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心积虑

二十世纪中叶的某一天，我坐在伦敦肯辛顿区一座还没有被拆掉的旧墓园里，一位年轻的警官离开道路，向我走来。他羞涩地笑着，仿佛要穿过草地，邀我打一场网球。他只是想知道我在干吗，但很明显，他也不想那么问。我告诉他，我在写诗。我请他吃三明治，他不要，说他吃过饭了。他和我聊了会儿天，然后说了再见，说那些坟墓一定都有些年头了，他祝我好运，还说有人说说话真好。
这是我的一段人生的*后一天，但我当时并不知道。太阳下山之前，我坐在一座维多利亚时期的坟墓的石板上写诗。我就住在附近的一个客卧一体房里，房子里有一个煤气暖炉和投币煤气灶，灶上有个投币口，可投入采用十进制前的便士或先令，想投哪种就投哪种，有什么就投什么。我状态很好。我没工作。这本来是件令人沮丧的事，但理性地看，其实也没什么。房东的贪婪也无所谓，他叫亚历山大，个子矮小。我不愿意回家，怕被他拦住。我不欠他房租，但是，他反复劝我租一个大点的、更贵的房间，因为他看到我的单人间里挤满了书、报、盒子、袋子和食品，还经常有客人来访，他们或留下来喝茶，或半夜三更到访。
房东说我花着单人间的钱，过着双人间的日子。到目前为止，我还能经受住他的劝说。同时，我对他的贪婪很感兴趣。涉及租房问题，人高马大的亚历山大太太从来不出面，她决心不让人们把她当作收租婆。她的头发总是油光锃亮，刚在美容店做过的样子，指甲则涂成红色。她就像另一位租客一样，进出都会礼貌地点点头，只是她显得更高人一等。我微笑回应，内心默默欣赏她。我对亚历山大夫妇没有什么不满，只是不同意他们让我租一个更贵的房间。即使他把我赶出去，我也不会对他们心生怨恨，我主要是对他们感兴趣。在某种程度上，我感觉讨厌鬼亚历山大先生是个中翘楚，经过精挑细选，与众不同。我不想在回租屋的时候碰到他，但我知道，如果碰上他，我肯定有所收获。我很清楚，我的内心有个恶魔，特别喜欢看人原形毕露的样子，不只是如此，不仅是原形毕露，还要暴露更多，更多。
那时候，我有几个很棒的朋友，有善有恶。我几乎身无分文，但精神饱满，因为我刚刚逃出了自传学会（一个非营利机构）的魔爪，学会里的人认为我不是坏就是脑子有毛病。我会告诉你自传学会的故事。 那天我坐在肯辛顿破旧的墓园里写诗，还同一位腼腆的警官交谈。那一天的十个月前，我收到了一封信，称我为“亲爱的芙蕾尔（Fleur）”。
“亲爱的芙蕾尔”，我出生的时候被冒险地取了这个名字，总是这样，他们根本不知道你将来会是什么样子。倒不是说我长得丑，就是觉得芙蕾尔这名字取错了，可它毕竟是我的名字。有些阴郁的人还叫乔伊（Joy）呢，很多腼腆的人叫威克多（Victor），叫格劳丽亚（Gloria）的人一点也不显赫，叫安吉拉（Angela）的人却很物质，一个人在漫长而充满变化和渗透的一生中，一定会遇到这样的人。我就遇到过一个叫兰斯洛特（Lancelot）的人，但我向你保证，他和骑士精神不沾边儿。
不管怎样吧，这封信写道：“亲爱的芙蕾尔，我帮你找到了一份工作！……”信写得很无聊。写信的是位热心的朋友，我已经忘记她长什么样了。我留着这些信干吗？干吗？我用粉色带子把它们捆成薄薄的一叠，按1949、1950、1951这样归类。我学过秘书专业；可能我就是觉得，信就应该分类存起来，我确定我当时认为它们有一天会变得很有意思。事实上，这些信本身没啥意思。例如，在即将转入二十世纪下半叶之时，有家书店写信讨债，说不给钱就要“采取进一步措施”。当时我欠书店钱。有些店家还比较宽厚。我记得当时我觉得那封威胁采取进一步措施的信挺好玩的，值得保存。可能我给他们回了信，告诉他们我好害怕他们不断接近的脚步声，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可能我没有这么做，只是在心里想过。显然我*终还了钱，因为收据就在那儿，五英镑八便士九先令。我总是想买书，几乎所有的账单都是买书的。我曾经有一个珍本，我在另一家书店用它抵了账，我不是藏书家，除了内容，珍本的稀缺性对我没有吸引力。我经常从公共图书馆借书，但也经常逛书店，渴望拥有某些书，例如，《亚瑟??克拉夫诗集》和新版《乔叟文集》，我会同书商交谈，赊一笔账。
“亲爱的芙蕾尔，我帮你找到了一份工作！”
我给位于诺森伯兰的那个地址回了信，陈述了我作为秘书的优点。一周之内，我就搭上了公共汽车去贝克莱酒店接受未来雇主的面试。时间是下午六点，我考虑到是高峰时间，提前到了，他比我还要早，我到服务台前询问怎么见他，他从旁边的椅子上站起来，走了过来。
他很瘦小，但不算矮，白发，脸瘦削，高颧骨，颧骨部位发红，但脸色苍白。他的右肩膀比左肩膀靠前，好像总是做着握手的动作，所以，整个人看起来是歪斜的。他有一种气场，好像在说：我是大人物。他就是昆丁??奥利弗爵士。
我们找了个桌子坐下来喝雪利酒。他问：“芙蕾尔??塔尔博特——你有一半法国血统吗？”
“没有，芙蕾尔这个名字只是我妈妈想出来的。”
“哦，有意思……好，对了，我来说明下那份工作的内容。”
……
我现在已经在公寓里，他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塔尔博特小姐，我不会随便把任何人请到我家里来。”我回答说，可以理解，大家都一样。环顾四周，我看不到书，它们都在玻璃柜里。但昆丁爵士对我的回答——“大家都一样”并不满意，这样显得我和他平起平坐了。他开始解释，说我没听懂他的话。他说：“我的意思是，在这里，我们组成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圈子，我们的目的很特殊，这项工作是绝密。请你记住，我面试了六个姑娘，*后选了你，塔尔博特小姐，请你记住这一点。”此时，他已经坐在豪华的桌子后面，靠在椅子上，半闭着眼睛，双手抱在胸前，指尖相对。我在桌子的另一边坐下。
他挥手指着一个巨大的古董柜说：“秘密都在那里。”
我并不吃惊。尽管他显而易见是个怪胎，并且，我感觉他在做的不会是什么好事，但他的言谈举止没有让我感觉到直接的人身威胁。我很警觉，实际上是兴奋。我正在写的小说，我的**部，《沃伦德??蔡斯》，完全占据了我的生活。我发现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在我写小说的整个过程中，从**章开始，我所需要的人物、情境、图像和词语，就这样出现了，不知从哪里冒出来，进入了我的视野。我是一块磁铁，把我需要的经历吸过来。我并没有照原样把它们搬到小说里，我从没想过把昆丁爵士塑造成他本来的样子。我从他那里得到的两样东西让我非常高兴——他指尖相对的样子，还有他挥手指着柜子说“秘密都在那里”，这些文字生动展现出他多么想表现自己，多么渴望能相信自己。我可以马上辞职走人，不再和他见面，也不会想起他，但会带走这两样东西，还有更多。我感觉自己就像他挥手指着的胡桃色柜子，我在心里说道：秘密就在这里。同时，我也关注他。
多年之后，我已经习惯了日常生活中的这种艺术思考，但当时我还不太熟悉。提姆斯太太也出于同样的原因让我兴奋。她是个糟糕的女人。但我欣赏这种糟糕。我得说，1949年9月的时候，我对于是否能完成《沃伦德??蔡斯》一点把握都没有。但无论我是否能完成那本书，我都照样为这些人和事感到兴奋。
昆丁爵士继续向我交代工作。提姆斯太太拿来了邮件。
昆丁爵士没理她，只对我说：“我吃完早饭才处理邮件，它们太烦人。”（你得明白，那个年代，邮件都是早上八点到，不用上班的人，边吃早饭边读来信，上班的人在公共汽车上读。）“太烦人了。”在此期间，提姆斯太太走到窗边说：“它们都死了。”她指的是一盆玫瑰，花瓣掉落在桌子上。她收起花瓣，塞进花盆，然后把花盆捧走了。她边做这些边看了我一眼，发现我在看着她。她从我身边走过，我继续看着她刚待过的地方，一副目光呆滞、心不在焉的样子，可能这样成功骗过了她，让她相信我不是有意在观察她，只是盯着她站的地方看罢了，心里在想别的事情。也许我根本没骗她，这种事情很难说清楚的。她走之前一直嘟嘟囔囔说着玫瑰凋零的事。她很像一位熟人的太太，走路的样子也像。
我把注意力转向昆丁爵士，他正等着他的管家离开，两眼半闭，双手的姿势好像要做祷告，胳膊肘搭在椅子扶手上，指尖相对。
他说：“人性是个不可思议的东西，我发现它真的是不可思议。你听说过一句古话吗？事实比小说还要离奇。”
我回答说听过。
记得那是1949年9月的一天，空气干爽，阳光明媚，我记得我看着窗户，阳光不时抚摸着棉布窗帘。听来的东西我记得很牢。当我忆起过去的某次际遇，或者一些旧书信唤起我的记忆，我会一下子想起大量与听觉相关的印象，然后才是视觉形象。因此，我记得昆丁爵士说话的方式、他的确切用词和语调。当时，他对我说：“塔尔博特小姐，你对我说的话感兴趣吗？”
“哦，当然感兴趣啦。是的，我也认为事实比小说更离奇。”
我本以为他沉浸在自己的思想里，看不到我把头转向了窗户。我明白，我看着别处是为了捕捉我本能的一些想法。
“我有几个朋友。”他说完，停顿下来，以便我能理解他的意思。我恭谨地把目光转向他的话。
“他们是非常重要的朋友，都是重要人物。我们成立了一个学会。你懂英国的反诽谤法吗？亲爱的塔尔博特小姐，这些法律可是很详细、很严苛的。例如，不得败坏一位淑女的荣誉，不是指因为对方是淑女而故意这么做。讲述真实的生活经历，自然会涉及仍然在世的人，真的很难做到这一点。你知道我们做了什么吗？就是我们这些生活得风生水起的人——我的意思是，我们过着不平凡的一生。你知道我们在为子孙后代记录真相吗？”
我说我不知道。
“我们成立了一个自传学会。我们已经开始写各自的回忆录，都是真实的，全部是真实的，只记录真相。我们把这些回忆录放在一个安全的所在，等七十年之后，回忆录里提到的人都不在人世的时候，再解封。”他指着那个漂亮的柜子说。些许阳光透过折叠的棉布窗帘，照在柜子上。我很想去公园走走，趁着昆丁爵士暴露出其他东西之前，细想一下他的性格。
“此类文件应该放在银行里保管。”我说道。
“是的，”昆丁爵士不耐烦地说，“你说得对。我们的传记式回忆录*终有可能放到那里去。但那是将来的事。现在，我不得不说，我的朋友们多数都不擅长文学写作；而我，在这方面有些天赋，承担了这方面的工作。当然，他们都是非常杰出的人，无论男女，有丰富的生活经历，非常丰富。那些天翻地覆的日子和战后生活啊，让人难以抱有期望。呃，问题是，我在帮他们写回忆录，他们没有时间。我们组织友好的见面会、聚会、集体活动等。待我们的组织更成熟一些，我们会到我位于诺森伯兰的家里集中。”
这就是他说的话，我喜欢听。在穿过公园走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回味。我已经把它们记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