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雨人

**章 当我意识到我父亲讨厌法律行业时，我想成为律师的决心已不可更改。十几岁时我年纪尚小，笨手笨脚，因笨拙而尴尬，为生活而沮丧，对青春期感到惶恐，因为不听话被父亲送到了一所军事学校。父亲是个退役的海军陆战队员，坚信孩子不打不成才。我那时已学会了贫嘴油舌，对纪律深恶痛绝，他于是干脆把我打发走。好多年后，我才原谅他。 他也是一名工业工程师，每周工作70小时，他们公司生产很多产品，其中包括梯子。因为梯子本身就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他们公司常常成为诉讼的被告。因为负责设计，父亲也成为作证和审讯时为公司讲话的*佳人选。我不能说我责怪他讨厌律师，但他们把他的生活变得一团糟，我却因此对他们越来越钦佩。他在法庭上与他们唇枪舌剑八个小时，可是一进家门就猛喝马提尼。没有寒暄。没有拥抱。没有晚餐。当他边喝完四杯马提尼，边发了一个多小时的牢骚后，他就在破旧的躺椅上昏了过去。有一次审判持续了三周，当审判以对公司超级不利的判决结案时，我母亲给医生打了电话，他们把他在医院里藏了一个月。 那家公司后来破产了，所有的非难当然都指向那些律师。我从来没有听到他提过，管理不善也有可能是破产的原因之一。 酒成了他生活的全部意义，他变得垂头丧气。他好几年没有一份固定工作，这实在让我恼火，因为我不得不去餐厅做服务员和送比萨外卖，苦苦挣扎才念完了大学。我想，可能在大学四年期间，我只跟他说过两次话。在我知道自己被法学院录取的第二天，我自豪地带着这个大好消息回了家。后来妈妈告诉我，他在床上躺了整整一周。 …… 5月，我将从法学院毕业，离现在还有一个月。接着我要参加7月的律师资格考试。我没能成为优秀毕业生，但我在班里的排名仍属于中上。法学院三年中我做过的唯一一件聪明事就是早早修完了必课和难学的课程，所以*后一个学期才能如此轻松。这个春学期的课程就跟玩似的，体育法、艺术法、拿破仑法典选读，还有我*喜欢的老年人法律课程。 正是我选的*后一门课，让我来到了一座闷热潮湿、挤满了形形色色稀奇古怪的长者（他们喜欢被这样称呼）的金属建筑里，此刻我正坐在摇摇晃晃的椅子上，面前是一张粗制滥造的折叠桌。唯一看得见的门上有一个手绘招牌，庄严地标着“柏树花园老年居民大厦”，除名字之外，这个地方没有丝毫花草的痕迹。墙壁光秃秃的，单调至极，只在两幅小小的状况不佳的星条旗和田纳西州旗之间，挂了一幅年久褪色的罗纳德· 里根的照片。这座建筑狭小、阴沉、毫无生气，显然是*后一刻用联邦政府意外拨款的几块钱盖起来的。我在律师便笺上信手涂鸦，不敢正视坐在折叠椅上慢慢向前挪动的人群。 那儿至少有50个老人，白人黑人各占一半，平均年龄不低于75岁，有些人眼睛失明了，十几个老人坐着轮椅，大多数人都戴着助听器。我们被照会说，他们每天中午都会到这来吃上一顿热饭，唱几首歌，偶尔还有无望当选的政客来这里拜访。 几个小时的社交活动后，他们就各自打道回府，然后掰着手指头计算什么时候才能重新回到这里。我们教授说，这是他们生活中的高光时刻。 我们在午餐饭点时准时到达，这是一个惨痛的错误。他们让我们四个人以及领队斯穆特教授坐在一个角落里，然后就全神贯注地盯着我们吃橡胶似的鸡肉和冰冻豌豆。我的果冻是黄色的，这被一位留着山羊胡子的老头发现了，他脏兮兮的衬衫口袋上挂着胸牌，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大名：博斯科。我见他咕哝着黄果冻，就想把果冻和我的那份鸡肉迅速地推给他，但伯蒂· 伯德桑小姐截住了他，马上粗暴地把他赶回原位。 伯德桑小姐虽然年近八旬，可依然行动敏捷，她在这个组织中担任母亲、独裁者和保镖这样的三合一的角色。…… “斯穆特教授，我代表我们单位，欢迎你再次回到柏树花园。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年长者问题的关心。谢谢你，我们爱你。” 她后退几步，走下讲台，一边用力地鼓掌，一边点头示意同伴们仿效。但应者寥寥，即使是博斯科也无动于衷。 “他真厉害。”布克嘟哝着。 “至少他有人爱戴。”我嘟哝着回了一句。老人们已经在这儿坐了十多分钟，又刚吃过午饭，我看到有几个人眼皮都耷拉下去了。等到斯穆特讲完话，肯定会鼾声四起的。 斯穆特走上讲台，调理一下话筒，清了清嗓子，等待伯蒂小姐在前排坐下。她坐下时，气鼓鼓地低声埋怨旁边一位脸色苍白的绅士：“你应该鼓掌的！”可他没听见。 “谢谢你，伯蒂小姐，”斯穆特大声道，“每次回到柏树花园总是如沐春风。”他真诚地说。我一点都不怀疑，站在这座阴沉沉的房子中间，面对着一群老弱病残，身边只有自己的四位学生，此时此刻霍华德· L.斯穆特教授确实是高人一等的。他就是为这一刻而生。 他一一介绍了我们。轮到我时，我连忙站起来，咧嘴笑笑，然后又坐下，依然不动声色，充满智慧的双眉轻颦着。斯穆特滔滔不绝地谈着医疗保险、削减预算、遗嘱、免除营业税、被虐待的老人，以及共同保险费用的支付等问题。一个话题接一个话题，像蚊子一样纷纷落下。社会保障体系的缺陷、议而未决的法案、私人疗养院的规章制度、房地产的规划、特效药，他絮絮叨叨地讲着，就好像他在讲台上授课一样。我听得都打起了哈欠，昏昏欲睡。博斯科更是每十秒钟就看一次手表。 终于，斯穆特快讲完了，他再次感谢伯蒂小姐和她们那一帮人，他承诺每年都会来一次，然后在桌子边坐了下来。伯蒂小姐拍了两个巴掌，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然后就立刻收手了。其他人则无动于衷，有一半人在呼呼大睡。 伯蒂小姐向我们挥挥手，对她的追随者们说：“他们在这儿。他们干得不错，而且不收钱。” 他们向我们走过来，缓慢又笨拙。博斯科走在*前面，显然他对黄果冻事件仍耿耿于怀，因此他一边瞪着我，一边走到了桌子那边，坐在了令人尊敬的N.伊丽莎白· 埃里克森面前。 我早就有感觉，他找谁都不会找我做法律咨询的。一位上了年纪的黑人挑上了布克，他们隔着桌子窃窃私语。我尽量不去听他们在讲什么。他们聊着那人的前妻和几年前的离婚，离婚程序可能还没有正式地完结。布克像个真正的律师一样记着笔记，心神专注地听着，好像他完全清楚该如何处理此案似的。 可是，布克至少还有一个客户。当我的三个同学低声交谈、涂涂写写，对他们客户的问题一会儿同情地倾听一会儿又摇摇头时，我一个人孤独地在那儿待了整整五分钟，傻透了。 我的落寞没有被忽略。伯蒂· 伯德桑小姐把手伸进包里，掏出一个信封，神气活现地走到我的桌边。“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她轻声对我说，一边把椅子拉到桌子边上。她的身体向前倾，我的身子往左倾，我们俩的头相距仅仅几英寸。就是这一刻，我生平**次以法律顾问的身份开始了咨询谈话。布克朝我瞥了瞥，脸上一个坏笑。 这是我人生中的**次法律咨询会谈。去年夏天，我在城里一家只有12名律师、严格按小时计费的小事务所当书记员。 若无任何意外，这家律所不收取其他的额外费用。我掌握了开账单的艺术，首要规则就是律师醒着的时候要尽可能地把时间都花在会议上。客户会议，在线会议，与对方律师、法官、合伙人、保险理赔员、书记员以及律师助理的会议，午餐会议，法庭会议，电话会议，结案会议，和解会议，审前会议，审后会议。只要能编制出一个会议名称，律师就能围绕这个主题开展一个会议。 伯蒂小姐眯着眼环视了一周，这是给我的信号，我得把我的头和声音都低下来，不管她跟我说了什么，都是极为重要的。 这对我也很适合，因为我不想让任何人听到我对她即将提出的问题所给出的蹩脚又幼稚的建议。 “看看这封信。”她说。我接过信封，拆开。感谢上帝。这是份遗嘱！科莲· 贾尼斯· 巴罗· 伯德桑的遗嘱。斯穆特曾跟我们说过，这些客户有一多半以上会要求我们审查甚至修改他们的遗嘱，这对我们来说也不错，因为去年我修了一门叫作《遗嘱与遗产》的必修课，在遗嘱里挑点问题游刃有余。遗嘱其实相当简单，即便是新手律师也能写得尽善尽美。 这是一份打印的正式遗嘱，翻看时，我从前面两段得知伯蒂小姐是位寡妇，她有两个儿子和一大堆孙子孙女。第三段让我倒吸一口凉气，我一边看，一边瞥着她，然后又重新读了一遍。她沾沾自喜地笑着。这段话指示遗嘱执行人给她的两个儿子每人各200万美元，每个孙子孙女各信托100万美元。我慢慢数了一下，一共有八个孙子孙女，这就意味着她至少有1 200万美元。 “继续看。”她轻声说，好像她真的能听见我脑子里的计算器在嘀嘀嗒嗒计算似的。布克的客户，那位上了年纪的黑人老头正在一边哭，一边诉说着多年前那段早已逝去的罗曼史，哭诉着孩子们遗弃他。我试着忽略他，但那是不可能的。布克气鼓鼓地做着笔记，尽量不去注意老人的泪水。而在桌子的另一端，博斯科正在哈哈大笑。 遗嘱第三段要把300万美元赠予一所教堂，把200万美元捐赠给一所学院。接着还有一串慈善捐赠名单，从糖尿病协会开始，到孟菲斯动物园结束，名字旁边标注了捐赠的款数，*少也有5万美元。我皱着眉头，快速心算了一下，结论是伯蒂小姐至少有2 000万美元以上的净资产。 忽然，这份遗嘱的很多问题露出了水面。首先，而且*重要的是，这份遗嘱没有它本该有的厚重。伯蒂小姐是个有钱人，有钱人的遗嘱不会是薄薄的、简单的。他们的遗嘱通常都很厚重，有写得密密麻麻、由大型律师事务所收费昂贵的税务律师起草和执行的形形色色的精巧条款，会把信托机构、受托人和隔代转让等事项写得清清楚楚，交代得明明白白。 “遗嘱是谁起草的？”我问她。信封上一片空白，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是谁起草了这份遗嘱。 “我以前的律师，死了。” 他起草这份遗嘱时疏忽职守，死了倒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所以，这位牙齿灰黄、声音悠扬、娇小漂亮的女士有2 000万美元身家呢。而且，她目前没有律师。我瞥了她一眼，继续看遗嘱。她穿得一点也不像个有钱人，既没有戴钻石也没有戴金光闪闪的首饰，也没有花钱和时间去做头发。她身上的连衣裙是普通的滴干棉料，深红色的夹克已经破旧，可能是在西尔斯百货店买的。我见过不少家财万贯的老太太，她们通常都很显眼。 这份遗嘱拟了有两年。“你的律师什么时候死的？”我问，声音从未像现在这样甜美。我们两个人的头仍低低地凑在一起，鼻子只有几英寸的距离。 “去年。癌症。” “那你现在有没有律师呢？” “我要是有，现在就不会跟你谈话了，鲁迪？遗嘱没那么复杂，所以我想你能处理。” 贪婪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从7月1日起，我将在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工作，那是一家榨取员工血汗的小小事务所，办公氛围沉闷，15名律师除了代表保险公司诉讼，也没有其他业务。这并不是我想要从事的工作，但当其他事务所都没有空缺职位，而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愿意给我提供一份工作时，我也只能这样了。我寻思着在这家所里打磨几年，把该学的都学会，再另谋高就。 如果我上班**天就能带去一位身价2 000万的客户，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的同事们会不会对我高看一眼？我将成为一名及时的造雨人，一名点石成金的、冉冉升起的新星。我甚至可以要求有一间大办公室呢。 “当然，我能处理，”我漫不经心地说，“只不过，你知道， 这牵涉一大笔钱，而我——” “嘘—”她身体向我靠得更近，用力地嘘着。“别提钱了。”她眼睛向四周迅速瞥了一圈，好像有贼人正在她身后潜伏着窃听似的。“我只是不想谈钱的事。”她坚决地说。 “好吧。我怎么都行。但我认为你也许应当考虑一下是否跟一位税务律师谈一谈。” “我以前的律师就这么说，可我不想这么做。对我来说，律师就是律师，遗嘱就是遗嘱。” “没错，但是如果你把遗产规划一下，你就可以省下一大笔税钱。” 她摇摇头，好像我是个十足的白痴。“我一分钱也省不了。” “好吧，请原谅，不过我觉得没准你能省出来。” 她用长满老年斑的手抓住我的手腕，低声说：“鲁迪，你听我说。纳税与我毫无关系。因为你懂的，那时我早已一命归西。是不是？” “呃，没错，我也这么觉得。但你的继承人呢？” “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那些不孝儿孙真是让我气得够呛，我要把他们从我的遗嘱中删掉。我的两个孩子，还有那些孙子孙女，通通删掉，删掉，删掉。让他们什么都得不到，你明白的。穷光蛋。一分钱也得不到，一件家具也没有。什么都得不到。” 她忽然目光冰冷，嘴边一圈圈、一排排的皱纹紧紧地抿在了一起。她根本没意识到她紧紧地捏着我的手腕。此时此刻的伯蒂小姐，不仅愤怒，而且很受伤。 在桌子的另一端，博斯科和N.伊丽莎白· 埃里克森正吵得厉害。总的来说，他大声抨击医疗补助和医疗保健制度以及共和党派，而她则指着一纸文书，想跟他解释为什么有些医生的账单不在医保范围内。斯穆特慢慢站起身来，走到桌子顶端那边，想知道他是否能帮上什么忙。 布克的客户正拼命地想控制情绪，可泪水却忍不住从他脸颊上一行行地流下来。布克变得越来越局促不安。他向那位老绅士保证，他布克· 凯恩一定会调查此事，把事情处理好。空调被打开了，喋喋不休的谈话声被空调的噪声遮蔽了。桌上的杯碟都已经被收拾干净，大家正在玩各种各样的游戏：中国跳棋、跳棋、桥牌和密尔顿· 布雷得利棋盘的骰子游戏。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大多数人来此是为了吃顿午饭和社交的，而不是来寻求法律咨询。 “你为什么要把他们从遗嘱中删掉呢？”我问。 她松开我的手腕，揉了揉眼睛。“嗯，这是个人隐私，我真的不想谈这件事。” “好的。那么，谁会继承这些钱呢？”我问。我忽然有点飘飘然，仿佛我有点石成金的魔力，可以把普普通通的人瞬间变成百万富翁。我对她笑得如此谄媚，又如此虚伪，希望她没有被冒犯到。 “我也不确定，”她惆怅地说，目光在四周游离，像在玩一场游戏，“我不确定该给谁。” 那么，给我100万怎么样？我随时会因为所欠的400美元税款而被税务局向法院起诉。谈判已破裂，我已经收到他们的律师函了。我的房东正威胁要把我扫地出门，因为我已经拖欠了两个月的房租。而此时此刻，我却在这里与我生平见过的*有钱的人一起聊天，她可能活不了多久了，而且正在兴奋地算计着该把遗产分给谁多少。 她递给我一张纸，纸上的四个人名用印刷体整整齐齐地写成窄窄的一行，她说，“这几个是我想保护的孙子孙女，他们依然爱我。”她用手掩住嘴，在我耳边轻声说：“每人给100万。” 我的手在颤抖，潦草地在便笺簿上记下了。天啊，就这样，我制造出了四个百万富翁。“其他人怎么办呢？”我低声地问。 她猛地往后一仰，坐直身子说：“一分钱也不给。他们从来不给我打电话，从来不给我送礼物，寄贺卡。把他们删掉。” 如果我有一位身家2 000万美元的奶奶，我一定会每周给她送花，每隔一天给她寄卡片，下雨的时候给她送巧克力，晴天的时候给她送香槟。我会每天早起给她打一个电话，在她晚睡前再打一个电话。每个周日我都会陪她去教堂，陪在她身边，在整个弥撒的时候握着她的手，然后我们一起去吃早午餐，接着去参加拍卖会或者看个话剧或艺术演出，只要是奶奶想去的地方，我都陪着，地狱也在所不辞。我一定会好好照顾我的奶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