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船票:一个维也纳女人的流亡和避难

**章 “无忧无虑”的时光 5月的一个夜晚，三位男士坐在一间舒适惬意的客厅里，一边打着扑克牌一边喝着浓郁的热咖啡，时不时地斟上一杯色清透明的白酒，激动的情绪便稍微有所缓和。他们是三位医生，父亲、儿子和女婿。 每隔一段时间助产士蕾吉娜·施瓦岑博格都会从隔壁房间冲出来，悄声告诉几位男士羊水流出的情况。在这个紧急关头，我作为胚胎时高兴地于其中嬉闹过的羊水被抽走了。尖叫声、逐渐拉长的叫喊声扰乱着牌局。三人中的一人总是点点头并喃喃自语道：“好的，好的，很好。”施瓦岑博格不知道，这指的是步步临近的分娩还是扑克游戏。三位男士的妻子聚集在产床问，与产妇一起抱怨牌局。她们中的一人偶尔冲进隔壁房间严厉地指责自己的丈夫。男士们并没有因此而保持安静，而且他们认为也没有这个必要。我顺利地在1895年*为美好的一个5月的早晨降临人间。 虽然我是维也纳人，但却是在蒂米什瓦拉出生的，因为我母亲总是在生孩子时回到她的家乡。那里有三位出色的医生：她的父亲、她的兄弟和她姐妹的丈夫。虽然他们只是在打牌，但仅仅在场就足以令人平静下来。 当我呱呱坠地时，人们却发现这场等候完全不值得。瘦小，超长的小手和干瘪的双腿，由于精疲力竭，嘶哑的呱呱叫声代替了真正响亮的啼哭。我躺在那里，懒到不想呼吸。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变得不那么瘦弱，人们也记不清楚我出生时的模样了。我在外祖父母家住了两个月。从靠窗的白色摇篮里我可以看到房子前面一片气势恢宏的绿油油的草坪，还有愚笨的白色羊羔，对它们我向来有着一种亲人般的好感。因此我学会说的**个词就是“咩”。 7月的一个早晨，外祖父的马车夫将“拉罗”和“罗茜”这对灰马套上了四轮马车，送我们前往火车站。母亲和我登上了二等车厢，这在当时算是比较“好一些”的，因为大部分乘客坐的是三等车厢。在征得同行乘客的允许后，母亲将带来的一块大手巾绑在两侧的行李架上做成摇篮，并将我放进去。除了在布达佩斯短暂停留换乘外，去往维也纳的长途旅行持续了一个夜晚和接下来的一整天，我应该是非常幸福的，途中几乎没有让人生气的理由。 我相信，我不会再度过如此漫长的一段时间，其间没有激怒周围的任何人。在维也纳的火车站我认识了我的父亲，这对他来说一定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他，不抽烟，不喝酒，热爱一切美好的事物。他自学绘画，可以毫不犹豫地为一副喜欢的画而支付一个月的收入。他期待的肯定是一个金色卷发、拉斐尔式天使般的小孩，而现在递给他的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婴儿。“这孩子会变得好看些吗？”他可能这样问道。“但是先生，”在火车站等待我的还有来自摩拉维亚中部的保姆，她或许答道，“女大十八变。”我从未变得非常漂亮，但是我父亲对我的样子已经逐渐习惯，如果命运能够允许，他一定愿意忍受更长时间。 我就这样回到了家。但是我将心中的一块地方留在了南匈牙利的一个角落里。每一年当所有柜子都散发出臭樟脑的味道、**批装有早熟水果的玻璃瓶子放在食物储藏室的架子上时，我们就要准备出发了。地毯被卷起来，厚重的皮沙发套上了亚麻布罩，粉刷匠把这间或者那间房子重新粉刷，清洁女工将地板擦上三到四遍。然后到了初夏，假期就要到来了。我总是特别激动，就好像在我心中小小的空白处卷出一根丝线。头发般细长的丝线却如铁一般坚硬，将我的心使劲儿拉到了那一边——第二故乡。直到那一天到来，四轮马车再一次到火车站来接我们，里面坐着我的外祖母。外祖母戴着她*漂亮的雪尼尔头纱披肩，打着一把花边伞，带着装有不同惊喜的小袋子，美好的事物在等着我们。 不知不觉中我在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慢慢长大，读完了小学、中学和继续教育学校。我的愚钝更多地令老师感到生气而并非愉快。与此相反，我常常为同学们带来欢笑。我已经记不清我做过些什么错误的事情。有一点我非常清楚，我从未因成绩优异被我的同学妒忌过。但这种平庸也有它的优势。我就像班上的小丑并自得其乐。“如果成为优等生而被全班同学憎恨的话，人能获得什么呢？”我怀着这样的想法并始终保持中等生的位置——个无关紧要、被嘲笑、被忽视的位置。 外祖父从蒂米什瓦拉来看望我们的时光，成为儿时*美好的回忆之一。他在退休以后只能做儿子和女婿的代班医生，为农民、吉卜赛人、工厂工人和乡村绅士看病，有时候会来维也纳看我们。我相信，这一定是他和我生命中*幸福的日子。他总是穿着那件勿忘草蓝色的军服，因为穿这种制服的人可以免费乘坐火车一等车厢。但一旦回到家中，他就会换上一件简朴的呢绒长袍，穿上它比穿着那笔挺的皇帝阅兵服装舒服多了。然后我才被允许陪外祖父去他特别喜欢的普拉特——人民普拉特公园。“翠鸟”餐厅有女士合唱团演出，或者在“鲸鱼”餐厅，外祖父给自己和我买几根香肠，再喝上一杯啤酒。外祖父仔细地将香肠外皮剥下来放在盘子里，我趁其不备将香肠吃掉。外祖父稍后发现时，深叹了口气说道：“我觉得，弗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