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变迁史丛书 隋唐五代环境变迁史

第六节 隋唐五代时期的环境法律

隋唐五代时期，朝廷对生态环境的保护，除了有一系列遵守时令、禁屠的诏令之外，还有一系列的法律和制度。

隋唐五代时期，国家重视桑、枣等树的种植。《隋书·食货志》中记载：“自诸王已下，至于都督，皆给永业田，各有差。多者至一百顷，少者至四十亩。其丁□、中□永业露田，皆遵后齐之制。并课树以桑榆及枣。其园宅，率三口给一亩，奴婢则五口给一亩。丁□一床，租粟三石，桑土调以绢，麻土以布，绢以匹，加绵三两。”而北齐规定：“又每丁给永业二十亩，为桑田。其中种桑五十根，榆三根，枣五根，不在还受之限。”桑、枣、榆等的种植具有强制性，并且可以继承，对老百姓来说有一定的收益，一般老百姓都会按照要求去种植。

隋炀帝时期开凿了大运河。为了保护运河两边河堤安全，隋炀帝要求在河堤种植柳树。《隋书·食货志》记载：“又自板渚引河，达于淮海，谓之御河。河畔筑御道，树以柳。”《大业杂记》中也记载：“入江三百余里，水面阔四十步，通龙舟，两岸为大道，种榆柳，自东都至江都二千余里，树荫相交。”此外，《炀帝开河记》还记载：“时恐盛暑，翰林学士虞世基献计，请用垂柳栽于汴渠两堤上。一则树根四散，鞠护河堤。二则牵舟之人，护其阴凉。三则牵舟之羊食其叶。上大喜，诏民间有柳一株，赏一缣。百姓竞献之。又令亲种，帝自种一株，群臣次第种，方及百姓。时有谣言曰：‘天子先栽，然后百姓栽。’栽毕，帝御笔写赐垂杨柳姓杨，曰杨柳也。”这表明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柳树有利于巩固河堤。

在大运河两岸种植柳树的行为，持续到晚唐时期。《全唐诗》卷四二七《白居易·隋堤柳—悯□□也》中写有：“隋堤柳，岁久年深尽衰朽。风飘飘兮雨萧萧，三株两株汴河口。老枝病叶愁杀人，曾经大业年中春。大业年中炀天子，种柳成行夹流水。西自黄河东至淮，绿阴一千三百里。大业末年春暮月，柳色如烟絮如雪。”《全唐诗》卷五一六《王彦威·宣武军镇作》中写有：“汴水波澜喧鼓角，隋堤杨柳拂旌旗。”《全唐诗》卷五二二《杜牧·隋堤柳》：“夹岸垂杨三百里，只应图画□相宜。自嫌流落西归疾，不见东风二月时。”《全唐诗》卷六五七《罗隐·隋堤柳》记载：“夹路依依千里遥，路人回首认隋朝。春风未借宣华意，犹费工夫长绿条。”《全唐诗》卷七四一《江为·隋堤柳》记载：“锦缆龙舟万里来，醉乡繁盛忽尘埃。空余两岸千株柳，雨叶风花作恨媒。”从白居易的诗歌中看到，隋朝种植的柳树已经衰老，需要更替。罗隐、江为是晚唐五代时期人，他们的诗歌表明大运河河堤两岸柳树依然长势良好，应该是后期补栽的结果。《全唐诗》卷五五九《薛能·下第后夷门乘舟至永城驿题》中写有：“连浦一城兼汴宋，夹堤千柳杂唐隋。”表明大运河河堤柳树在唐朝又进行了补栽。

隋唐五代还有负责绿化的官职。《旧唐书·职官志二》：“虞部郎中一员，从五品上。龙朔为司虞大夫。员外郎一员，从六品上。主事二人，从九品上。令史四人，书令史九人，掌固四人。郎中、员外郎之职，掌京城街巷种植，山泽苑囿，草木薪炭，供顿田猎之事。凡采捕渔猎，必以其时。凡京兆、河南二都，其近为四郊，三百里皆不得弋猎采捕。殿中、太仆所管闲厩马，两都皆五百里□□其刍藁。其关内、陇右、西使、南使诸牧监马牛驼羊，皆贮藁及茭草。其柴炭木橦进内及供百官蕃客，并于农隙纳之。”

唐朝也要求老百姓种植桑、枣、榆等树。《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记载：“唐之始时，授人以口分、世业田，而取之以租、庸、调之法，其用之也有节。……永业之田，树以榆、枣、桑及所宜之木，皆有数。”玄宗时期，再次重申在永业田种植榆、枣、桑等树。《通典》卷二《食货下》记载玄宗开元二十五年：“每亩课种桑五十根以上，榆、枣各十根以上，三年种毕。”唐玄宗之后，由于均田制已经破坏，以法令形式要求老百姓种植桑、枣、榆等树木已经失去了其基础，但唐德宗时期，依然采取劝老百姓种桑、枣等树。“顷属多难艰食，必资树艺，以利于人，庶俾播种之功，用申牧养之化。天下百姓，宜劝课种桑棘，仍每丁每年种桑三十树。其寄住寄庄官荫官家，每一顷地，准一丁例。仍委节度观察州县长吏躬亲勉率，不得扰人，务令及时，各使知劝。一一勉谕讫，具数奏闻。”《全唐文》卷四一○《常衮·劝天下种桑枣制》。《全唐文》卷六○《宪宗·劝种桑诏》中要求：“诸道州府有田户无桑处，每检一亩，令种桑两根，勒县令专勾当。每至年终，委所在长吏□□，量其功具殿□奏闻，兼令两税使同访察。其桑仍切禁采伐，犯者委长吏重加责科。”直到五代，政府还劝老百姓种植桑、枣，《全唐文》卷一二二《周太祖·令三京及诸道劝课农桑诏》中说：“宜令三京及诸道州府，委长吏指挥管内人户，勉勤耕稼，广辟田畴。勿使蒿莱，有废膏腴之地；务添桑、枣，用资种养之方，仍令常切抚绥，不得辄加科役。所贵野无旷土，庐有环桑，致谷帛以丰盈，遂蒸黎之苏息。”

《全唐诗》卷三一一《郑审·奉使巡检两京路种果树事毕入秦因咏》中写有：“圣德周天壤，韶华满帝畿。九重承涣汗，千里树芳菲。陕塞余阴薄，关河旧色微。发生和气动，封植众心归。春露条应弱，秋霜果定肥。影移行子盖，香扑使臣衣。入径迷驰道，分行接禁闱。何当扈仙跸，攀折奉恩辉。”表明对两京路种植果树等有比较严格的检查，以确保朝廷诏令的执行。

除了课种桑、枣、榆树之外，唐朝还非常重视两京地区的绿化。《册府元龟·帝王部·都邑》记载：“（永泰）二年正月，京兆尹黎幹大发夫役，种城内六街树。”《唐会要》卷八六《道路》记载：“开元二十八年正月十三日，令两京道路，并种果树，令殿中侍御史郑审充使。……大历八年七月敕，诸道官路不得令有耕种及斫伐树木，其有官处，勾当填补。”又《街巷》记载：“（贞元）十二年，官街树缺，所司植榆以补之。京兆尹吴凑曰，榆非九衢之玩，亟命易之以槐。（大和）九年八月敕，诸街添补树，并委左右街使栽种，价折领于京兆府，仍限八月栽毕，其分析闻奏。”

其他地方的官道上，也有种树。《全唐诗》卷三八《郑世翼·登北邙还望京洛》中写有：“青槐夹驰道，迢迢修且旷。”表明官道上种有槐树。《全唐诗》卷六八七《吴融·题湖城县西道中槐树》中记载：“零落欹斜此路中，盛时曾识太平风。晓迷天仗归春苑，暮送鸾旗指洛宫。一自烟尘生蓟北，更无消息幸关东。而今只有孤根在，鸟啄虫穿没乱蓬。”湖城县在今河南灵宝一带，这里的官道上种树，与处于洛阳至长安路线有关，唐时天子常到东都洛阳，故而官道种植槐树。

唐朝也有不少官员提倡种树，《旧唐书·范希朝传》记载：“单于城中旧少树，希朝于他处市柳子，命□□种之，俄遂成林，居人赖之。”《旧唐书·外戚传·吴凑传》记载：“官街树缺，所司植榆以补之，凑曰：‘榆非九衢之玩。’亟命易之以槐。及槐阴成而凑卒，人指树而怀之。”

对于故意损坏林木的行为，唐朝法律有明确的处罚条文。《唐律疏议·杂律》记载：“诸于山陵兆域内失火者，徒二年；延烧林木者，流二千里。”“诸失火及非时烧田野者，笞五十；非时，谓二月一日以后、十月三十日以前。若乡土异宜者，依乡法。延烧人舍宅及财物者，杖八十。”“诸弃毁官私器物及毁伐树木、稼穑者，准盗论。即亡失及误毁官物者，各减三等。”对于毁坏林木的，处以流刑或者杖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