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感与风险决策:基于得失框架的实验研究

**章绪论 **节研究背景 生活中充满了选择，我们总是在做决定。决策行为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从个体的择校择业、婚恋嫁娶，组织的战略定位、技术创新，到社会的政策制定、发展方向，各种判断和选择渗透在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 在学术研究领域，“人类如何进行决策”已经成为近几十年来经济学、行为科学、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等学科极为关注的重大科学问题。美国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NAS）指出：“没有哪项基础科学能比‘了解人类如何思维、解决问题、做出决定，如何改进我们解决问题和制定政策的能力’更有前景和重要了。”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甚至把决策列为21个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心理学研究领域之一（李纾，2016）。 从历史发展看，中国传统决策思想源远流长，自古就有“龟策”“策问”“决策”等用法。关于决策的思想更是散落在各类经史子集文献中，如《六韬》《三略》《孙子兵法》《韩非子》《三十六计》《史记》《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广博深邃的决策思想可见一斑。这种决策思想对于丰富和发展现代决策理论的内容，为现代决策理论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西方科学理论的发展开启了现代决策理论研究的大门，19世纪博弈论的发展萌发了现代决策理论的研究。20世纪中叶，数学上的重大突破催生了现代效用理论，兴起了对现代决策理论研究的热潮，20世纪六七十年代，认知心理学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现代决策理论研究的大发展。研究者们对人类决策行为开展了内涵丰富、包罗万象的研究。 其中，风险决策是对人类生存和繁衍至关重要的决策行为之一，也是吸引无数经济学家、数学家、心理学家关注和思考，并成为不同学术研究领域共同关注的重要研究内容。人类生活在充满不确定的世界里，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加剧了各种未知、风险和不确定性，如何在不确定的情境中做出科学的判断和理性的决策备受瞩目。2009年《自然》杂志刊登《为未知做好准备》的社论，呼吁科学界要充分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挑战（李纾，2016）。中国的发展也进入了各种风险挑战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各种黑天鹅指出乎意料发生的小概率高风险事件，一旦发生影响足以颠覆以往任何经验，具有不可预测性。和灰犀牛比喻大概率高风险事件，该类事件一般指问题很大、早有预兆，但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从而导致严重后果的问题或事件。事件层出不穷，如何应对风险并有效做出决策是我们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前提。 已有研究基本上形成了两条泾渭分明的研究路线： 一是在运筹学、控制论、信息论等领域，以数学为基本工具，以风险决策技术为重点的定量研究路径；二是在心理学、社会学、组织理论等领域，注重考查风险决策过程中的心理机制和影响因素，关注决策者的个性、动机、情绪等因素对风险决策影响的描述性研究路径（庄锦英，2006）。本研究遵从第二条研究路径，主要关心风险决策背后的心理过程和影响因素。 在心理学研究领域中，已有大量研究探讨了诸如情绪、自尊、风险认知等心理和人格因素对风险决策的影响。权力作为人类社会所有关系的基本动力之一，在它的影响下个体的风险决策行为会有怎样的规律？近几十年来引起了心理学研究者浓厚的兴趣和关注。 从实践来看，“领导就是决策，管理就是沟通”。决策行为是领导活动的核心，也是评价领导效能的关键。在实际工作中，领导者每天需要面对各种复杂多变的决策情境，为组织定夺各种决定，决策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着组织的兴衰成败。研究表明，当一个人居于领导地位，领导者与追随者关系中的内在结构因素——权力差异——能使人在心理功能方面发生变化（Fiske， 1993； Galinsky， Gruenfeld， & Magee， 2000， 2003； Keltner， Gruenfeld， & Anderson， 2003； Kipnis， 1972）。这种变化使得当一个人成为领导者的过程中，在如何看待其工作、自己、他人以及如何行动等方面都会随之而变。可以说，领导者的行为表现不能仅仅归因于其个性或角色要求，还应该归因于权力的体验及其心理效应。古今中外，领导者恃权而为、滥用职权等现象屡屡发生（Kipnis， 1976）。权力感究竟是如何影响领导者的心理活动和决策判断的，吸引学者们深入思考和研究。 20世纪50年代，国外学者开始将权力感引入心理学研究范畴。近20年来，心理学家们不断尝试从多个角度探讨权力感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其中，权力感对风险决策心理影响的研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Fiske， 1993； Guinote， 2007； Keltner et al.， 2003； Magee & Smith， 2013； Maner， Gailliot， Butz， & Peruche， 2007）。以往研究得到了很多不一致的结果，尽管众多研究发现高权力者在风险决策中更偏爱冒险（Anderson & Galinsky， 2006； Galinsky， Gruenfeld， & Magee， 2003； Keltner et al.， 2003），但也有研究发现高权力者在风险决策中更偏爱保守（Tetlock， 2002； Winter & Barenbaum， 1985）。研究者运用不同理论对相关研究现象进行了解释，如权力的接近—抑制理论、情境聚焦理论、社会距离理论等。其中*具代表性的理论即接近—抑制理论，认为高权力往往激活人们的行为接近系统，使其关注奖励，进而引发与奖赏相关的冒险行为；而低权力往往激活人们的行为抑制系统，使其关注威胁，进而引发与惩罚相关的保守行为（Keltner， Gruenfeld & Anderson， 2003）。 事实上，权力感与风险决策的关系，还会受到决策者所处的情境、权力是否稳定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已有研究更多关注权力感高低对风险决策结果的影响，较少关注权力感的其他维度，如动机、稳定性等调节变量对风险决策结果的影响。心理学的相关研究验证了调节变量对权力效应的影响，甚至发现相关研究结果在有调节变量介入后发生反转的现象。已有研究发现，只有当权力是不受监督和极易获取时才会发生自我中心的偏见，而当组织目标、组织文化和领导价值是以大众为中心的时候，自我中心偏见消失，组织和团队会首先受益（Chen， LeeChai， & Bargh， 2001）。Maner和Mead研究发现，不稳定的权力导致高权力者向团队隐瞒有价值的信息，但是当团队处在与外部环境竞争态势时，这些利己主义行为却消失殆尽。由此，Galinsky等人提出，为了更准确地描绘权力效应，今后要加强调节变量对权力效应的研究。因此，本研究将在分析权力感对风险决策影响的基本规律基础上，把权力动机和权力稳定性等因素作为调节变量加入研究设计，更加深入分析权力感对风险决策影响的内在规律和外在的边界条件。 从研究内容来看，已有关于权力感与风险决策的研究多以“得”框架（收益框架）作为决策情境，较少探讨和关注“失”框架（损失框架）下的决策情况。前景理论的提出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视角。Kahneman和Tversky（1979）在前景理论中提出决策情境的变化会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个体的风险偏好，“失”框架（损失框架）中个体会冒险，而在“得”框架（收益框架）中个体行为会倾向保守。也就是说，人们在面临收益框架时，往往会小心翼翼、见好就收；而在面临损失框架时，往往会铤而走险、甘冒风险。得失框架的提出为更加深入而精准地分析权力感与风险决策的关系提供了多元研究视角。 此外，以往关于权力感对风险决策影响的心理机制的探讨，较多从接近—抑制理论为基础的接近行为来解释。作为前景理论的重要理论基石——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为解释权力感对风险决策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前景理论认为，人们把现状设置为参照点，如果可能出现的结果是正向偏离参照点则视为收益，如果负向偏离参照点则视为损失。人们对损失的反应比对收益的反应更敏感，也就是说，相同的损失带来的痛苦程度要大于收益带来的喜悦程度，这种现象被称为“损失厌恶”。本研究将从损失厌恶视角研究权力感影响风险决策偏好背后的心理机制。这对于我们在实际工作情境和生活过程中提高决策质量，合理有效地进行决策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二节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具有一定领导经验的管理者为研究对象，考察得失框架下权力感以及权力动机和权力稳定性对组织情境中风险决策的影响。总的来说，主要期望达到以下具体研究目的： 一、 探讨得失框架下权力感影响风险决策的一般规律 以往相关研究较少区分得失框架，而这恰恰是影响决策效果的关键变量。《孙子·九变》有言： 智者之虑，必杂于厉害。由于损失厌恶的普遍性，目前的研究结果大多数都证实了人们在损失框架下的风险偏好要远远大于收益框架下的风险偏好。但是也有一些研究得出了不一致的结果，谢晓非等（2002）研究曾发现，人们在收益框架中的风险偏好要高于损失框架下的风险偏好，与已有研究结果相左。而且，以往关于得失框架不对称的相关研究结果多是基于自我决策和为他人决策的任务得出的结论，没有涉及介于自我—他人决策中间的决策任务范畴，因此，得失框架的影响同样值得探究。此外，权力高低对得失框架的判断更加加深了研究的不确定性。因为得失框架可以理解为一种主观知觉，它是依据个体的参照点而确定的，当个体的期望低于参照点，处于欲望没有得到满足的状态，就会把情境知觉为“损失”；而当个体的期望超出了参照点，个体的欲望已得到满足，便将情境知觉为“收益”（Tervsky & Kahneman， 1958）。显然，高低权力者的参照点存在差异，这就使得在得失框架下研究权力感对风险决策的影响仍然值得深入探究。 二、 探讨提升权力感与风险决策研究生态效度的途径方法 现实生活中的决策情境几乎全部处于社会背景之中，权力是社会关系变量，是社会情境中的权力，不应该是存在于社会关系之外的独立属性。但是，当前心理学领域关于权力感的研究大多是在尽可能多的剥离社会背景特征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实验设计中运用的风险决策问题往往采用简单的金钱决策方面的问题，对真实情境下的风险决策任务研究较少，使得相关研究结论在社会现实中推广的生态效度受到一定影响。通过加强对群体或组织等社会互动系统中的权力的研究，将有助于人们对权力心理效应的更深认识（Fiske & Berdahl， 2007）。Simon（1990）曾形象地把个人的决策能力和所处的环境比喻为剪刀的两叶刀片，忽视了任何一叶刀片，剪刀都将失去它的价值和作用。同样，失去决策情境的决策研究无法使人们完整地理解决策行为。因此，要准确地预测决策者的风险选择，必须关注决策情境。Hiemer等（2012）在进一步研究建议中也提出要加强对现实世界中的真实情景的决策问题（real world settings）的研究。本研究将运用自编的具有组织情境的决策选题，突破以往以金钱决策和赌博任务为主的实验室研究，更具情境性和社会性。 其次，在实际生活中，领导者的风险决策多是为组织决策，为组织决策是介于为自我与为他人之间的一种特殊决策。这种决策行为不同于为他人决策，因为它关联了决策者自身的得失，决策后果与他自身息息相关、荣辱与共，比为他人决策需要承担更多的决策后果。但是其与为自己的私人事务决策又存在一定区别，因此是介于自我决策与他人决策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决策类型。以往关于权力感的研究多从自我决策角度入手，较少涉及组织情境的决策问题。本研究采用自编的工作情景风险问卷，是一种介于为自我与他人决策之间的一种决策类型，能更好地提升研究的生态效度。 三、 探讨得失框架下权力感影响风险决策的调节变量 以往关于权力感与风险决策的研究，更多关注权力感高低维度对个体风险决策的影响，较少关注权力感的其他维度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事实上，权力感除了高低这个维度，还存在其他的维度，如个体内在的权力动机因素，外在的影响权力稳定性的环境因素等，都是影响个体风险决策过程的重要因素。本研究将综合考察权力感的几个维度因素，全面系统考察权力感对风险决策的影响，有助于更好地梳理以往研究不一致之处，以及分析以往研究出现不一致结论的原因。 四、 探讨得失框架下权力感影响风险决策的心理机制 关于权力感影响风险决策的心理机制，以往研究更多从接近行为等角度来解释权力感对风险决策的关系，本研究试图从前景理论的损失厌恶视角探讨它们的关系，为丰富权力感与风险决策研究提供更多的视角和素材。 第三节研究意义 一、 理论意义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为解释权力感影响风险决策的发生机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迄今为止，关于权力感与风险决策关系的大部分研究，多是从关注积极方面来解释，*典型的莫过于接近—抑制理论。本研究拟从损失厌恶的角度，尝试对权力感与风险决策关系的制因机制进行不同的分析和解释，以拓展权力心理学理论和内容在风险决策领域的应用。 第二，为夯实权力心理学研究提供本土素材。从目前研究来看，国外组织心理学对权力感研究如火如荼。国际著名期刊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等，连续多年刊登权力感研究文章。与国外丰硕成果相比，国内相关研究相形见绌，而且实证研究更是寥寥可数。本研究运用实验研究，以具有实际领导经验的管理者为被试，采用得失框架下具有现实工作情景的决策任务，通过系列实验系统考察权力感对风险决策的影响，除了权力感高低，同时考察权力的其他维度如权力动机和权力稳定性的调节作用。为开展权力心理学相关的本土研究提供实证素材。 第三，探索损失厌恶理论在权力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损失厌恶是前景理论的重要内容，它的应用多在金融和金钱决策领域。本研究拟通过探究损失厌恶对高低权力者的风险决策的中介影响，以拓展损失厌恶理论在权力心理学方面的应用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二、 实践意义 实践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风险决策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大决策。如何应对风险并有效做出决策是我们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前提。本研究通过实验考察有实际领导经验的管理者在组织情境面对风险如何决策，以及探索权力感影响风险决策背后的心理机制。这对于我们在实际工作情境和生活过程中提高决策质量，合理有效地进行决策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二，通过适度降低权力威胁，更好地促进领导者的创新行为。当领导者的权力面临威胁时，会出现因为想要继续保有当前的资源而不敢去冒险的现象，此时会产生更多的自我保护行为，容易产生畏首畏尾、小心谨慎、不敢创新等行为。因此对于领导者的权力，既需要约束也需要适度保护。约束权力是制约腐败滋生的重要手段。但是另一方面，适度降低领导者的权力威胁感也非常有必要。组织通过采取适中的方式降低领导者的权力威胁感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方式包括合理而不严苛的考核制度、容错机制等。 第三，通过权力的调节，有助于组织更好地激发员工积极性。主观权力感受是主观感知到的对资源、自己，以及他人的控制，通过操纵权力线索，可以提高或者降低个体的权力感受。适当增强或者降低个体的权力感受，可以改变其损失厌恶值，并能调整风险偏好行为。在组织结构的顶层设计中可以加以借鉴使用，如何通过不同的组织结构设计来有效激发员工的主观权力感，以激活组织活力。同时在组织管理中，可以适当地利用“扁平化”设计提高个体的权力感，以避免员工在组织中无足轻重带来的强烈风险规避。 第四，了解权力感对风险决策影响的特点，有利于进行合适的领导者的选拔。在干部选拔中，有的岗位需要冒险的领导者，有的岗位需要更为谨慎的领导者，通过权力动机和权力感等方面的联合测评，可以为干部的适岗匹配提供合理建议，更好地促进干部使用中的“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现象。 第五，在政府管理上，可以运用本研究的结果指导领导者如何适当消减避责行为。人们是根据参照点来评价收益和损失的，因此当改变人们评价事物的参照点时，也就能改变对风险的态度。合理运用研究结果，使领导者能够从实验研究中得到启发和指导，更好地提升政府管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