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印刷史新论

从技术角度研究解析印刷史 印刷史是一门技术史，研究的是古代印刷技术的兴废变革，因此它的研究对象和论证依据，按重要性排列，首先应是印刷工具，其次是技术说明，再次是印成品实物，*后是未涉及工艺的文献记载。 先举一个例子。清乾隆时武英殿聚珍版印刷，先用木活字排印文字，然后用木雕版套印行格，独具特色。我们在研究这种技术时，如果有木活字和行格雕版等印刷工具，只要操作一下这些工具，就能比较准确地知道它的技术特点和工艺流程。武英殿聚珍版的印刷工具未能保留到今天，好在当时负责此事的金简写了一部《武英殿聚珍版程式》，详细记载了聚珍版从制版到刷印的全过程。看过这本书，我们也可以了解基本技术情况。 假设《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也失传了，但聚珍版书传本不少，我们通过分析书的版面特征，也可反推其印刷技术，如看到文字排列不齐、墨色浓淡不一，会想到这是活字印本；看到行格与文字叠压，会想到这是套印本等等，虽然不足以了解全部技术，但也能得其大概。 这些书的目录卷端都印着“武英殿聚珍版”字样，构成文献记载。不过单凭这几个字去研究武英殿的技术，恐怕就难以深入了。因为“聚珍版”这个比喻性的名词，并不能提供多少技术信息，而且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有多个翻刻本，卷端也照样刻着这几个字。假如有人仅凭书中的“武英殿聚珍版”记载去研究，拿到的恰好又是翻刻本，他说不定会得出“聚珍版”就是“木雕版”的结论，那真叫南辕北辙了。 除去翻刻造成的内容失真，古汉语喜欢用美称、成语来指代事物，也会导致内容失真。再举两个例子。 一是北宋初年，朝廷组织校勘儒家经典，并由国子监刊刻，颁行天下，这就是北宋监本。担任屯田员外郎、直集贤院的李直参加了这项工作，时人杨亿在写给他的信中赞扬此事说：“正石经之讹舛，镂金版以流传。”如果仅从“镂金版”字面看，我国在宋初的咸平、景德间（998—1007）就有了印刷大套书的金属雕版，但实际上北宋监本用木版印刷，这是非常明确的。杨亿所说的“镂金版”云云，只是对雕版的美言，颂扬朝廷刻书的高贵和完美。 二是清道光年间，福建人林春祺铸造四十万枚铜活字，印刷了顾炎武《音学五书》等几部书。林春祺为此作《铜版叙》，内称“岁乙酉捐资兴工镌刊”，《诗本音》卷末又印有“古闽三山林春祺怡斋捐镌”字样。从字面看，这四十万枚铜活字都是镌刻的，但这不符合铜难以雕刻而易于铸造的特性，潘吉星先生已指出这一点，认为必是铸造而非镌刻。通过对这批铜活字印书的观察，可以确定同一个字均出自同一个模子，确实是铸造的字。林春祺所谓“镌刊”，只是借用了雕版时代的一个常用名词，而非对他的铜活字制作技术的真实记录。 举出上面的例子是想说明，在中国乃至东亚历史上，产生过多种印刷技术，但印刷工具、技术说明保留下来的不多，甚至很多技术连印成品都未流传下来。印刷史研究更多地依赖文献记载，而文献记载往往又很疏略，甚至有歧义，会对研究产生误导，在使用的时候务必要加一分小心。研究印刷史，在引用文献时，应尽可能结合实物和其他资料，辨析词义后再加使用，即使这些文献材料来自实物本身。 中国印刷史中有一些聚讼纷纭的问题，往往是因为对语焉不详的史料解读不同造成的，如五代“铜版《九经》”、明代“活字铜版”等。而在更大范围内的印刷史研究中，也有偏重文字资料、忽视实物资料的倾向，如在“中韩印刷术起源之争”中常被提起的两部书，就存在过于看重书证、对实物研究不足的问题，这些不足也造成研究结果的不可尽信。 标榜“铜版”的书与“铜雕版” 在存世古书中，有一些喜欢在封面等位置标明“铜版”字样。略举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数种为例： 《五经揭要》，封面题“铜板五经揭要”，馆藏目录著录为“清光绪二年宝善堂刻本”。 《书经》，封面题“铜板书经”，目录著录为“清光绪七年刻本”。 《四书述要》，封面题“聚秀堂铜板四书述要”，目录著录为“清乾隆间刻本”。 《新订四书补注备旨》，封面题“铜板四书补注附考备旨”，目录著录为“清刻本”。 《中庸》，书签题“铜版中庸集注”，目录著录为“民国间上海锦章书局石印本”。 还可以举出更多例子。这些书多是科举考试用书，尽管封面、书签等处标明“铜版”，但编目人员仍将其版本定为刻本或石印本，而非铜版印本。这说明在专业人士眼中，所谓“铜版”只是一种修辞，并非表示书籍的实际印刷方式。 在民间，如各古旧书买卖场合，这类标榜“铜版”的书也很常见，内容也多为科举用书。同样，具有一定版本鉴定能力的人，也不会认为这些书是用铜版印刷的，因为它们的版面特征与刻本或石印本并无二致。 清代有使用西方技术制作的腐蚀铜版，用来印制画册等，但与中国传统出版印刷业所说的铜版没有关系，故下文的讨论不包括这类铜版。 对木雕版来说，与“可能的铜雕版”相互区分的特征，除了印本的墨色和木纹、刀痕印迹，*有说服力的应是断版印迹。木版版面会顺着木纹或木料接缝断裂，而且往往从横列的文字中穿过。由于木版双面雕刻，这种断版会影响相邻两叶。铜雕版不易断裂，即使断裂，其断处应在被削弱的无字处，而不是加厚的文字处。石印是近代西方平版印刷技术，与属于凸版印刷的“铜版”有本质区别，其印本更容易区别，在此不赘。 这类书被证实不是铜雕版或铸版所印，实际上说明一个道理：至少在清代，在科举用书市场，铜版印本并不存在。 制作铜印版的方法，无非铸造和刻制。上述“铜版《五经》”“铜版《四书》”，均为高头讲章，字小行密。如“聚秀堂铜板四书述要”，小字23行52字，全叶刻满近二千四百字。以当时的铜加工技术、出版业投入产出情况及社会环境，不可能造出铜版来印这类书。 从铸造角度说，书版文字既多又小，将纵横交错的笔划看作图案，其复杂程度超出古今所有铜器。以清代民间铸铜技术而言，人们无法保证铜液流入书版范型的所有角落、填满每一道笔划而又不产生流铜、气孔，得到所有文字均完整清晰足堪印刷的大套书版。其实官方技术也做不到。参观故宫、颐和园时，细心的人会发现，宫殿前摆设的铜兽身上斑斑点点，尽是修补痕迹，反映出当时铸铜技术的局限。这还是素面而非文字。铸钱业掌握着历代*高铸铜技术，钱文仅四个大字，铸造时也会出现大量残次品。 宋代以来铸造铜版印刷纸钞，是否能说明可铸造铜版来印书呢？理论上没问题，实际中做不到。钞版字大、图案简单，只有一块版，而且国家行为不计工本，可以大量复制，从众多铸件中选出合格的印版。印书相反，需要铸造内容不同的多块印版组成一套书版，且文多字密。每块书版的铸造瑕疵不必多，两千字中只要有1%的文字残缺，铸成的版就全然成为废铜。失蜡法铸造遇到这种情况，需要重新制模，当然毫无可能；翻砂法铸造，倒是可以利用木模重铸，但模子刻完，已是能够直接印刷的雕版，还有什么必要去翻铸很难成功的铜版呢？而且翻砂铸造精度低，更难铸出合格的铜书版。 再看刻制。与篆刻家刻印可以精雕细凿不同，刻书版属于手工业生产，要求高效率低成本；铜版难以修改，又要求高质量少差错。不能想象以当时的工具条件，能短时间在一块铜版上刻出两千多个笔划细小繁复的阳文铜字。*难的工作，应是在既不损坏笔划、又保持版面平整的情况下，剔掉笔划围合区的余铜。保留的是“线”，剔除的是“面”，要去掉这些坚硬而根深蒂固的“多余物”，如果使用刀凿，需要手和眼在极小空间内精细配合，稍有差池，就会伤及文字，前功尽弃。而且当时供大规模生产所用的铜料是黄铜和青铜，其硬度是难以用刀雕刻的。因此用雕刻方法也难制作铜版。 清代档案曾记载武英殿刻铜字人的工价为每字白银二分五厘。不知这些人所刻为何物。假设他们能刻细小的阳文，按此工价，聚秀堂刻一叶铜版，仅工钱就需要六十两，刻完全书，堪称天价，这还没算上昂贵的铜价。标榜“铜版”的科举用书都是市场上的低端出版物，讲究薄利多销，从商业角度看，用如此成本刻版印书，断无可能。更何况清代还是屡申铜禁的朝代，民间大量用铜属于违禁行为。 既然从版面特征、从物理人情的各个角度看，清代以来标明“铜版”的书都不是也不会是真正的铜版印本，那么这类“铜版”就不是技术问题，而是语言问题。如何理解？下文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