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瓷之路VIII——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

2019年古代中外關係史學科研究動態 賈衣肯 根據我國歷史發展的基本情況，古代中外關係史主要可以通過研究以下三個地區的歷史來把握，即古代内陸歐亞史、地中海和中國關係史、環太平洋史。限於個人能力，本年度古代中外關係史學科研究動態主要介紹古代内陸歐亞史研究領域的成果。内陸歐亞地區大致包括我國的東北三省、内蒙古、新疆，以及蒙古高原、西伯利亞、哈薩克斯坦、烏茲别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土庫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西北印度。其核心地帶即所謂歐亞草原（Eurasian Steppes）。這一地區的歷史研究具有國際性和複雜性，本年度的相關研究成果豐碩，這裏僅介紹自己瞭解的新成果、新的熱點問題、新材料和重要的國際會議，难免掛一漏萬，請讀者批評指正。 一、新的成果 在此主要介紹有創新意義的成果，即在研究内容上有新的突破及有新理念、新方法和新視角的成果，並附相關譯著。 （一）新的突破 余太山、李錦繡主編的《歐亞學刊：吉爾吉斯（柯爾克孜）歷史文化研究專號》（新9 輯）[ 1]，是國内首次專論吉爾吉斯（柯爾克孜）民族及吉爾吉斯斯坦歷史文化的一期刊物。刊中收録中、吉兩國學者探討先秦至清朝時期吉爾吉斯歷史文化方面的*新成果和相關論著目録。其中收録的余太山《堅昆地望小考》一文，提出《穆 天子傳》所見“鄄韓”可與《史記》所見“鬲昆”和《漢書》所見“堅昆”堪同，推定“鄄韓”部族爲“堅昆”前身，遊牧於今阿爾泰山北麓布赫塔爾瑪河流域，從而將古代吉爾吉斯（柯爾克孜）人見諸史籍的時間提前了幾個世紀，在學術界引起較大反響。李錦繡的《從敦煌吐魯番文書看唐代絲綢之路上的劍南絲綢》[ 2]，依據敦煌吐魯番文書，分析指出：沙州、西州的白練來自劍南道，劍南道白練從劍南至涼州、沙州，向伊州、西州、庭州，進入絲綢之路，再通過官府運輸和客商貿易深入西域腹地；通過絹馬（駝）互市，與遊牧民族貿易，劍南絲綢走向歐亞草原。大量劍南道白練進入唐朝西北邊疆，改變了河西地區的貨幣體系。該文鉤沉索隱，多所創 獲，闡明了絲綢之路上劍南絲綢的地位和作用。此外，付馬個人專著《絲綢之路上的西州回鶻王朝—9—13 世紀中亞東部歷史研究》[ 3]，利用國内外所藏吐魯番、敦煌等地出土的回鶻文、漢文、粟特文、摩尼文文書中的資料，以及傳世漢文、波斯文、阿拉伯文史料等原始文獻，探討漠北回鶻汗國滅亡後，遷至天山南北兩麓的回鶻以吐魯番盆地爲中心建立起的西州回鶻王朝的政治進程、族群認同、城鎮建設等問題，對前人的研究有了全新的推進。蒙古國學者德立加爾（P. Delgerjargal）主編的五卷本《蒙古帝國史》（包括《大蒙古兀魯思史》、《大元蒙古兀魯思史》、《術赤兀魯思史》、《察合台兀魯思史》、《伊利汗兀魯思史》）[ 4]，充分吸收學術界*新研究成果，使用多語種文本資料和豐富的考古資料，系統梳理了蒙古帝國及其幾大汗國的歷史，是這方面研究的集大成者。李花子《清代中朝邊界探研—結合實地踏查的研究》[ 5]，利用中、韓、日三方史料，特别是有關的地理志、地圖、踏查記及勘界談判資料等，對清代中朝邊界的形成、演變過程進行了系統梳理，在中朝邊界史 的難點、疑點問題上有所突破。 （二）新理念、新方法、新視角 近年來流行的全球史和東部歐亞史論對國内史學界産生了影響，這種影響突出體現在青年學者的研究成果中。付馬《唐元之間絲綢之路上的景教網絡及其政治功能—從丘處機與“迭屑頭目”的相遇談起》、孫昊《宋官方對高麗資訊的獲取及認知—從〈宋會要·高麗門〉的佚文綫索説起》、苗潤博《蒙古西征視野下的信息流通與文本生成—〈遼史〉所記“西遼事跡”探源》和邱軼皓《如何“進入”蒙古歷史—兩則與“共飲班朱泥河水”相並行的故事及其傳播》等文章[ 6]，立足於對歷史文本的分析，從多個側面考察了9—13 世紀不同政權間信息的生成、傳遞、流變、定型過程及其與現實政治網絡的關係。其中，付馬一文認爲，8 世紀後期唐王朝在西域的統治瓦解後，由國家機器建立和維持的鎮戍—傳驛系統也隨之解體，當地的宗教網絡等非政府組織依靠其跨境的結構性資源維持各地之間的交通往来，填補了郵驛系統的缺位；尤其是景教團體的活動，超越地方政權的壁壘，甚至跨域至西亞、中亞的伊斯蘭世界、東亞的佛教世界和北亞的遊牧地帶等，在各地方政權的邊緣，在文化和地理空間皆相距遥遠的區域發揮着信息沟通的功能。孫昊以《宋會要·高麗門》之佚文爲思考出發點，追蹤宋與高麗官方信息傳遞、接受過程中的彼此認知。他指出：一方面，域外信息製造者的自身需要會決定信息展現的形式與内容；另一方面，宋人會對其信息進行歸類與編列，*終將之納入自身“常識”的譜系中進行認知與闡釋，固化爲文本中的域外“知識”。與之相關，宋朝的現實國策與政治理念發生嚴重背離，對朝鮮半島的信息獲取與認知也始終在“異域”與“舊疆”之間糾結。苗潤博一文認爲，《遼史》本紀所附“西遼事迹”，實際上是漢字書寫的中亞史，該内容由性質有别、來源各異的兩部分組成。在蒙古西征這一時代背景下，兩部分文本由中亞進入中原的具體路徑互不相同，並在不同的文獻脉絡中分别流傳，*終经由元末的修史實踐方纔交匯为一體。文本的跨區域流動，事實上限定、形塑了今天對於西遼歷史的總體認知框架；不同歷史叙述傳統的碰撞與融合，構成了這一特殊文本的重要底色。邱軼皓一文从叙事主題和歷史文本的“對位”關係中觀察歷史觀念變遷的痕迹，指出故事主題的編製与復述，爲上層家族及其控制的政權提供了標識自身政治權力淵源的機會。他的《蒙古帝國視野下的元史與東西文化交流》一書[ 7]，主要討論了蒙古政治制度中的歐亞傳統因素，并考察蒙古統治下亞洲東西部分之間的人員、物質、知識的接觸與交流。 古松崇志、臼杵勳、騰原崇人、武田和哉《金·女真的歷史與東部歐亞》[ 8]，是日本學界繼2013 年《契丹（遼）與10—12 世紀的東部歐亞》一書後推出的又一部東部歐亞史論代表作。其内容涉及政治、文化、建築、考古、藝術與文字等方面，反映了日本金朝歷史研究的*新趨勢。洛罕妮的《突然出現：蒙古在商業、信仰和藝術上的轉折》[ 9]，利用視覺和文獻資料探討蒙古帝國時期歐亞大陸藝術與獨特的商業、政治環境之間的關係。大維·W. 羅賓遜《在蒙古帝國的罩影下：明朝和歐亞》[ 10]，旨在説明明朝是如何創造關於衰落的蒙古帝國的叙述，來證明自己是蒙古帝國的合法繼承者。羅伯特·斯賓格勒《沙漠果實：來自絲綢之路的食物》[ 11] 則綜合利用考古學、植物學和歷史資料，深入淺出地闡述了中亞、歐洲和東亞農業的起源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杏仁、蘋果、茶和米等食物是如何沿絲綢之路經中亞傳入歐洲和東亞地區。 總之，將考察對象置於歐亞大陸歷史文化互動、交流的背景中，採用多學科研究手段，重新審視和解讀其歷史進程和文化内涵，以及結合自然學科方法來闡述以絲綢之路爲載體的歐亞大陸古代人類物質文化交流活動的研究已是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