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六安

**章 五四惊雷——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皖西党组织的建立 六安不仅风光秀丽，资源富饶，而且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文化底蕴厚实。几千年来，六安人民辛勤开拓了这片沃土，在中华文明史上留下璀璨的一页。但长期沉重的封建剥削，尤其是近代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使六安人民长期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不甘屈服的六安人民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反抗。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六安人民参加的一系列反帝反封建斗争，都以失败而告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光明与希望。在五四运动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开始在六安传播，六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篇章。 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1.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六安三农的创办 在辛亥革命和反军阀的斗争中，新文化运动逐渐影响六安。早在1908年，高语罕、朱蕴山就主办了《安徽通俗公报》，宣传自由与革命。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六安青年学生，除一部分到安庆、芜湖等地求学或出国留学外，大部分在本地与进步知识分子一起努力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 1917年2月初，在芜湖从事教育工作的高语罕、刘希平、朱蕴山等人磋商，从改革教育、培养青年人手，通过普及国民知识，提倡新文化，竭力而慎重地介绍新思潮，增强青年们的社会责任感。11月，朱蕴山和刘希平去安庆同安徽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光明甫等人筹划，决定由朱蕴山回六安筹建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简称“三农”）。1918年9月，朱蕴山邀请六安教育界知名人士桂月峰来到六安，筹集5000元的开办费，借赓飚书院旧址为校址。1919年春，三农正式开学，由时任安徽省教育会总干事的沈子修任校长，桂月峰任学监，朱蕴山任文牍兼修身教员，其他教员也多是思想进步的教育界名流。在治校上，三农发扬民主，废除封建教规，实行师生平等，成立教职工联合会和学生自治会，参与决定学校的大事；在生活上，校长和教员以身作则，不用雇员，外出不坐轿子，自背行李，与学生同桌共餐，一起过简朴生活；在教学上，取消尊孔读经，侧重于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授，不学文言文，教以白话文，还开辟100亩田地，作为学生实习的农、林场所；在社会活动上，成立爱国剧社，指导学生上街演出《不平鸣》《新家庭》等文明新戏，并在六安城内举办工人、职员和失学青年夜校，宣传革命。 当时，六安以清朝翰林王畹香为代表的地方封建势力，仍然顽固地坚持尊孔读经的封建考试制度。对此，三农师生联合校外学生，冲破一切阻挠，派代表团到省里告状，终于将此制度废除。三农学生在学习和斗争中逐步觉醒，翟其善、黄人祥、桂伯炎、刘淠西、吴干才、吴岱新、陈绍禹（王明）等成了当时六安新文化运动的坚强骨干。 六安青年中的进步分子为了探求救国之路，先后出国学习西方的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1903年至1918年，仅东渡日本留学的就有寿县高语罕、舒城陶环中和六安刘希平、高一涵、王肖山、高可鸣等10多人。他们学成回国后，有的从事教育工作，有的参加辛亥革命和讨袁战争。1906年春，刘希平同朱蕴山、王肖山等在六安毛坦厂召集群众，宣传民主思想，遭到当地封建势力的反对。因此，刘希平认为当务之急是“先开民智，而开民智又必自兴学始”。但兴学必须有合格的师资，刘希平自己亦深以学业未成为恨，乃于当年东渡日本，先后人东京弘文学院和明治大学攻读法律专业，获法学学士学位回国。1912年民国初建，他拒绝担任安徽省司法筹备处处长及高等检察厅厅长，却应聘到江淮大学任教，决心以教育为终生事业。 新思想的宣传是由学校进而发展到社会的。1917年，舒城第二高小校长王蔼如通过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弟弟王天羽，获得《新青年》《改造》《解放》等进步刊物供师生阅读。全校200多名师生在学习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文章后逐步觉醒，不久即创办了校刊《桃溪浪》。1918年夏天，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高君曼，与丈夫陈独秀回家乡霍邱探亲，随身带回一些进步书刊。陈独秀应邀在霍邱讲学，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罪行，号召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革新教育和政治。 六安的新文化运动对封建思想无疑是一次空前的冲击，不仅促进了人民的觉醒，也为马克思主义在皖西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P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