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史(第三册)

　　《罗马史（第三册）/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5》：　　但这种形式上的民权对实际而永久的宪法的冲突，系似是而非的性质。各党派的口号甚嚣尘上，在真正直接的实事上，党派本身却无迹可寻。历整个的罗马纪元第七世纪（即公元前一世纪），每年民社选举市民长官，尤其是选举执政官和监察官，成为当日经常的问题和政治活动的焦点；不过只在单独而罕有的情形下，不同的候选人才代表相反的政治主张；在平时，这纯粹是人的问题，大多数选民归附恺西乌斯氏或科尔涅利乌斯氏，与国事的进行无关。如是，罗马人缺乏那足以抵偿政党生活之害的事一一即民众自由普遍，向所认为正当的目标运动——，他们却专为便利主政派的小小游戏而忍受这一切。罗马贵族以财务官或平民保民官的资格较易进入宦途，可是他要达到执政官和监察官，却非多年大为努力不可。彩头很多，不过真值得一提的却很少；竞赛的人，一位罗马诗人曾说，好比竞走于一条起点很宽而渐渐变狭的跑道上。在长官职是所谓“荣耀”，而长于军事、政治或司法的人共争这难得的桂冠之时，这自属正当；可是现在贵族实际上垄断政界，竞争没有利益，所余的只是竞争的弊害。属于掌权门第的少年人几无例外，都蜂拥着入政界，他们抱着躁进和过早的野心，不久便在谋公众利益的有用行动之外寻得更有效的方法。强有力的瓜葛成为人宦途的首要条件，所以这一途非如往日那样的始于军营，而始于有权人士的前厅。从前只是门客和解放人做的事，即清晨来侍奉主人，随着他出现于公共场所，现在都移到新兴的上流门客。可是民众也是个大主人，因此也要受人尊敬。群众始当作他们的权利来要求：将来的执政官应承认街头每一衣衫褴褛的人为至上人民，加以敬礼，每一候选人在游行（ambitus）中应称姓名招呼每一投票人并同他握手。上流阶级欣然赞成这种屈辱的求官方法。道地的候选人不但在宫中胁肩谄笑，在街头亦然；他们向群众自荐的手段是献殷勤、示宽容和或雅或俗地讲客气。高唱改革和鼓动人民都受到利用，以博得公众的注意和爱护；他们所攻击的愈是个人而非事物，他们便愈收效果。按照习惯，生长名门的无须少年为人政界时显得光彩起见，常以其幼稚口才表现不成熟的情感，重演加图的把戏，以国家的律师自命，如果可能，控诉一个地位很高而很不得民心的人；罗马竞听任刑事审判和政治纠察那些严肃制度成为一种求官的工具。备办壮丽的人民娱乐，而更坏的，先承诺举行这种娱乐，早已成为取得执政官职的先决条件俨然如法定的事；现在选民的票始直接用金钱来收买，595年即前159年前后，发布的对于此事的禁令可以为证。当权的贵族经常献媚于民众以求其爱护，其*恶的结果成为乞求和谄媚的行动与政府对被治者应处的地位不相符合。如是，政府原是人民之福，现在一变而为人民之祸。他们不复敢依需要来支配人民的财产和生命，以谋国家的利益。他们让市民习于一种危险的念头，以为市民依法应免纳直接税，甚至贷款式的直接税——波尔修之战以后，政府不再要求人民贷款。他们宁可让军备衰落而不强迫市民服这可恶的海外兵役；一二长官企图按法律的严格条文实行征兵制度，他们的结果如何，已见上文。　　在本时期，罗马既有一种腐败的寡头政治，又有一种尚未发展而萌芽已遭腐蚀的民主政治，两股祸害交织而成为凶险的定数。两党的名称此时已见于载籍，一个是欲行上流人士所愿的“贵族党”（optimaten），一个是欲行民众所愿的“平民党”（popularen），可是实际说来，那时的罗马既没有真实的贵族，也没有真能自觉的民众。两党所争的都是水月镜花，两党所有的分子都不过是些痴迷者或伪君子。两党均不免腐败，两党实同样空虚。两党当然都不得不拘泥现状，因为任何一方都没有超越现状的政治理想，更无论政治计划，所以两党完全一致，在手段和目的上也步步相同，党派的变迁多系战略的转移而非政治主张的改变。如果贵族政治直接创行一种世袭轮流制以代市民选举，或者民主政治自己产生真正人民领袖的政府，则全国必受其利。但是第七世纪初年的贵族和平民相需甚殷，彼此不做生死的赌斗，他们不但不能相灭，而且即使可能，他们也必不愿为。同时，在政治和道德上，国家日益解体，渐濒于完全崩溃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