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白山区系考古与民族要论

　　其二，**次指出，辽东“二江”（鸭绿江、浑江）和“二河”（太子河、苏子河）上游地区的貊族中心区，是高句丽起源的核心地区，同时也是高句丽早期五部的中心区。这较准确地界定了高句丽起源的民族区域地理，为进行考古遗存的探源和区系定位的探讨，提供了较准确的文化地理背景。　　其三，从20世纪70至80年代开始，在系统调查高句丽早期山城基础上，提出了高句丽应起源于辽东貊族的考古学依据，如《从辽东“梁貊”故城到高句丽早期山城的考古调查与思考——以新宾太子城等为例——关于高句丽早期历史考古的若干问题之八》一文中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不是以往仅据文献一般推论高句丽起源于溅貊，而是从考古学上提出高句丽源出辽东貊族。①除考古调查得出的结论外，20世纪末继1992年发文之后，以考古资料为基础，明确支持这一观点的，只有考古学家李恭笃先生和李殿福先生。②由这一辽东貊系青铜文化，向高句丽早期文化发展演变的考古学文化内涵，迄今可归纳有如下五个方面的考古学文化表征：　　**，在聚落形态上，由辽东貊系的石垣聚落（有的学者称“堡寨”，指带石圈的小型山城址或居住址），向高句丽早期规范的大型山城发展演变，在同一区域内，近三十年来，特别是“三普”以后，越来越被更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即如《高句丽古城研究》指出，在辽东地区聚落形态考古上，辽东貊族的“石垣聚落”，应是西汉以本地高句丽早期山城*主要的近源。　　第二，经多次考古调查并经考古发掘证实，与山城聚落发展相对应，在墓葬形制上，由辽东貊系的大石盖墓、石棺墓，特别是一种晚期的“龙头山类型”积石石盖墓，向高句丽早期的平地积石墓（带圹或不带圹）的发展，在石料选择、形制结构等方面，均表现出前后一脉相承的考古文化演化继承关系。　　第三，无三足器组合的夹砂、手制、素面、多耳、叠唇褐陶器的陶艺和陶器特征，在上述所指的辽东“二江”和“二河”上游，即貊系和高句丽起源的核心地区，其土著文化特点具有近千年的文化延续性。其考古学文化类型的内涵连续性和工艺传承，均为其他地区不可比拟，具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特质。　　第四，与积石石盖墓关联的灵石崇拜传统，从辽东青铜文化貊族的石柱子，到高句丽的墓旁立石和石穴（窟）崇拜，在民族文化的演化上亦表现出同区域内的文化承接脉络和民俗的延续性。　　第五，平地积石墓与火葬习俗并存，在辽东貊族和高句丽早期五部的同一区域内，表现出稳固的文化传承性。这与国内外学者持有高句丽起源的“夫余说”“商人说”“古朝鲜说”等相比，更具有考古学上可以比定的同一区域民族文化和民俗传统的实证性。当然，从考古学和文献学的结合上，分析辽东貊族与高句丽文化的传承关系还不止如此，本文只是点题式地归纳上述要点。　　而由高句丽起源研究衍生出来的对中国东北青铜文化（含青铜短剑文化）的“二江、二河”与“二纵、三横”以及三大地域文化等初步看法，亦是在长白山文化研究中这二十余年间学习探索的新收获。所谓的“二江、二河”，即指前述高句丽起源的核心地区，应为辽东鸭绿江、浑江和太子河、浑河上游的核心水系代表地区。所谓“二纵、三横”，即前指纵向的医巫闾山和张广才岭两座山脉，分别为辽西和辽东文化的分界和长白山西北古夫余（西团山文化）与肃慎（莺歌岭文化）的文化分界；后者则指横向的辽东千山、龙岗（哈达岭）和牡丹岭山脉，分别为辽东半岛与辽东腹地，以及南貊和北溅文化的分水岭。而所谓“中国东北三大地域文化”，系指辽河文化、长白山文化和草原文化。其中辽河文化为中脊，长白山文化和草原文化为东、西两翼。而长白山区系地域文化和考古文化，更是中国东北高句丽、夫余和肃慎三支民族文化的母体发源地。这也是本人在21世纪初提出的长白山区系考古与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一，它应是形成“长白山区系考古与民族”文化命题的基础。具体可见2014年与刘厚生等先生合著的《中国长白山文化》考古篇和待出版的《长白山区系考古与民族论纲》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