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母亲的选择 婚姻家庭

当我随着那句愤怒的预言“你会后悔的！”踏上探索之旅时，从没想过会抵达什么样的地方。我以为参与研究的母亲们的说法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母亲和养育孩子，但突然间我发现我踏入环绕着我们的另一个领域之中；在那里，我们认为情感沿着时间轴发展而前进，我们认为时间流逝使得覆水难收，我们只能选择性地遗忘。当我接触了后悔的母亲们，我看到情感规则和记忆规范已成为材料，即使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些规范是受到我们的社会文化影响而形成的，现在更清楚的是，它们是引导女性成为母亲的核心社会机制之一，社会向女性保证：她们肯定不会在为母之路上感到愤怒或后悔。
因此，如果我们将为人母视为不可后悔的情况，尽管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可能有后悔相伴，尽管我们可能会对自己下的所有决定后悔，那么我们就没想到，为了维持社会秩序，为了让那些从中受益的人更加方便，社会是怎样利用或忽略那些情感规则和那些牢固的概念。当人们相信母亲是不会为了当妈妈而后悔的，或是人们对后悔的妈妈感到愤怒时，他们实际上是说“母亲们会回顾并评估成为母亲是不值得的”这种想法真是太危险了。我想这种反应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许多女性，特别是母亲一直被要求把自己放在一旁然后遗忘。也许我们应该重新想想，为什么如果女性记得并提及她们自身的感受，就会引起人们的愤怒。
这种对后悔母亲的不信任和愤怒，是因为人们认为分娩和养育子女是神圣的，而且人们相信成为母亲是女性人生历程中*美妙的事情（尽管他们也知道那并不是什么花团锦簇的玫瑰园）。但不只是这个原因。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导致人们不信任后悔的母亲并对此愤怒的原因，因为这种社会崇尚进步的精神，并且推动我们每一天都力求自强不息及成长。基于这种精神，人们的集体观念是，时间的流逝*终且必然会使女性安于母亲身份，否则她们就该因为不符合社会集体一厢情愿的想法（为母之路*终走向快乐结局）而受到惩罚。
另一个愤怒的来源是我们对待后悔的性别化的方式：热烈的情感或是冷静的计算思维。当我们将后悔视为热烈的情感时，后悔的母亲会受到抨击，因为她们被视为危险的、情绪化的女性，无法控制她们的感情，无法克制她们毫无作用的悲叹：“如果社会要描绘一幅后悔的肖像，那么我想象她（恐怕这个形象不可避免地会是女性）是一个有着黏腻头发、柔弱无骨气的女人，她沉浸在过去之中。”当我们将后悔视为冷静的计算思维时，那这些母亲则会被视为冷血的女人而受到抨击，因为社会认为由于超理性而导致的后悔只存在于男性及“公共领域”。无论是哪种方式，这些女性都被困住了，社会没有给不想当母亲的女性留下空间，她们无法不被贴标签：被认为是想模仿男人的荒谬的女人，或者被视为应当从公众世界中放逐出去的有毛病的女人。
此外，愤怒也来自担忧允许母亲表达后悔会对孩子造成伤害。这种担心并未脱离现实，因为我目睹了我所采访的女性透露出的痛苦，以及她们对孩子们可能会知道她们的想法或感受的深度担忧。
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去谈这些母亲的后悔？这有什么用吗？
我不止一次因为坚持探究这个议题而遭到指责，理由是，我本身就是一个不希望成为母亲的女人。在指控者眼中，我试图通过这样的探究来证实成为母亲对女人是不好的，并且想通过赞颂后悔而说服其他女人不当妈妈，借以合理化我自己对为人母亲的不乐意。
这真是一个非常扭曲的联结，就我而言，我不愿意成为母亲对我来说从来不是问题（即使在社会认为这是问题时，我还是觉得这对我来说不是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不是要歌颂母亲的后悔，也不是为了减少孩子的出生或是贬低那些满心希望成为母亲的女性因为在这些案例中我是亲母亲派，我不认为我有权利去操纵别的女人怎么生活并假设我懂的比她们多。这种傲慢的“我才懂”会让我跟父权制完全一样，自命不凡地“以女性的名义”和“这样对女性才好”说话。
我是一个女人，一位母亲的女儿，一位社会学家，一位女权主义者，我相信问题应该是反过来看的：让这些后悔的母亲保持沉默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假装这些母亲的后悔不存在，那么是谁要付出代价？
本书坚持认为，付出代价的是那些不想当妈妈的女性、不想或确实想当妈妈的母亲，以及孩子们，因为所有这些人都承受着社会秩序的实际后果，而这样的社会秩序使他们、使我们成为各种安排的承担者，那些安排肯定说的是对大家都好的话，但往往是对其他人好，对我们自己不好。
作为一个女人，作为我三个外甥女的阿姨，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我相信我们必须让更多女性有选择权，确保更多女性有机会自主自己的身体、决策和人生。事实是，现在这些不想为人母的女性仍然被贴标签、遭受谴责及惩罚，这显示了所谓的选择权其实并不真的存在。
坚持谈论后悔的深刻含义也展现在另一个层面上：参与研究的女性视之为自身的凭证。她们之中的一些人甚至要求我在我们见面一年、两年或者三年后，寄送她们的访谈记录给她们，以便她们能够了解自己并从中勾勒出精神和情感的蓝图。她们告诉我，当她们经过一段时间后重新回溯去看这些记录时，这些访谈内容给她们很大的帮助。此外，我和其中一些母亲在往后几年里有书信往来，她们中的许多人在描述这个研究时，反复提到这个研究“提供了一个平台”，让她们能够表达自我，使她们的话得到发表、倾听、阅读，从而使人们*终会倾听和思考。
森妮在我们结束谈话时这样告诉我： “我得在情绪上做好准备，知道我要开诚布公地谈论它，然后……然后它钻入我身后的狭缝中，我马上隐藏起这件事，然后继续前进。我并不会每天提到这件事。当我跟亲近的人谈论这件事时，我试着不要谈得太深入，因为这很痛、很痛，我一次又一次地处理我身上的伤口，就像我处理其他痛苦一样。
“我可以跟你谈这个问题。当我想到要跟你谈这个时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要谈论的主题完全是个禁忌，而我要如我所想要的那样公开和自由地谈论这件事。这就像我要去接受心理治疗一样。对其他人来说这是连说都不可说的可怕话题，但在这里我可以畅所欲言。我真的很喜欢这样。另一件事是，我肯定这可以拯救其他人所以对我来说是值得的。今天，我带着愉快的心情离开这里。我知道我帮助了其他女性，我也知道我放下了。我觉得这样真的很好。” 这给我们所有人参与研究的人、读者及研究者的启示是，当我们试着建立一个批判性的社会学去探讨一个带着纠结、痛楚和伤口的议题核心时，处理它们时可能会为当事人带来痛苦。但从另一方面来说，避谈这个问题会使我们可能无法理解这个世界，继而无法带来改变，就如森妮所说的，这就是母亲们要参与这个研究的理由之一。 这本书仅仅只是个开始，我相信这个主题还需要扩展到其他领域，因为在本书中我们并未深入谈论后悔的母亲们是怎样困在新自由主义的“选择”里面，正是这些“选择”将女性推入“成为母亲的轨道”（“你得当妈妈，否则……”），并同时让那些说客去对付那些已经成为母亲的女人（“这是你的选择！面对它！”）。
此外，仔细检视这样的压迫，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社会逻辑下的“责任”：在法律领域中，承认后悔是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证据，但谈到养育孩子和母亲身份时，后悔却被视为母亲放弃承担责任。在法律方面，后悔展现了一个人的理性和道德立场，但在母亲身份的领域中，后悔却被视为缺乏理智和不道德。我并不是在说后悔犯了罪（一种违反社会秩序的行为）和后悔为人母（一种实现社会秩序的行为）是一样的。然而就如同受访者提尔纱所说的：“你不能，你就是不能这么做，你不能就这样说哇！我做了错误的决定。”这也许能让我们去思考，后悔是怎样变成一种紧随着不愿为人母的女性的情感道德责任；因为要考量到这会造成的社会影响，这样的责任已经超越了“私人领域”。因此，我们不能再把这些后悔的女性想成是只考虑到自己的、自私又不道德的女人，在审视这些母亲的后悔时，我们可以了解女人被控制到只能去留意“自己的事”（也就是她们都将成为母亲并只关心自己的孩子）这种情况可能会助长不道德。正如美国女权主义作家及活动者埃伦佩克（Ellen Peck）曾经指出的：“（中略）我们文化中的利己主义鼓励着自家庭起始的慈爱观念，看看那些高尚的成语诸如‘你的孩子是你的责任’‘家庭至上’等。家庭*后成了一块名副其实的海绵，吸尽了一切本来可以传递到外界的关爱。（中略）婴儿和孩童，特别是我们自己亲生的，会让我们忽略了社群整体，还消除了我们的自我价值（self-value），使我们忽视了作为成年男性和成年女性的自我价值。” 现在的开始是为了进一步的未来。
所以我写了这本书。
通过回头去看那些被冷落在一旁的女性和母亲们，同时愿意去倾听所谓母亲的情感规则禁止了什么会发现我们面临的情感轨迹，远比许多人认为理所当然的单一主要路径要复杂得多。我们倾听在这项研究中（及之后）的女性诉说，描绘出许多不同的路径和路线图，而这并不只和那些后悔为人母的女性相关，这也关乎那些不想为人母的女性及已经是母亲的女性。因为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能描绘出其他可能的道路，在这些道路上，女性能够暂停、踱步、徘徊、转弯及漫步。
我们必须去铺设这样的道路。我们女性需要把世界掌握在我们手中，而不是随波逐流。我们女性需要主宰自己的身体和人生，也需要主宰自己的思想、感受和想象力。没有这些，就不会有补救办法。