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

　　《写文化/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　　因为后现代世界是一个后科学世界，它没有关于先验的幻想，不论是先验科学还是先验的宗教在此都没有立足之地，因为通过抽象淡漠地对待一方的先验必定也将是不友好地对待另一方的类似特性。不论是现实的科学幻想，还是幻想的宗教现实，都与后现代世界的虚构现实中的幻想的现实不一致。后现代民族志捕捉到了这个后现代世界的模式，因为它同样不远离生活走向抽象，而是回归经验。其目标并不在于培育知识而在于重构经验；不在于理解客观现实，因为那已经被常识所确立；不在于解释我们如何理解，因为那是不可能的；其目标在于再吸收，在于把社会中的自我进行再整合，在于对日常生活的产品进行再建构。　　除了在常识世界中，话语不能自主地决定其修辞效果。不论是其形式还是作者的意图都不决定它会如何被理解；因为在文本或言语中消除含混是不可能的，完全地、永远地建构听众的意图和兴趣也是不可能的。她的阅读及倾听是她的目的和意愿的表达，就如同作者的写作和言说也是其目的和意愿的表达。即使在一个共享的解释中，他们共同的兴趣和目的的结合与后果也不否认含混和肯定确定意义；它仅仅是表达了当前目的与情形的暂时充分性，而在其他的目的和情形下又会不充分。文本甚至很少能通过形式的手段规定其解释，因为它无法控制读者的力量。读者出于对形式的忽略、不接受、不信任和超敏感等各种状态来回应一个文本。在**个极端，他们根本不受形式的细微差异之影响，浏览而不依赖它，除非是有可能出现困惑或恼怒，否则的话他们根本意识不到形式。在另一极端，偏执狂似的深信作者说了谎话助长了读者对隐藏意义——以及去发现它们——的追寻；或者，在对思想和语言的必要结构更为敏感的人那里，这种追寻与其说是寻找被作者隐藏的事物不如说是寻找通过语言和思想的结构来躲避作者的事物。在后面这两种人中，一种人认为作者是骗子，另一种人则认为作者是容易受骗的人，但对这二者而言，文本都是一个编码的秘密，它隐藏了必要的内部意义——对那些意味着一个信仰共同体的外部不确定性的模糊的或遮掩的表象不作回应。因为文本既不能消除含混也不能消除其作者与读者的主观性，它注定要被误读，以至于我们会模仿布洛姆（Bloom）而断定文本的意义就是对其误读的总和。　　这的确可能是文本的命运，然而，这种源于内在因素而无法控制含混性与主观性之意义在于它提供了拒绝科学修辞的模式的好理由。这种模式即笛卡尔哲学所声称的在清晰的、不含混的、客观的并且是逻辑的表述中理念是可以言说的，因为一个文本的内在形式并不是逻辑的（除非在模仿作品中），而是悖论的且不可捉摸的，与其说是不能言说的，不如说是过度言说的和无限言说的，其形式拥有一种必定总是超出了其所能言说的意义的过剩言说。因此，其可言说性的无限可能性变成了其不可言说性的条件，对一个文本所作的解释也必定与这过剩的意义——而非与其晦涩或贫乏——相冲突。　　对于后现代民族志而言，含义在于——即使不清晰的话，至少也是明显的——其文本既不以这种内部的悖论的形式，也不以一种欺骗性的外部逻辑的形式来阐述（project），而是作为二者之间的张力，既不否认也不赞成含混，既不颠覆主观性也不否认客观性，而是在使得明确的主观性得以可能的含混的客观性的主观创造中，表达了它们的互动。民族志文本从而可以达到它的目的——不是通过揭露而是通过使目的得以可能而达到。它会成为一个物质的、口头的和表现的文本；它会是对日常经验的唤起；它会是一个用日常言语来表明什么是不可言说的可感的现实；而这不是通过抽象，而是通过具体来实现。它会是一个不只用眼睛来读，还要用耳朵来听“书页的不同声音”的文本。（St.Bernard，载于Stock1983：4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