丈高的框架结构，形如丁字。许多粗大的木桩牢牢地埋进海底，形成一个方框，里面填满石头，上面铺着木板，板上沿着整个码头敷设着推车轨道。在丁字横杠的一端，有一所漂亮的小房。这是码头管理处。旁边竖着一根高高的黑色旗杆。整个设施虽很讲究，但是并不坚固耐久。据说，遇有狂风暴雨，海浪会拍到小房的窗户上，甚至飞溅到旗杆横桁上，整个码头都会随着颤动。 码头附近的岸上，有五六十名苦役犯，可能由于无事可做，在东游西逛。有的穿着囚衣，有的穿着短袄或者灰色粗呢上衣。我一出现，这五六十人一齐把帽子摘下。迄今为止，恐怕没有一个文学家获得过这样的荣誉。岸上停着一辆无弹簧的带篷马车。苦役犯把我的行李搬进马车。有一个人蓄着黑胡子，衬衣从上衣下面露出，坐到御座上去。我们要上路了。 “您到哪里去，大人？”他转过身来，脱掉帽子，问道。 我问他此地是否有出租的房子，哪怕一个房间也行。 “正是这样，大人，能租到。” 从码头到亚历山大罗夫斯克有两俄里的路程，筑有上好的公路。路面平坦整洁，两侧有排水沟和路灯。同西伯利亚的道路相比，这简直是无法形容的豪华。和公路并行有一条敷设铁轨的道路，但是，沿路的自然景象非常贫乏。杜伊卡河流经亚历山大罗夫斯克谷地，周围群山环抱。山上，烧焦了的树桩，或被风吹得干裂的落叶松树干，直挺挺地耸立着，好像豪猪身上的针毛。山下河谷里遍地是草墩和酸性禾草，证明不久前这里还是无法通行的沼泽。新挖的排水沟的土层横断面，暴露出土质的贫瘠。火灾过后的沼泽土壤，上面覆盖着薄薄一层黑土。既没有松树，也没有橡树和枫树，只有一种落叶松，长相枯萎、单薄，仿佛被啃过一般。在这里不像我们俄国，落叶松不是森林和公园的点缀，而是沼泽土质贫瘠和气候恶劣的证明。 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哨所，或简称亚历山大罗夫斯克，是一座很美观的西伯利亚型小镇，有三千居民。城中没有一所石头建筑，教堂、房舍乃至人行道，全是用木材，主要用落叶松建成。这里是萨哈林文明的中心，岛区长官的驻节地设在这里。监狱坐落在主要街道附近，外表上跟兵营相差无几。因此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并不像我原来想的那样，完全不带阴森恐怖的囚堡色彩。 马车夫送我到了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城郊屯。我们来到流放犯出身的农民П的家里。我看了住房。小小的庭院，按照西伯利亚的方式铺着原木，四周围着栅栏。房子里有五间宽敞整洁的住屋，一间厨房，但是没有任何家具。女房东是个年轻的女人。她搬来一张桌子，五分钟后又拿来一个方凳。 “房费，包括烧柴在内，22卢布，不带烧柴，15卢布。” 她说。 一个小时以后，她端着茶炊走了进来，唉声叹气地说：“您算是到了个倒霉的地方啦！” 她是当姑娘的时候跟随母亲到这里寻找父亲的。父亲是个苦役犯，直到现在还没有服满刑期。现在她嫁给了一个流放犯出身的农民。丈夫是个阴郁的老头，我在院子里曾见过一面。他得了什么病，躺在凉棚下呻吟着。 “我想，我们唐波夫省现在正割麦子，”女房东说，“可是在这里，就连瞧一眼也休想。” 的确没有什么值得看的，从窗里往外望去，只见有几垄洋白菜苗，旁边有几条很不像样子的排水沟，远处耸立着干枯的落叶松。男主人手按着腰，哼哼唧唧地走进屋里，对我抱怨起来，诉说着欠收的年景，寒冷的气候，贫瘠的土地。他顺利地服满了苦役和流放期，现在有两所房子，养着牛马，雇有不少帮工，自己什么活都不干，讨了个年纪轻轻的老婆。而主要的是他早就取得了移居到大陆上去的权利，可是他仍然牢骚满腹。 中午，我到城郊屯散步。屯边有一幢很漂亮的带凉台的小房，门上钉着一块小铜牌。院子里住房旁边是一爿商店。我走进去，想买些吃的东西。“商行”和“贸易委托栈”——在我保存的印刷的和手抄的价格表中，这家小小的商店叫这个字号——的主人是流放犯Л。Л从前是近卫军军官，十二年前由彼得堡地方法院判为凶杀罪犯。他已经服满苦役，现在经商，同时还承办旅行和其他各种委托事宜，为此而领取看守长一级的薪俸。他的妻子是自由民，出身于贵族。现在监狱医院里当医助。店里出售肩章上用的金星、土耳其糖果、截锯、镰刀以及“女帽，夏用凉帽，式样时兴，美观大方，每顶价格从4卢布50戈比到12卢布不等”。我正在和店员谈话的时候，店主走了进来。他穿着丝绸的常礼服，系着一条花领带。我们彼此认识了。 “您肯赏光在寒舍进午餐吗？”他邀请我说。 我同意了。我们一起向他的住宅走去。他的家里陈设舒适。一色的维也纳家具，摆着鲜花，还有一架美国八音琴和一把安乐椅。Л每天午饭后都要坐在这把椅子上晃动着身子，闭目养神。除了女主人外，我在餐厅里还遇见四位客人，他们都是官员。其中一位老头没蓄须，两腮留着银白连鬓胡子，脸相很像剧作家易卜生。原来他是本地医院的医生。另一位也是老头，自我介绍说是奥伦堡哥萨克军的校官。这位军官一开始说话，就给我这样的印象：他为人善良，是位热诚的爱国者。他温顺，敦厚，老成持重，但是一旦谈起政治来，就完全不能控制自己了。他怀着真诚的情感讲起俄国的强大，轻蔑地谈论德国人和英国人，尽管他有生以来从没见过他们。据说，经海路来萨哈林的途中，他在新加坡想给太太买一条丝绸头巾。可是这要求他把俄国钞票兑换成美元，据说他对此大为光火，说道：“怎么！我得把我们的宝钞兑换成什么埃塞俄比亚的纸票子！”头巾也就没有买成。 午餐有苏波汤、炸子鸡和冰激凌，还有葡萄酒。 “此地大约何时落*后一场雪？”我问道。 “5月份。”Л回答说。 “不对，是6月份。”很像易卜生的那位医生说。 “我认识一个移民，”Л说，“他种的加里福尼亚品种的小麦，收成是种子的二十一二倍。” 但又遭到医生的反驳： “不对。您的萨哈林什么都不收。可恶的土地。” “对不起，”一位官员说，“1882年小麦收成是种子的四十倍，我很清楚这一点。” “您不要相信，”医生对我说，“他们这是给您灌迷魂药呢。” 进餐时有人讲了一个故事，说俄国人占领萨哈林岛以后，开始欺侮基里亚克人，于是有一个基里亚克萨满便诅咒萨哈林，预言以后从岛上不会得到任何好处。 “果然如此。”医生叹息道。 午餐后，Л演奏八音琴，医生邀我到他家去住。 当天傍晚，我就住进了主要大街上的一所房子里。这儿离公署非常近。从这天晚上起我开始洞悉萨哈林的秘密。医生告诉我说，在我来这里前不久，他在海滨码头上给牲口做防疫检查，同岛区长官发生过一场严重的龃龉，结果将军甚至抽了他一棍子；第二天宣布准予他呈请辞职，尽管他本人并没有提出辞呈。医生拿出一捆文件给我看，说是他为了维护公理和出于对人类的爱而写的。这是一些呈子、状子、报告……和告密书等等的抄件。 “您住在我家，将军会不高兴的。”医生意味深长地眨了一下眼睛，说道。 翌日，我拜会了岛区长官科诺诺维奇。将军不顾劳累和公务繁忙，盛情款待了我，并且同我进行了一小时左右的谈话。他很有教养，知识渊博，此外，还具有丰富的实际经验，来萨哈林任职之前，曾主管卡拉岛苦役地长达十八年之久。他谈吐高雅，文笔优美，给人的印象是一位诚挚的、充满人道精神的人。我不会忘记同他谈话给我带来的快乐。他不断表示厌恶体罚，这在开始时听起来多么令人愉快。肯南曾在他那本著名的书中对岛区长官敬佩不已。 将军得知我打算在萨哈林逗留数月，警告我说，这里生活艰难而枯燥。 “苦役犯、移民和官员，所有的人都想逃出这里，”他说，“我还不想逃，但我由于用脑过度，已感疲倦。这里要求大量脑力劳动，主要因为事务零乱纷繁。” 他答应给我全力支持，但要求我等待一些时候，因为萨哈林正在准备迎接督军，所有的人都在忙着。 “我很高兴您住在我们医生家里，”他在分手时说，“您将会知道我们的缺点。” 督军莅临之前，我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一直住在医生家里。生活很不一般。每当我早晨醒来，各种各样的声音都会提示我身在何处。窗户敞开着，一队戴着镣铐的囚犯在街上不慌不忙地从窗前走过，发出均匀的金属碰撞声。寓所对面的兵营里，为了迎接督军，士兵军乐手在演习进行曲，横笛吹一个调，低音长号奏另一个曲，竖笛响的是第三种腔，真是九腔十八调，一片嘈杂。而我们屋子里养的金丝鸟则啼鸣不已。我的房东医生在屋子里不停地来回走动，边走边翻阅法律大全，喃喃自语地说： “如果根据某条某款，我向某处提出呈请……”诸如此类等等。 要么他就坐下来，同儿子一道起草诉讼状。到街上去走走吧，外面又十分炎热。听说出现了旱灾。军官们穿上了白色军服。这并非每年夏季都是如此。街上的景象比县城要繁华得多。这是很容易解释的，因为正在准备迎接边疆区长官，而主要的原因是这里的居民成年人占绝大多数，他们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户外活动。这里在一块不大的地面上，聚集着一个千人的监狱和一所五百人的兵营。杜伊卡河上正在紧张地架桥，街道上竖起几座牌楼，家家户户都在打扫和粉刷房屋，士兵在操练步伐。两匹马的和三匹马的马车，挂着串铃，在街上驰骋，这是为督军预备的马车。真像过节一样，一片繁忙景象。 马路上，一群土著居民基里亚克人向警察局走去，几条驯良的萨哈林看家狗向他们狂吠。这些狗不知为什么只向基里亚克人吠叫。又有一伙人走过来，是戴着镣铐的苦役犯，有的戴着帽子，有的光着头，拉着沉重的装满沙子的平板车，锁链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几个孩子紧紧跟在车子后面。两侧是看押的士兵，他们满脸流汗，皮肤热得通红，肩上扛着步枪，有气无力地走着。苦役犯把沙子撒在将军官邸前的广场上，然后原路返回，镣铐声不绝于耳。一个苦役犯穿着印有红方标记的囚服，挨门串户地叫卖覆盆子浆果。当你走在街上时，坐着的人都会站起来，所有遇到的人都会脱下帽子。 苦役犯和流放移民，除了少数例外，一般都可以在街上自由行走，不戴镣铐，没有人看押，因此你每走一步都会遇到成群结伙的和单个苦役犯。在农户的庭院里和屋子里也有这种人，他们充当车夫、看门人、厨师、厨娘和保姆。这种亲密的关系，起初使人很不习惯，感到困惑不解，不知所措。你从一处建筑工地附近经过，会看见几个苦役犯手里拿着斧头、锯子和锤子。这时你不禁会想，他这么一抡，你就得七魂出窍！或者你到一个熟人家去，偏巧他不在家，你坐下来给他写个便条，可是这时你的背后站着一个苦役犯——他的仆人在等待着你，手里拿着一把刀，他刚才在厨房里用这把刀在削马铃薯。或者，清晨四点来钟，你被一种沙沙的声响惊醒，睁眼一看，只见一个苦役犯踮着脚尖，屏住呼吸，悄悄向你走来。怎么回事？这是要干什么？ “擦擦皮鞋，大人！”我很快就看惯了这些，并且习以为常了。这里的太太们毫不介意地放孩子们随着充当保姆的无期苦役犯出去散步。 一位记者写道，他起初甚至对每一墩矮树丛都感到害怕，在路上遇见一个囚犯，就得赶紧去摸摸大衣里面的手枪；后来他放心了，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般说来，苦役犯们是群羔羊，懦怯，懒惰，半饥半饱，只会向人讨好。”认为俄国囚犯只是由于懦怯和懒惰，才不杀害和抢劫路人，这未免把人类想得太坏了，或者说是不了解人。 阿穆尔督军考尔夫男爵乘海龙号兵船，于7月19日抵达萨哈林。在岛区长官官邸和教堂中间的广场上，他受到仪仗队、全体官员以及移民和苦役犯的隆重欢迎。演奏了我方才提到的那首乐曲。一位仪表非凡的老人端着本地制造的银盘，向他敬献了面包和盐。这位老人姓波焦姆金，从前是个苦役犯，后来在萨哈林发了家。我的房东医生也在场，他身穿黑色礼服，头戴无檐帽，手里拿着一份呈请书。我**次见到萨哈林的民众，他们那种悲惨的特点并没有掩过我的眼睛：人群中有壮年男女，也有老人和孩子，但是唯独没有青少年，好像从十三到二十岁的年龄在萨哈林就根本不存在似的。我情不自禁地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这是否意味着青年人稍一长成，只要一有可能，便都离岛他去了呢？ 督军在到达的第二天，便开始视察监狱和移民区。移民们焦急地等待着他。所到之处，移民们都向他递交请求书或者口头提出请求。大家讲话时，有的是为自己，有的代表全屯。讲演的艺术在萨哈林甚为高超，因为任何事情，离开讲演就办不成。在杰尔宾斯科耶屯，移民马斯洛夫在讲演中数次将官长叫作“*仁慈的统治者”。遗憾的是，求见考尔夫男爵的人请求的事情，远远不都是真正需要的。这里跟在俄国类似的情况下一样，也表现出农民那种令人沮丧的愚昧无知：人们请求的不是兴办学校，不是公正的执行法律，不是做工赚钱之类的大事，而是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有人申请官府救济，有人请求准立子嗣，总之一句话，提出的请求都是地方当局可以满足的。考尔夫对待他们的请求非常关注和热心。他深深地为他们的不幸境遇所感动，许下诺言，激发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在阿尔科沃屯，副典狱长报告说：“阿尔科沃一切顺利。”男爵听了之后，指着秋播和春播小麦对他说：“一切顺利，只有一点除外，就是阿尔科沃没有粮食吃。”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监狱，在他莅临之际，给犯人吃了鲜肉，甚至还有鲜鹿肉；他巡视了所有的囚室，接受了请求书，下令除掉许多犯人的镣铐。 7月22日这天是法定的节日。祈祷和阅兵完毕之后，一个巡丁跑来报告说，督军大人要接见我。我去了。考尔夫十分亲切地接待了我，同我进行了半个小时的谈话。我们谈话时科诺诺维奇将军也在座。当时向我提出一个问题：我是否负有官方使命？我回答说没有。 “*低限度您是接受某个学术团体或者报纸的委托吧？”男爵问道。 我的衣袋里本来是有记者证的，但是我不打算在报纸上刊登关于萨哈林的文章，因此不想把那些完全信任我的人引入五里雾中。我回答说：“没有。” 男爵说道：“我允许您自由出入任何地方，会见任何人。我们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您在这里可以考察一切，将发给您自由出入所有监狱和移民屯的通行证，您可以利用您需要的文件。一句话，所有的地方都为您敞开大门。只有一点我不能允许您做，就是不准同政治犯有任何交往，因为我没有任何权力允许您这样做。” 告辞时男爵说： “明天我们再谈谈。请您带着纸来。 这天，我出席了岛区长官宅邸举行的欢迎宴会。我在这里几乎认识了萨哈林所有的政界人士。宴会进行时，演奏了乐曲，发表了演说。考尔夫为答谢对他的祝酒，发表了简短的演说。我现在还记得他的一些话。他说：“我坚信，萨哈林‘不幸者’的生活，比在俄国乃至欧洲某些地方都更轻松。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因为善良之路是无穷尽的。”五年前他来过萨哈林一次，现在他认为这里进步显著，超过了预期水平。他的褒扬之词，同人们看到的饥饿、女流放犯普遍卖淫、残酷的肉刑等现象无法调和。但是听众应该相信他的话，因为现在同五年前相比，似乎可以说，黄金时代开始了。 晚上是灯会。街道被小油灯和五色花火照得通明。士兵、移民和苦役犯成群结队，一直游逛到深夜。监狱门大开。杜伊卡河一向破败，肮脏不堪，河岸光秃秃，如今两岸都装点得格外美丽，蔚为壮观。但是这很可笑，就像给厨娘的女儿穿上小姐的礼服一样。将军的花园里奏着音乐，歌手们唱着歌。还鸣了礼炮，有一门大炮还爆炸了。尽管如此热闹，街上仍觉烦闷无聊。既没有歌声，也没有手风琴声，连一个醉汉也没有。人们像幽灵一样游荡着，像幽灵一样缄默不语。苦役地尽管被花火照得五彩缤纷，但仍然还是苦役地。远处传来悦耳的乐曲声，但是永远回不了祖国的人听到这乐曲，只能产生绝望的哀愁。 我带着白纸去见督军。他向我阐述了对萨哈林苦役地和殖民区的看法，让我把他讲的都记录下来。当然，我很愿意完成这项任务。他建议我给记录下来的东西冠以这样一个标题：《不幸者的生活记述》。从我们*后一次谈话和我在他口述下记录下来的东西中，我得到一个信念，坚信他是一位宽厚、高尚的人，但是他对“不幸者的生活”了解的程度并不像他自己认为的那样。请看《记述》中的一段话：“任何人都没有被剥夺获取完全平等的希望。不存在终身惩罚。无期苦役不超过二十年。苦役劳作并不沉重。如果说沉重，那只表现在强制性劳动不给劳动者本人提供私利，而不表现在体力强度上。不披枷戴镣，不用人看守，不给剃光头。” 天气一直很好，晴朗，清新，很像我们俄国那里的秋天。黄昏尤为美妙。我永远不能忘怀那西方火红的晚霞，深蓝的大海和从山后冉冉升起的皎洁的明月。每当这样的黄昏，我都喜欢在哨所和新米哈伊洛夫斯科耶屯之间的河谷里往来驰骋。这里道路平坦，并排有小平板车轨道和电报线。从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前行，河谷越来越窄，昏暗益形浓重，高大的牛蒡使人觉得很像热带植物。黑黝黝的群山从四面八方向你围过来。远处出现火光，那是燃烧着的煤炭，或森林中的大火。一轮明月，高悬中天。一幅奇幻的画面忽然使我感到恐怖：一个身穿白衣的苦役犯，驾着一辆小平板车，不断地用木杆撑地，沿着铁轨向我迎面奔来。我不禁打了一个寒噤！ “该回去了吧？”我问车夫。 苦役犯车夫把马车调转过来，望望四周的群山和火光，说道： “这里真烦闷，大人！咱们俄国比这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