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新政、隐形交易成本与市场化程度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八项规定”“六项禁令”为代表的反腐新政（以下简称反腐新政），强化了政府官员和国企高管行为等制度规范，同时配套了长效的检查核准制度。这些制 度直接规范了公务消费的内容和形式，遏制了各种形式的腐败消费，在制度上试图降低长期以来被学者们聚焦诟病的，中国市场因腐败而过高的隐形交易成本。隐形交易成本是指 为维持与政府官员良好关系，获得更多便利，个人和企业所额外付出的、难以甄别的非市场交易成本。这类交易成本是转型经济过程的必然产物，它的存在导致资源配置扭曲与浪 费。 转型经济体因为缺乏完善的官员监管、公平竞争和产权保护制度，导致权力寻租与官员腐败问题严重，隐形交易成本高企的现象十分普遍。中国作为全球*大的转型经济体，其现 阶段经济增长是以固定资产投资为直接驱动要素，而政府和国有企业则是这一投资推动型模式的主导。这种驱动模式如果缺乏有效监督，政府官员和国企管理层因其投资决策权力 而存在巨大的腐败寻租空间，使得隐形交易成本高企。据“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行贿指数BPI（Bribe Payers Index）显示，2011年（反腐新政实施前）中 国得分仅为6.5分，在28个全球*大的经济体中排名倒数第二。其中政府基建工程对应的“公共工程与建筑”得分*低（5.3分），属于*易产生腐败的行业。“公用事业”（6.1分 ）和“石油和天然气”（6.2分）等由中国国有企业主导的行业都是得分较低的行业。 隐形交易成本难以甄别的重要原因在于其隐秘性（Svensson,2005），贿赂政府官员和腐败送礼行为往往是以腐败消费的形式出现的，行贿者与受贿者互相掩饰，以正常的人际往来 消费、礼物交换消费为外衣，掩盖非法权钱交易（Graycar & Jancsics，2016）。这些腐败消费与正常的普通居民消费难以区别，却正是隐形交易成本的重要载体。由于腐败行为 具有隐秘性，相关的直接计量研究十分缺乏，仅有Cai等（2011）根据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的调查，创新地提出了度量企业腐败交易成本的指标——企业招待费和差旅费 （Entertainment and Travel Costs，ETC）。其研究发现，中国企业把贿赂政府官员、腐败送礼和管理层奢侈不当消费（后面统称为“腐败消费”）都放入该名目的费用中，与正 常的销售招待费和差旅费混在一起进行会计核算。此后，黄玖立等（2013）和钟覃琳等（2016）都用此指标对腐败消费及其对企业订单、经营效率和税负水平的影响做出研究。但 是企业财务报表本身具有费用调节的功能（Stolowy et al.，2004）。有研究发现，为逃避监督，企业会把惹眼的ETC分散转入较为隐蔽和科目复杂的生产成本和销售费用（叶康涛 ，2016），费用类指标的甄别功能随着人为报表调节而变得不太显著。直接测度隐形交易成本数据的缺乏，测度指标的甄别功能模糊，使得反腐新政实施之后，大部分当前研究聚 焦于反腐败与企业绩效、科技创新投入等中介作用机制和反腐败导致的经济后果，但是反腐新政与腐败所导致的隐形交易成本的根本作用机制如何？它的实施如果有效地降低腐败 消费，是否对居民消费也有影响？反腐新政的制度改进的持续效果如何，是否全面降低了隐形交易成本？是否改变了其影响机制？这些政策实施效果评估的直接问题至今仍缺乏相 关经济学的实证研究。 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是一条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反腐败之路。党的十八大以前是“前半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汲取改革开放以来反腐倡廉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初步 形成了“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基本框架，确立了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的基本制度。党的十八大以后是“后半程”，反腐新政的主要任务是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构 建更系统、更完备和更科学的中国特色腐败治理制度体系，注重加强法制和制度建设，积极构筑反腐倡廉的系统工程，实现有效的腐败治理，即遏制了腐败消费和降低了隐形交易 成本，其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反腐新政有效地遏制了腐败消费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新政更为注重制度建设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并强调腐败消费与居民普通消费的分离，以制度的约束力让人不愿腐败、不敢腐败和不能腐败。 党的十八大以来，相继出台“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关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刹住中秋国庆期间公款 送礼等不正之风的通知”等制度。从经费管理、公务接待、会议活动、公务出差、临时出国、公务用车管理和办公用房等方面做了严格详细的规定，在公款高档消费、公款出国旅 游、公车私用、公款送礼、公款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等与腐败相关的消费予以严格规范。此举对公务消费范围和形式做出了明确界定，将混杂于居民普通消费中，一直难以界定的 腐败消费（如公款高档消费、公款出国旅游、公车私用、公款送礼、大吃大喝等）装进了制度的笼子。据新闻媒体报道，八项规定出台一年之后，因腐败消费、送礼而“虚火旺盛 ”的行业由于八项规定的实施而遭遇“寒流”。这些行业的代表商品有：购物卡、高档白酒、高档茶叶、高档餐饮和花卉。 由于腐败始终在寻求不易甄别和隐秘的良好掩体，官员受贿选择的并不必然是支付*高贿款金额的寻租者，而往往是与受贿者关系更密切、更为信任的公司或个人，接受的是更为 隐秘、安全、方便使用，*大程度等同货币的腐败中介商品。因此，反腐新政明确公务消费的范围和形式，就是为了直接遏制腐败消费，尤其是遏制打着“人情往来”的幌子，把 奢侈浪费和送礼贿赂的腐败消费混入普通居民消费中的腐败中介商品的销售。反腐新政后，腐败消费难以与普通居民消费混淆，为其有效实施奠定了基础。 另外，反腐新政禁止的是腐败消费，对普通居民消费没有影响。居民消费与腐败消费本质上都是消费，只是在消费的品种和范围上有所不同。如果仅以消费市场的变化来衡量，两 者是难以分清的。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消费市场发展空间巨大。调查研究显示，近十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持续保持高增长，增速始终在10%以上。2016年，我国包含饮 料、日化品、食品在内的消费品零售额达3.2万亿元，较2015年同期增长5.1%。市场发展空间巨大，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国人均收入水平的平稳增长。据《中国统计年鉴》，我国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5年的10493元持续增长至2015年的31195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11.51%。 我国消费品按价格高低可分为奢侈品和日常用品。虽然其消费增长均依靠于经济增长，但其根本驱动力不同。高档消费品的主要驱动力在于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梁其翔, 龙志 和，2014）。而日常消费增长主要依靠于居民收入的增长。奢侈品种类丰富，比如高档手表、珠宝、手袋和高档白酒。而其中高档白酒的受众范围更广，社会接受层面更高，*具 代表性。2012年，白酒在中国的年销售额达4466亿元，而高档白酒的价格动辄超过1000元，著名的极品飞天茅台价格更是高达100万元，深受社会各阶层的欢迎。在中国独特的酒文 化中，高档白酒不仅是商务宴请和招待宴会**的诚意和档次的代言者（Gundlach和Paldama，2009），也是办事送礼的理想关系润滑剂，高档白酒因此成为赠送给官员和相关办事 人员的主要礼物之一，被誉为“贿赂硬通货”（Shu，2017），是我国社交消费的代表性商品。高档白酒在招投标、项目确立、工程信贷方面发挥着润滑剂的作用，与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保持正相关的关系。从图21中我们可以看到，2009年以来，我国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一直保持增长态势，而高档白酒制造企业的毛利率也一直处于高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