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楚汉争霸

　　《不一样的楚汉争霸》：　　其次，秦朝在全国推行单一的法家治国理念，导致民间思想被压制，百姓很难对这个帝国产生文化认同。秦始皇焚书坑儒，除了法家、医学和占卜等方面的书籍，收缴天下其他所有种类的书籍。文化的高度专制导致各地百姓，特别是新占领地区的百姓，不得不面临文化思想被压制或与旧的本土文化割裂的痛苦，自然对秦朝难以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当秦国遇到危机时，各地百姓包括一些当地选拔的官员，很难自发、自愿地支持秦朝。　　秦朝之所以搞文化专制主义，正是因为在秦国延续百年的法家治国理念。这种理念来自商鞅。根据《商君书》所传达出的思想以及由此而衍生的观念，在秦国或者秦朝，除耕、战以外，任何活动和能力都是多余且无意义的，甚至任何不利于皇权专制的经济、文化活动，都可能威胁到王朝的长治久安。在这种观念下，秦国需要不断征发民力，要么用于战争，要么用于各个领域的建设。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升王朝攫取民间资源的能力，强化对民间的控制力，更重要的是，消耗掉国内任何可能毁灭国家的民间力量。如此，则可以理解，秦朝建立后，为什么在国内广泛而深入地征发民力，修筑长城、阿房宫、秦始皇陵，驱使青壮年到南方的百越和北部的边疆，戍边征伐。　　秦国故地已经习惯这种单一文化下的生存环境，但在秦朝新占领的土地上，多元化的文化生态已延续数百年，秦帝国在短期内如果强行推行单一的思想文化，必然造成巨大反弹。正如陈胜、刘邦等人为鼓动大家，在各个场合，喊出“天下苦秦久矣”的口号。这个“苦”既表达对秦帝国无休止役使百姓的愤怒，也表达对秦帝国强制推行单一文化和理念的否定。按说单一的治国理念，如果有其他理念辅助和制衡，会将这种理念的负面影响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不至于使国家制度过于僵硬，失去弹性，*终因失控而导致国家败亡。但很可惜，秦朝即便想到，也无法这样做。正如上文所述，秦朝上下充斥着信奉法家文化的既得利益者，形成稳固而强有力的政治集团，国家从上到下在这一利益集团的操作下，只能僵化地贯彻既定的治国理念，并沿着法家思想形成的制度轨道一直走下去。　　法家过于强调利益交换，全国上下弥漫着浓厚的功利主义和官僚主义。各种规章和法律层出不穷，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细枝末节。《商君书》**章的内容认为，在商鞅推行的法家理念下，统治者只需要扮演法律制定者的角色，法律下发到百姓，由百姓互相监督，各个法律就可完美执行。统治者向担负职责的官员宣布法律，而官员则必须回答其他官员或百姓对法律提出的疑问。如果不能胜任答疑解惑的责任，也将被处罚。“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法家的治国理念，将社会、经济和文化困入一个密不透风的法网之中。虽然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制度体系使法律得以高效执行，但这种突出“权力”“制衡力”“对抗力”的国家治理理念，将皇帝、官员和百姓纳入一种互不信任、缺乏尊重、忽视人的个体感受和讲求利益交换的氛围中。国家和社会一旦遇到内部或者外部的突变，很容易由点及面，瞬间形成系统性的“雪崩”。　　汉朝汲取教训，从汉文帝开始，国家鼓励和默认民间收藏各类图书，尊重文化事业发展。从全国选取文学贤良，作为国家官员。这些政策使国家逐渐争取到宗族大家、工商业者、农民、官僚和文化行业经营者等社会各界的支持。在国家治理结构上，汉朝把封建制度和郡县制“混搭”起来，既有法家治国理念下的严刑峻法，也有封土建邦体制下的地方自治。在汉朝草创之初，国家治理结构被注入弹性基因，度过了*初的艰难岁月。　　不过，汉朝的国家制度并不是没有一点问题。在汉景帝时期，爆发“七国之乱”。虽然叛乱时间并不长，前后也就两个多月，但对国家政权的冲击非常大。这说明汉朝采取折中苟且的制度架构，无法真正确保国家稳固，需要再找到另一个“非制度化”的工具，为国家制度保驾护航。　　经过艰难探索，汉朝在国家层面上构建新的意识形态体系，从此找到隐性的“非制度化”工具。汉景帝的儿子汉武帝即位后，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虽然对皇帝搞专制有制约，但从总体上看是维护皇帝权威的。以“仁”为内核的儒学，既通普世性的人性，而且简明易懂，更符合广大百姓朴素的基本价值观，得到社会各阶层的真心拥护。从此，地方官和老百姓在思想上逐渐有支撑，精神上有信仰，为皇帝服务时自觉性明显提升，大大地降低了皇帝专制统治的执行成本，减少了封建制和郡县制看似不相容的制度之间的排异性。　　当然，历代王朝都看到儒学对治国理政的价值。他们在加紧建立高效的信息、物资传输系统的同时，也加紧改造儒学。改造后的儒学也就越来越受到皇权青睐。随着信息和物资传输系统的完善，以及儒学思想在民间的普及和深入，实施对皇帝专制统治有利的郡县制度就更容易了，其逐渐成为各个王朝主流的行政管理制度，而封建制度逐渐成为历史的配角。阳儒阴法，成为古代中国基本的政治理念，并全方位渗透到国家战略、制度建设和思想文化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