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论

　　这里也许值得研究一下，关于所有权的*后根据，在现代常识下所想象的，同中世纪时所惯常感觉到的，其间有着什么样的区别。过去通常认为权利、势力和特种利益的大致根据是经由习惯而来的权能。认为从一个在上者转移权利的立场如果能够确切成立，那么所要求的权利已经由此确定；任何要求权，不能使它以这样的移转行为或转移的实际行为为根据时，就认为这个要求权是不确定的。权利，不论是所有权或是别的，是从一个在上者那里移转来的，在上者所以享有权利，是由于他具有威力，这种力量是为习惯所容许因此获得巩固的；当某种权利和权力授予一个在下者以后，他是通过习惯所容许的服务和忠诚，在这样的情况下保持着所获得的幸运的。这里实质上是一个个人的关系，是一个地位、权能和屈从的关系。是遗传的持续使所有权获得了认定，而不是相反的。分析到*后，转移的连续——这是与一个普通人的一切权利、权力有着关系的——通过一连串的在上者，可以一直追溯到人间的*高主权，然后由此仍然追溯到上帝。但是不论就人世的主权或神的主权来说，都认为凭以授与或移转权力、权利的资格，并不是以劳动或创造的效能为依据的。所以把上帝认为是人类权利和义务的根源和决定者，并不完全是由于他的作为一个创造者的职分，而是由于他的作为一个宗主的职分。通过文化上的变迁，中世纪的意识和环境开始染上了比较近代的色彩，在所有这一类问题的讨论中，提到上帝对人类事务创造的关系的渐渐地多了，主张也渐渐地坚决了，但就这里所说的问题而言，直到完全步入现代为止，上帝对人类权利的主权关系还没有为他的创造关系所代替。可以说，在中世纪对事物的概念中，认为上帝职分的保有是威力的保有，而人们，不论贵贱，保持着上帝所赋与的权利和权力时，是奴属性的保有。在这样的想象中，所有权是一个管事的职司。这是一个较近地处于人世统治者裁决之下、而较远地处于神圣的大统治者裁决之下的管事职司。当关涉到任何一项人类的安排或制度，在权限或合法性方面发生了疑问，迫切要求解答时，所提出的问题不是上帝所作出的是什么？而是上帝所注定的是什么？　　这种中世纪的概念范围，首先在意大利、在文艺复兴中被打破，由近代的观念代之而兴。但是自然权利的现代概念所依据的意识形态，是在英语社会中首先形成、进而达到了有力表现的。关于自然权利的现代学说与古代的显然不同的情况也是这样。自然权利学说的现代特征是导源于英国的。关于所有权的自然权利，情况更加是这样。这种英国对所有权的看法，作为一种思想习惯，它那物质的、历史的基础，是由手工业和商业的经济因素形成的，这种制度在形态上、权力上与中世纪的制度正相反。英国与欧洲大陆不同，当近代时期，很快就把商人和普遍存在的自由劳动者的工作代替了贵族、兵士和僧侣，作为影响它日常生活情调的因素。日常生活中的主要势力有了这样的变化以后，于是由日常生活习惯所形成的锻炼也跟着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结果是涉及人类生活意义的新的意识形态，以及人类制度究极目的原因的新的根据，都在增长中。新的权利和真理的准则夺去了旧的，新的思想习惯代替了旧的。　　这种替换过程是政治理论上究极目的原因的敌对概念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当1688年英吉利革命时期达到了戏剧性的*高峰。作为一种原则上的斗争，通过约翰??洛克与罗卜??斐尔麦爵士（Sir Robert Filmer）之间的论争，这种转变达到了严重关头。斐尔麦是关于权利移转的中世纪原则*后的、有力的代言人。洛克把自然权利，其中包括财产权利，推源到造物主的技巧成就，这就标志了在转变开始时现代观念的形态，这个观念形态对于已被废弃的权利转移原则未尝不加以注意，但终于离开了它。　　在近代后期，对所有权所赋与的界限，是商业经营的要求的结果，是在“货币经济”下盛行着买进与卖出的结果。由于这类要求，由于普遍存在、反复发生的买进和卖出，不得不产生一种思想习惯。这种思想习惯决定：所有权必须是自然的、正常的绝对所有权，对于所享有事物的使用和处理，必须具有自由的、不受限制的决定权。由于社会的便利，对于这种充分的自由决定权或者需要作某种限制，但对于这类限制，往往认为是所有人权限的“自然”范围内的例外减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